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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育] 米塞斯:私营企业的官僚管理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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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jian2009ab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19-10-11 17:00:19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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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私营企业的官僚管理

本文选自路德维希·米塞斯《官僚主义》第四章。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3.对人事选择的干预

政府对私营企业经营活动的每一种干预,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扼杀开拓创新精神,助长官僚主义。我们不能研究它所采用的一切方法。只要看看一个尤其可憎的例子,也就足够了。


甚至在19世纪,在欧洲自由主义的初期,私人企业也从未享有美国这样的自由。在欧洲大陆,每个企业,尤其是每个公司,在许多方面一直摆脱不了政府各个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官僚机构掌握着能给企业造成严重损害的权力。为了避免这种损害,经理只好同掌权者搞好关系。


最常见的做法是迎合政府在董事会构成上的愿望。甚至在英国,不包括若干同侪的董事会,便被视为不那么可敬。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东南欧,董事会里充斥着前内阁部长、将军、政治家、堂表亲、内兄内弟、同窗和另一些诸如此类的朋友。这些董事不必具备任何经商能力和经验。


董事会里这种门外汉现象,大体上无伤大雅。他们不过是拿些小费和分享利润。但是对于另一些没有进入董事会资格的掌权的亲戚朋友,便为他们在领导班子里安排领薪职位。这些人与其说是人才,不如说是负担。


在政府对工商业的干预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只能任命这样的经理,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克服同当局打交道时遇到的麻烦。最初,只有一名副总裁负责“涉及政府部门的事务”。后来,对总裁和所有的副总裁的主要要求,就是与政府和政党搞好关系。最后,再也没有公司能够“奢侈地”雇用那些不熟悉行政机关、工会和大政党的人了。


前政府官员、助理秘书以及各部的顾问,被视为管理层职位最适当的人选。


这种执行官根本不关心公司的繁荣。他们习惯于官僚化的管理,他们也相应地改变了公司业务的行为方式。假如能够依靠政府方面的支持,何必为生产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操心呢?对于他们来说,政府的合同,更有效的关税保护以及政府的另一些照顾,才是主要的关切所在。他们为获得这些特权而花钱,为政党和政府的宣传提供经费,任命那些同当局一个鼻孔出气的人。


德国大公司在选择管理班子时着眼于商业和技术能力的时代,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精明且政治上可靠的同窗俱乐部会员,经常比称职的专业人士有更好的受雇机会。


美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就像官僚体制的每一个领域一样,美国私营企业的官僚化也很“落后”。对于国务秘书伊克斯(Ickes)的“每个大企业都是官僚机构”①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仍然存有疑问。但是,假如这位内务秘书是正确的,或者,就算他是正确的,这种现象也不是私人企业演化的产物,而是政府对工商业的干预有增无减的产物。

①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纽约时报杂志》), January 16, 1944, p.9.


4.对政府官僚机构的无限依赖

凡是有机会了解南欧和东欧经济状况的美国工商业人士,都把自己的观察概括为两点:这些国家的企业家不关心生产效率,腐败的派系操控着政府。这种描述大体不错。不过它没有提到,工业的低效率和腐败,都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干预工商业时采取的方式造成的后果。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既可以毁掉每一个企业,也可以为它大开方便之门。每个企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假如商人不是一个强国的公民,它的外交和领事代表能够为他提供保护,他便只能任由行政部门和执政党宰割了。它们能够拿走他的全部财产,把他投入监狱。另一方面,它们也能让他发财。


政府决定着关税和运费。它批准或吊销进出口许可证。每个公民或居民,必须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在政府那儿结汇。另一方面,政府是唯一的外汇供应商,它能够随意拒绝换汇申请。在欧洲,几乎每一种生产都要依靠从国外进口设备、机器、原料和半成品,这种拒绝无异于让工厂关门。税额的最后决定权,实际上被授予了当局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行为。议会是统治者手里的玩偶,法院也是经过它们挑选的。


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家只好借助于两种手段:外交和贿赂。他只能采用这些方式,不但同执政党打交道,而且同某一天会掌权的那些不合法地给他找麻烦的反对派打交道。这是一种危险的两面派行为。只有无惧无畏的人,能够在这种堕落的环境里撑下去。在较为自由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商人,只能离开这种地方,被冒险家所取代。习惯于法治和公平环境的西欧和美国的企业家,只能利用当地的代理人,不然肯定失败。


这种体制当然不会给技术改进提供激励因素。企业家只有在能够依靠一家外国公司的信贷购买机器时,他才会考虑增加投资。成为某个西方国家的公司的债务人,被视为一种优势,因为该国的外交官会为保护债权人而进行干预,从而也为债务人提供了帮助。只有当政府网开一面,从而有望获得巨大利润时,企业才会设立新的生产分部。


在谴责腐败现象时,把矛头指向干预工商业的政府体系和官僚主义本身,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在堕落的政客手中蜕变为敲诈的官僚主义。我们必须承认,假如这些国家没有放弃自由企业制度,它们本来可以避免这种罪恶。战后将要开始的经济重建,必须对它们的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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