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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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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挫折的野心的怨恨
现在，我们就可以尝试弄清人们为什么憎恨资本主义了。
在建立在种姓与身份之上的社会中，个人可以把自己不利的命运归咎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他是个奴隶，因为决定所有人的生命历程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已经给他指定了这个地位。这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因此，他没有理由为他卑微的地位而羞愧。面对着他现在的境遇，他的妻子也挑不出他的错。如果她对他说：“为什么你不是个公爵？如果你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可以回敬她：“如果我生来就是公爵的儿子，我就不会娶你，一个奴隶的女儿；我会娶另一位公爵的女儿。你不是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错，你为什么不再聪明一点，生在一个好人家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形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每个人的生活境遇，都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每个野心没有完全实现的人都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错失了某些机会，他已经努力过了，但却发现，大伙儿对他不满意。如果他的妻子训斥他：“你为什么每周只能挣80美元？如果你跟你以前的朋友保罗一样聪明，你也早成了领班了，我也可以过上好日子了，”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低人一等，他觉得很丢脸。
人们经常谈论资本主义的残酷，说的最多就是资本主义是按照每个人对他的同胞的贡献之大小来安排他的地位、财富的。起主导作用的原则是根据成绩进行分配，自己境遇不好，只能怪自己，而无法找到借口。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成功了，而自己却失败了。每个人都知道，很多让他嫉妒的人，都是白手起家，当初自己跟人家是同时起步的。更糟糕的是，他知道，所有人也都知道这一切内情。他从自己的老婆孩子眼中看出了某种无言的指责：“你怎么就不能聪明一点呢？”他看到，人们是如何赞美那些比他成功的人士的，对他，则是一脸的鄙视，甚至是怜悯，
让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自在的，正是下面的事实：资本主义给每个人都提供了爬到人人都向往的地位的机会，不幸的是，当然，最后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一个人本来期望得到很多东西，但最后，自己的雄心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满足。他总是看到，有的人在自己失败的地方竟然取得了成功。总是有一些人超过了他，面对他们，他在潜意识中滋生出了一种自卑情结。流浪汉对拥有稳定职业的人、工厂的工人对领班、经理对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对公司的董事长、家产只有3000美元的人对百万富翁，产生的就是这种心态。每个人的自信和道德均衡感，都受到那些证明了自己天赋和才能更出众的人士的辉煌成就的冲击。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和不足。
德国历史上有一长串学者都激烈地反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理念和理性主义、功利主义、自由放任的社会哲学，及这些思想流派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其开山始祖是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让默泽尔感到气愤的一个新奇的原则竟然是有人提出，军队军官和政府公务员的提拔，应当依据个人的优点和天赋，而不是取决于这些在职人员的祖先和其贵族血统，及他的年龄和服务时间。默泽尔说，如果成功只取决于个人的功劳，这样的社会是完全无法维持下去的。每个人天生都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和赢得的奖赏。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是由那些在自己内在的功劳之外的因素所决定，那么，那些处于社会等级最低等的人就会坦然接受这种结果，他们会知道自己的斤两，他们仍然会保有自己的尊严和自尊。但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的功劳决定生活境遇，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士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凌辱和伤害。其结果必然是，他们将憎恨和敌视所有比他强的人。
资本主义的价格与市场体系就是这样一种靠个人的优点和成就决定每个人成败的社会。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默泽尔对功劳原则的成见，我们必须承认，他对该原则的心理后果的描述还是正确的。他已经洞悉了那些做了努力但却没有讨得人们喜欢的人士的感觉。
为了自我安慰，恢复自信，这样的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他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的失败并不是自己的错。他跟那些盖过了自己的人至少一样地优秀、高效而勤奋。但很不幸，我们现有的邪恶的社会秩序却并不是把奖赏给予那些最应当获得的人；相反，吃香的是那些不诚实的、无耻的恶棍、骗子、剥削者和“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他太正派了，拒绝使用卑劣的诡计，而那些获得成功的竞争对手正是靠这些伎俩获得优势地位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在美德与贫穷之间做抉择，也不得不在邪恶与富裕之间做抉择。而他本人，感谢上帝，选择了前者而拒绝了后者。
