1、在逐步迈入全球开放经济体过程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将是在全球经济周期性、全球化经济结构非均衡性、国际贸易新秩序、金融资本主义以及由政策引发的内外“米德冲突”中复杂纠缠,必将掀起一股百年历史大脉冲。贸易战就是博弈过程中制定新的多边共赢合作方式(当前的全球化规则---WTO规则已经开始不能适应新的全球话经济发展合作模式,发达国家寻求新的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规则),针对中国需要以改革开放应对贸易战。(但是个人认为,改革开放摆在前列,国内的深化改革是一切的基础)
2、贸易战的实质是‘以打谋合’,双方通过极端博弈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当前,以改革开发应对贸易战,已成为业界共识;
3、中国继续开放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及积累的家底同样面临不确定性的冲击:
(1)若开放金融市场,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而是一个资本自由流通、汇率自由波动的全球化市场。如此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即将面临的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冲突与竞争。
(2)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原有的发展道路、增长模式都将面临挑战——货币、财政、汇率、资本管制、人口、金融等经济政策都将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政策的灵活性和效果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此“政策性经济”将面临市场性经济的挑战。
(3)过去依靠政策性创造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低成本制造优势,也将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被削弱,需要重构全球化、市场化的竞争优势。
(4)现已积累的高外汇、高储蓄与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将面临汇率市场化波动、资本“堰塞湖”泄洪、国内经济周期性烫平的冲击。
4、中国经济更深化的全球化改革,有以下三个挑战:
(1)“政策性经济”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
(2)高外储、高储蓄、高国储或遇“堰塞湖”泄洪风险(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财政、货币、产业、金融、外汇、资本等政策都受到了限制);
(3)宏观经济政策或遭内外部“米德冲突”;
5、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构建全新的国际生存及竞争逻辑,需要考虑以下方法来应对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挑战:
(1)中国需要更主动、积极的参与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设;
(2)中美贸易战、国际新秩序重构以及国内经济下行之际,全面深化国内改革开放(汇率制度、资本制度、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改革尤为关键);
(3)制定“经济宪法”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随意性,防止宏观调控扩大化,防止政府和市场双失灵;
(4)深入研究国际市场规律,根据国际市场规律逐步调整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