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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去我国人口流向总体是从西往东，而且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被称之为“孔雀东南飞”。从“常住人口”角度来看，“东进”和“南下”的态势仍然相对明显。例如2018年广东、浙江、安徽、重庆、四川，均呈现出了常住人口净流入的迹象。不可否认，常住人口的流向，能够反映很多问题，例如经济实力的分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但除此之外，本文把视角进一步往下延伸，试图用各地彩票销售、居民收入结构和用电量变化等数据来探讨中低收入群体的流向状况。当然，常住人口与中低收入群体的统计口径存在明显差异。
2.如果说前往澳门参加博彩的人群可能集中在中高收入阶层的话，大陆地区购买彩票的主要群体或许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上。
3.当全体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走高，但彩票销售增速走低，两种可能，一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数量在减少，二是收入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力度降低，但总而言之，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获得减少。
当全体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走低，但彩票销售增速走高，两种可能，一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数量在增加，二是收入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倾斜力度加大，但总而言之，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获得增加。
4.使用两项相对增速指标，只能进行第一步筛选，把2019年前8个月表现较为异常的12个省市提取出来。在表现异常的省市中，尝试进一步叠加用电量的数据，来观察相关省市的表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用电量视作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而经济活跃程度对劳动力数量是直接影响，传导至收入分配是间接影响，从而大致反映人口结构因素。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缺少各省市居民生活用电的数据。
5.这里假设：经济活跃程度对劳动力数量是直接传导，对收入分配是间接传导。从经济活跃程度向劳动力数量的传导，逻辑尚待进一步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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