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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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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成见
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成见并不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不过在美国，要比在欧洲表现得更普遍、更严重。要解释这一实在令人惊异的事实，我们必须研究我们叫做“上流社会”、法国人叫做le monde的东西。
在欧洲，“社交界”包括社会领域中的卓越人士。国务活动家、议会领袖、政府各部门领导人，重要报刊的出版人和编辑，著名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工程师、律师和医生，以及杰出的商人、贵族和名门望族的后裔，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上流社会。他们在宴会和（午后）茶会中、在慈善捐款活动和义卖场上、在首场演出和艺术展览开幕式上，总能彼此碰见；他们去同样的几家餐馆、酒店和度假胜地。他们相遇的时候，以谈论思想问题为乐。这种社会交际活动模式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在巴黎的沙龙中盛极一时，随后被西欧和中欧各大城市的“社交界”所效仿。新观念和新思想在影响更广大的民众之前，先在这些社交聚会中交流碰撞。如果我们不分析“社交界”对文学艺术界重要人物所产生的鼓励或阻碍作用，我们就没有办法研究19世纪的美术和文学史。
欧洲的社交界大门对在任一领域中出人头地的人都敞开着。具有贵族血统和巨额财富的人，的确比拥有一定财富的普通人更容易进入社交圈子，但是，财富和头衔都不能赋予某个人以地位和特权，这些东西只属于那些本人超凡出众之士。巴黎沙龙中的明星人物不是百万富翁，而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知识分子在唱主角，而其他附庸风雅的人也对思想观念问题也不乏兴致。
美国是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社交界的。美国人所说的“上流社会”一般只指那些最富裕的家族。最成功的商人与我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少之又少。那些被列入社会名人录中的人物，不会跟决定着国家未来、塑造着公共舆论的人士和观念上的先锋人士在社交场合相会。很多“上流社会人士”对书籍和观念没有任何兴致。他们碰头的时候，如果不是玩牌，就是闲聊人家的是非；他们说的更多的是体育，而不是文化问题。而即使其中有些人并不反感读书，他也从来不会觉得有必要跟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之流的人物交往。在“上流社会”与知识分子中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可以对这种现象作出历史学的解释，不过不管如何解释，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本身，也不能消除或者缓解知识分子面对“上流社会”成员那种轻蔑态度而产生的怨恨情绪。美国作家或科学家总是倾向于认为，有钱的商人是野蛮人，是一门心思赚钱的怪物。教授们鄙视本校校友，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大学的足球队，而不他的学术成就。如果他得知，足球队教练的薪水比著名哲学教授的工资还高，他就觉得受到了屈辱。从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的科研人员，则憎恨那些只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金钱价值感兴趣的商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大量从事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都同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我们也看到，由于对经济学的无知，大学里的经济学教师也反对他们轻蔑地称之为利润制度的资本主义。我们也不应该指望他们会有别的态度。
如果一个群体把自己与其他人隔绝起来，尤其是与其知识思想领袖隔绝起来，比如像美国“上流人士”那样，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被他们排斥在外的其他群体充满敌意的批评的靶子。美国富人所奉行的排他主义，已经使他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弃儿。他们可以为他们的超凡出众而自我陶醉。但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疏离心态，已经使他们陷入孤立状态，并激起了社会的仇视，促使知识分子热衷于反资本主义的政策。
7
白领工人的怨恨
白领工人除了受绝大多数人都共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憎恨的困扰之外，还有本阶层特有的两大烦恼折磨着他们。
他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前与纸面上的文字、数字打交道，他总是容易过高地估计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他跟老板一样，在撰写报告，阅读其他人写的报告，与他人直接谈话或者通过电话交谈。他自负地认为自己属于企业管理精英，他认为自己干的事跟老板干的事差不多。作为“脑力劳动者”，他对双手结茧、浑身油污的体力劳动者不屑一顾。让他惊奇的是，就是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不少人拿的钱比他还多，也比他更受人敬重。他觉得这可真是奇耻大辱，资本主义没有按照他的“智力”劳动的“真正”价值对他作出正确评价，反而对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家伙从事的简单乏味的劳动青睐有加。
在这种关于办公室工作和体力劳动的价值的陈腐观念影响下，白领工人不屑于根据局势作出更现实的判断。他没有看出，他自己的文案工作仅仅是完成日常事务，只需要简单的训练就足以应付，而他所嫉妒的“行家”，则是具有高度技能的技师和技术人员，他们知道如何操作现代工业生产中使用的种种复杂精细的机器设备。正是对现实的那种完全错误的理解，暴露了文案人员缺乏洞察力和理性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文案工作者跟专业人员每天都与比他们更成功的人士打交道，这也给他们凭添了一层苦恼。他看到，跟他水平相当的同事已经爬到了管理阶层，而他却仍然留在最底层。就在昨天，保罗跟他还在一个级别，今天，保罗却成了重要人物，地位要高，待遇也更好。而在他看来，保罗样样都不如他。他当然就会得出结论，保罗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成就，靠的就是玩弄那些卑劣的阴谋和手腕，只有在这种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面，这一套才吃得开，难怪所有的书刊报纸、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在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祸害和不幸的根源。
文案人员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自己的低级工作也是企业家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跟他们的老板干的事没多大区别。这种毫无根据的想法可以从列宁在他最流行的文章中所提出的“控制生产和分配”的设想中看到最经典的表述。列宁本人和他的革命同志从来不了解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他们也从来不想了解这一点。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了解，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都是些职业革命家，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党的经费，其中有的是自愿捐助的，有的则是来自强制——被迫——捐献和党费，有的是通过暴力“剥夺”得到的。不过，在1917年前，当他们流亡西欧、中欧之时，有些同志偶尔曾经在企业中从事过低级的日常文案工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经验，他们不得不填写表格、抄写信件、在账本中填写数字、把文件归档，这些经验，就是列宁关于企业活动所能得到的全部信息。
列宁正确地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工作，一边是企业家的活动，另一边是“受过科学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农艺师等人”的工作。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属于命令执行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要遵守资本家的命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则将服从“武装的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功能则是不同的：在列宁看来，他们的功能是“控制劳动和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那么，企业家和资本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确定，如何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即决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东西，质量如何。但列宁所说的“控制”却并不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可以设想出的任何社会组织体系中，管理生产活动所必然面临的难题：生产要素必然的稀缺性，进行生产的未来环境必然的不确定性，必需得从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中挑选出适合实现自己目标的技术，而这一目标本身也是选择出来的，它对其他目标的实现构成的阻力最小——也就是说，必须挑选出生产成本最低的技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而列宁从他的那些偶尔在企业办公室干过的同志们的故事中所了解的关于企业的知识就是，企业需要大量的文牍、抄写和计算工作。于是，他宣称，“计算和控制”是组织和和正确管理社会所必需的最重要的东西。他接着又写道，“计算和控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因而，他们已经成了监督、抄抄写写、开发票等非常简单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读、会写、懂得算术四则运算，就可以应付得了。”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充斥在踌躇满志的文案人员心灵中的哲学。
（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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