如果一个社会是按照每个人对他的同胞的贡献的大小而区别对待人们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掌握者，那么，寻找替罪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的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在这样的社会中，雄心壮志没有完全实现的人都会对那些获得了成功的人士的财富心生怨恨。愚蠢的人会用诋毁、中伤等形式直接了当地发泄这种情绪。而能说会道的人则不会一味地恶言中伤。他们会把他们的憎恨之情升华为某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为的是抑制某种发自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他们说，他们的失败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之所以狂热地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行辩护，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他们正在拼命地与错在自己这种意识进行搏斗。
野心遭受挫折所带来的痛苦，是生活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社会中的人们所特有的心态。这并不是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在知识天赋、意志力量和勤奋刻苦上的不平等，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一个人事实上是什么样的人，他获得了什么，跟他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获得什么，两者之间的鸿沟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了。幻想某种按照他的“真实价值”对待他的“公平”世界，这样的白日梦正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士的唯一的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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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怨恨
普通人通常没有机会与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士交往。他活动的圈子同样都是普通人。他从来不会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碰上他的老板。他永远不可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一位企业家或一名经理要想成功地服务于消费者所需要的天赋和技能到底有何不同。他的嫉妒和怨恨并不是针对某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指向那些苍白无力的抽象的东西，比如“管理层”、“资本”、“华尔街”。人们是不大可能用日常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对活生生的人的厌憎之感去憎恨这样一个模糊的影子的。
那些由于职业关系或家属关系而有条件与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人士打交道的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自己相信，这些报酬本来应该自己得到的，他们的野心遭受挫折的那种情绪变得特别地刻骨铭心，因为他们的憎恨之情是由具体的张三李四引起的。他们之所以憎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让另一个家伙抢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他的位置。
这些心怀怨恨的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以医生为例说吧。日常活动和亲身经历会使每个医生清楚地看到，所有医务人员中按照各自的功劳和成就分成不同的等级。有些人比他更有名望，他必须学习和应用人家的方法和创新技术，才能跟得上发展的脚步。而上医学院的时候，他跟这些人也是同学，现在，他却只能给人家当实习医师，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只能充当人家的助理。他在病人的病床前、在社交场合总是碰到这些人。其中有些还是他的朋友，或者跟他关系很密切，他们对他非常客气，竭力想让他觉得大家仍然是好哥们儿。但在公众的眼里，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他，收入也总是比他高得多。他们样样都比他好，他们现在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当他与人家对比，他就觉得很丢脸。而他又得小心地留意，否则，别人就会看出他的怨恨和嫉妒。哪怕是稍不留神露出一点这种情绪，也会被认为是没有风度，会使他在所有人眼里跌价。他必须强忍自己的羞辱感，他必须把自己的愤慨转移到替代性目标上，于是，他开始愤怒地控诉社会的经济组织，也即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本来，正是这种不公平的体制，才能使他的天赋和才能、他的热情和他的成就，能为他带来他所应得的财富。
很多律师和教师，艺术家和演员，作家和记者，建筑师和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和化学家，都处于这种情形之中。他们也都遭受了挫折，因为他们为他们更成功的同事、他们从前的同学和哥们儿高自己一头而恼火。而那些职业行为规范和职业伦理更加深了他们的怨恨，因为这些规范和伦理给残酷竞争的现实罩上了一层伙伴情谊、同事关系的温情帷幕。
要想理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在他的心目中，这种体系是他所怨恨、他觉得使他的远大抱负遭受挫折的那些取得成功的同事的拟人化体现。他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厌恶，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对那些成功的“同事”的憎恨而已。
（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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