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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权力与人——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翟东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一书作者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说法，诸如关于外围中心论的解释、马尔萨斯人口论、资源诅咒的定义等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只看到物而忽视人，是西方经济学许多模型的最大误区。
西方经济学非常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该书指出，与技术发展相比，制度起的作用要小得多。作者用德国与英国技术竞争、美国与苏联技术竞争的例子说明，无论何种制度均可带来技术进步，只不过技术创新若想持续，必须有市场和资本的支撑。英国靠殖民化扩张海外市场，吸引海外资本与人才，从而保持了技术创新的动力，在与德国的竞争中获得了更多优势。美国当年也是利用了全球市场与全球资本，吸引了全球技术人才，最终成就霸权，并不是因为其制度多么优越，而是因为保持工业化时代的技术领先，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当美国不再垄断技术高地时，就对别国占领技术高地异常敏感。突出表现为当中国的华为公司领先全球5G通信技术时，美国政府不惜动用国家权力及盟国关系，全面封杀华为公司，全然不顾其在全球推广的“市场经济”理论。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上，全书批判了自马尔萨斯人口论以来西方经济学“见木不见林”的短视，全然不顾人口既是财富的分配者又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一事实。同时，作者认为，那些担心债务上升太快会导致经济崩溃的逻辑，是典型的杞人忧天，因为如果债务是用来投资的，那么债务势必有利于GDP增长，从而降低债务比例；相反，用消灭债务的方法来减轻风险，可能导致GDP增长下降，反而增加债务比例。
西方左翼学者十分关注国际秩序中不平等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关系，关心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书中指出，这些学者虽然同情处于外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却忽视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共生关系，从而忽略了中心外围格局的内在稳定性，也无法给外围国家提供持续发展的恰当的政策组合建议。
此外，西方经济学家热衷于把政府当作民众不得不承受的恶，认为应该限制政府，放大市场。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作者在书中提出，没有政府的市场与社会难以为继。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相对于社会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功能会越来越复杂。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秩序可能乱作一团，市场无法发挥有效的促进竞争的作用。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两手都硬”才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基础。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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