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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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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子”的怨恨
在不受外部力量干预之骚扰的市场上，把生产要素的控制权集中到最有效率的人士手中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停过。只要某个人或某个企业开始松懈，不能以最佳的方式满足消费者那些还没有被恰当满足的最迫切需求，靠从前的努力成功地积累起来的那些财富就会开始消散。这种财富的消散过程通常是商人还在人世但其上进心、精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由于年龄、疲劳和病痛的影响而减退的时候，在他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的能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更常见的情形是，他的子孙后代的好逸恶劳很快会将遗产挥霍一空。假如这些懒惰、没有热情的后裔，并没有沦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尽管自己很无能，却仍然是有钱人，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财富归功于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制度和政治措施。他们当了市场的逃兵，因为在市场中，除了每天都与他人、与已经存在的企业，与“小本经营”的新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以不断获取新财产之外，是没有办法保住已经获得的财富的。于是，他们购买政府债券，躲到政府的卵翼之下，政府已经许诺保护他们不受市场中的危险的冲击，而在市场中，没有效率就会遭到惩罚。
不过，也有一些家族，连续好几代都具有取得企业经营成功所需要的突出才能。有一、两个儿子、孙子甚至重孙子的才能跟其祖先不相上下甚至更厉害。于是，祖传的财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当然不很常见。这种情况不仅因其罕见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做大祖传的企业，从而赢得了双重的敬重，人们对他们的祖先的敬重，及对他们本人的敬重。人们忽视了身份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分，有时将他们称为“贵族”（patrician），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具有个人教养、高雅的品味和优美的举止，又具有努力工作的商人的技巧和勤奋。他们中有些人属于全国甚至全球最富裕的企业家。
正是所谓的世家中极少数最富裕的人士的情形，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剖析，以解释某种在现代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和阴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现象。
即使在这些非常幸运的家族，成功打理生意所需要的素质也是不可能代代相传的。通常，每一代人中，也就有一个、最多有两个人具有这种素质。因此，家族的财富和家族企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关键，就系于将管理大权交给这一两个人，而家族其他成员则要被降格到只能享受自己所应获得的那个份额的地位。选择这种制度安排的方式由于各国和地方法律规定的不同而各有区别。不过其结果则总是一样的。要通过种种办法把家族成员划分为两类：一类可以参与家族事业管理，另一类则只能置身事外。
第二类人与我们称之为老板的第一类人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老板的兄弟、侄子、外甥，也可能是其姐妹，守寡的嫂子弟媳、侄女、外甥女等等。我们想把这第二类人统称为侄子。
侄子的收入来自企业或公司。但他们自己对生意声的事一窍不通，对于企业家必需处理的那些问题一无所知。他们从小上的是时髦的寄宿学校和大学，那里的空气充斥着对于一门心思挣钱的傲慢的轻蔑。有些人把自己的时间消磨在夜总会和其他玩乐场所，博彩、赌博，大吃大喝，纵情声色。还有一些人则玩玩绘画、写作或其他艺术事业，当然都是半吊子水平。可以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荒废年华、百无一用的人物。
这个侄子群体中一直有并且现在确实仍然有一些例外，他们中确实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比他们征逐声色搞出来的丑闻更引人注目。很多最著名的作家、学者和政治家都是这种“无所事事的绅士”。由于不用汲汲于谋求令人痛苦的职业挣钱养家糊口，也不用非得投主流成见之所好，因此，他们成为新观念的先锋人士。另有一些人，尽管本人缺乏天分，但却成了艺术家的慷慨资助者；如果没有他们的财政资助和热烈喝彩，艺术家是不可能完成他们的开创性作品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有钱人在英国思想和政治演变过程的作用。19世纪法国的作家和艺术家所生活、并获得灵感的地方，就是Le monde，即“社交圈子”。
不过，我们这里既不准备探讨花花公子们的罪恶，也不准备研究另一群有钱人的卓越成就。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专门传播旨在摧毁市场经济的理论的那部分“侄子们”。
很多侄子相信，他们受到了调整他们与老板和家族企业间财务关系的那种制度安排的伤害。不管这种安排是出于父亲或祖父的意志，还是他们自己签字认可的，反正他们觉得，他们得到的太少，而老板占有得太多。由于不熟悉企业和市场和性质，他们坚信——跟有些大思想家一样——资本可以自动地“生出利润”。他们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负责打理家族事业的这些成员应当挣得比他们多。他们觉得这没有道理。他们过于愚钝，根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财务报表和盈亏帐目，他们就总是怀疑老板的一举一动都包藏祸心，是在有意欺骗他们，剥夺他该得的遗产。总之，他们总是愤愤不平。
