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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临危受命，宣称将锐意变革“再造美国”。奥巴马元年经济施政可用“一个中心和三项改革”概括。一个中心是通过实施ARRR法案刺激经济，三项改革包括医疗、金融、能源-气侯政策改革。总额8780亿美元ARRA法案到2009年底约已支出35%，此外还实施“现金换旧车（CARS）”项目、拓展延长ARRA条款等以刺激经济。
美国危机救助政策收到初步成效。各种利差持续下降和低位企稳，2009年三、四季度GDP增长由负转正，股指2009年初反弹和三种房价指数先后跌幅收窄或企稳回升，说明美国经济已走出急救室并呈现某些复苏形态。事实证明美国经济具有抵御危机打击的调整能力，然而美国经济要想重回景气增长还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克服以下四方面困难尤其关键。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危机前美国增长模式深层问题在于，给定现有汇率、工资等国际相对价格体系，美国企业难以在国内找到足够数量具有竞争力投资项目，追求高增长势必过度依赖消费。从数据看，战后60年消费平均对总需求增长贡献79%，投资为22%。2001-2009年消费贡献率高达112%，意味着经济增长以投资、净出口负增长为前提，显然无法持续。美国去年三季度增长主要靠消费，四季度增长主要靠存货降速收窄，复苏能否持续关键在固定资产投资。
二是“两个10%的矛盾”。美国失业率2009年10月上升到10.1%。与美国战后十次复苏通常同时伴随失业率走低不同，目前失业率仍处10%高位。美国朝野主张加大刺激力度加以应对，但是巨大财政窟窿对长期增长带来更大风险。2009年美国赤字1.4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9.9%，联邦债务率也上升到83.4%仅次于二战峰值高位。高失业率要求加大赤字刺激力度，高赤字率要求尽快重建财政平衡，“两个10%”显示美国经济被疗效相互冲突并发重症所困扰。
三是负信贷增长与通货膨胀矛盾。危机导致信贷大跌，此次信贷下跌程度为五十年之最，目前仍是负增长。没有信贷回升，就不能有活跃投资，难有持续复苏，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然而同时通胀压力已悄然再现。今年元月美国CPI、PPI、进口价格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9%、6.3%、11.6%。这说明美国复苏面临内部结构困难，也说明本轮危机特征在于，并非通过美国复苏带动全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增长，而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强劲复苏，率先推动美国进口价格上涨，一定程度推高美国物价。美国面对经济增长乏力与通胀压力上升尴尬局面。
四是外部失衡可能卷土重来。金融危机爆发后，严重衰退使美国外贸逆差显著收窄。然而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伴随外部失衡“复苏”。简单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如果经济结构未能得到调整，假定201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和4%，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例将上升1.0和1.5个百分点。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历史数据，有理由认为美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下降。过去6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2%，但2001-2009年年均增长不到2%，2002-2007年景气期增长率也只有2.8%。考虑前一段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未来面临结构调整困难，可推测除非发生特别有利的重大产业革命，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具体降幅可进一步研究，作为初步推测可认为未来十年平均水平不会超过2.0%-2.5%。
应对深层矛盾，美国面临两类选择。一类是追求短期速成治标策略，一类是致力于结构调整的治本策略。速成策略基于“高失业率—GDP缺口—需求刺激”认识范式，试图通过超级刺激政策和几次立法改革跳出困境。政策特征在于忽视退出过迟和赤字扩大风险，试图采用债务货币化-通胀方法为未来财政危机解套。涉外领域诉诸保护主义转移矛盾，甚至冒险采取更为激化矛盾方式释放压力。
与速成治标策略不同，致力长期结构调整治本策略需要正视深层结构问题，接受一个时期潜在增长速度降低现实，在低增长低通胀宏观环境中培育市场力量进行结构调整。同时把控制财政赤字、遵守货币纪律、应对通胀风险置于优先地位，严肃对待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义务。最后需要培育技术创新、谋求前沿突破、拓宽全球产业技术可能性空间，把美国相对优势建立在生产力创新上。
认识美国对我国开放宏观政策调整具有借鉴意义。我国自身经验证明总需求并非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从客观情况看外部经济也无力支撑中国总需求增长，我们要对内需增长足以提供合意总需求这一判断树立信心。其次，中国不仅在大宗商品投资上是增量大国，去年开始在总需求指标上成为增量领跑国家，面对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我们需要以汇率-利率政策调整为重要内容，尽快建立适应开放型大国经济需要的宏观政策架构。最后，在以我为主进行政策调整基础上，反对美国的保护主义，鼓励美国进行深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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