毫不奇怪，老板对此大为光火。他们对自己成功地应对了政府和工会在企业发展道路上设置的障碍非常自豪，他们完全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效率和热情，这个企业要么早就误入歧途，要么家族已经被迫将其出售了。他们相信，侄子们应当对他们的功劳公正一些；他们认为，侄子们的抱怨简直是厚颜无耻，令人不能容忍。
老板和侄子们间的家族内讧本来只是家族成员内部的事。但是，如果侄子由于对老板恼羞成怒而加入到反资本主义阵营，为形形色色的“进步”事业提供财政资助，家族内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侄子狂热地支持罢工活动，哪怕是他们自己家族企业的罢工也支持[4]。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进步”杂志和很多“进步”报纸都完全依靠他们慷慨提供的资助运营。这些侄子们向所谓进步的大学、学院和从事“社会问题研究”的研究所捐款，也资助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政党活动。他们是“空谈社会主义者”（parlor socialists）和“阁楼布尔什维克”（penthouse Bolsheviks），他们在摧毁“阴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百老汇和好莱坞的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让很多人得到了可观的收入，他们渴望休闲娱乐。于是，人们涌入剧院。表演活动大赚其钱。最受欢迎的演员和剧作家能得到6位数的收入。他们生活在有男管家和游泳池的豪华大宅中。他们当然不是“缺衣少食的囚徒”。然而，世界著名的娱乐产业中心——好莱坞和百老汇，却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在这里的作家和演员中间，可以找到最狂热的苏联崇拜者。
人们曾经从各种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绝大多数解释都言之有理。不过，这些解释都没有触及驱使舞台和银幕上的明星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动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上的成功取决于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对一个人的成绩的评估。不管是制造商所提供的服务，还是制片人、演员和剧作家提供的服务，概莫例外。而意识到这种依赖性后，表演行业中的人士比起向消费者供应物质服务的制造商来说更不自在。物质商品的制造商知道，他们的产品是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而被消费者购买的。他们可以理性地预期，只要公众还没有找到更好或更廉价的同类商品，就将继续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所满足的那些需求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大会改变的。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商品的市场状态是可以被聪明的企业家预测到的。他们可以相当自信地预见未来。
娱乐行业却截然不同了。人们之所以需要娱乐消遣，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沉闷。对于娱乐消遣而言，跟以前雷同，就是最乏味的了。娱乐产业的本质就是多样化。掏钱的人最期望得到的就是新东西，出人意料、让人惊喜的东西。他们的心思变幻无常，无人可以预料。他们鄙弃他们昨天还珍视的东西。因而，舞台上或银幕上的大腕们，总是担心公众的变幻莫测。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可能还很有钱，很著名，但到了明天，就可以被人遗忘。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命运完全取决于那些追逐快乐的大众的一时兴致。他总是焦虑不安，心神不宁。跟易卜生戏剧中的建筑师一样，他总是担心突然来个不认识的新手，一个更有活力的年轻人，抢走大家对他的注意力。
显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些舞台明星们的烦恼。于是，他们就到处寻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中有些人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解救他们。它不是一种可以让人人幸福的制度吗？最著名的人不都在宣称，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主义招致的，而共产主义则可以消灭这一切罪恶？他们自己不也都是辛勤劳动的人，是其他劳动人民的同志？
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好莱坞和百老汇的那些共产主义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研究过任何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恐怕也没有人认真地分析过市场经济。然而，恰恰因为无知，所以漂亮的姑娘们，舞蹈家和歌唱家，连环漫画、电影和歌曲的作者和出品人，才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幻想，以为只要“剥削者”被剥夺了，他们特殊的不平、苦难就不复存在了。
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应该为娱乐产业中的很多愚蠢、粗鄙的产品承担责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强为辩解。不过值得记住的是，在美国，生产出这些无聊的戏剧和电影的人，恰好是那些最热烈地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要寻找法国文学批评大家泰纳（Taine）曾经高度重视的看似琐碎的历史事实恰可成为说明问题的权威资料，那么，他就不应忘了提一下，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脱衣舞艺术家在美国的激进社会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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