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学：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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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倡导自由市场，但他们内部对自由市场的论证却是基于对市场本质的不同理解，在理论上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两个群体之间，在下述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绝然不同的理论解释：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是一般均衡还是一种动态协调过程？价格传递出来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信息？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芝加哥学派的论证，遵循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以均衡理论来论证市场的最优性质。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尚只是用马歇尔均衡范式来为自由市场的效率辩护，而卢卡斯等较年轻的一代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为之辩护。一般均衡模型原本只能充当一种启发式的思考框架，不能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解读，甚至算不上一种近似的解读。因为，市场失灵在理论上正是从这种模型中推导出来的，且不说这种模型本身还存在着某些根本性问题。但是，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却坚持认为，只要对阿罗-德布鲁模型做一些理论上的改进，就可以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纯粹形态的论证，一种对现实市场经济的近似描述。

　　如何“改进”呢？那就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榜样，增添“理性预期”之类的假设。理性预期意味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充分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而且确切知道经济如何运转的机制，由此可以形成关于工资、价格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准确预测。正是基于对这一假设的理论自信，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将有效市场假说推论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卢卡斯供给函数”，它依赖于所谓劳动供给的“跨期弹性”。根据这一假设并结合理性预期假设，卢卡斯和追随者坚持市场会自动快速出清的观点。再加上货币中性论，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政策无效”的结论。有人甚至根据这种理论，认为政府是“经济周期的发生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改进”？研究一般均衡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恩早就坦诚地指出：“（我们）已接近了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停留在那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没有听从哈恩的警告，走得更远。在上述所谓“改进”的理论模型中，不存在市场失灵、失业、有限理性、经济泡沫等现象，也不存在行为经济学揭示出来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这类现象都通过假设而消失在视野之中。正如福克斯所评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者就开始质疑理性市场理论，揭露它在理论上的前后矛盾和缺乏现实依据。在20世纪末，他们已经成功摧毁了该理论的主要支柱，但是却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理论。结果，理性市场理论仍然充斥于公众辫论、政府决策和私人投资中，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8年的市场崩溃前夕。”卡西亚把这种现象恰当地形容为是“乌托邦经济学的胜利”。

　　新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上述论证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路径，误解了自由市场及其相关问题的本质。

　　第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自由市场的最根本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应对经济世界所充满的各类不确定性。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最优”最多只有一种适应性效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概念来解释市场的运行，存在着“合成推理的谬误”。拉赫曼明确指出：“瓦尔拉斯主义者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均衡概念——个人、市场和整个经济系统，从而犯下了没有保证的推广的谬误：他们错误地相信，打开一扇门的钥匙将打开一系列门。正如米塞斯说明的那样，受一个大脑控制的行动必然是一致的。同一个市场中许多头脑的行动缺乏此类一致性，就像同时出现的看涨和看跌一样。在一个经济系统之间，许多市场中的个人行动相互和谐，这是一个更冒失的假定。”

　　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哈耶克。在他看来，如果使用纯粹的选择逻辑，用均衡概念来解释纯粹的个人行为（例如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个人会存在认识上的错误，但就个人在特定时间上的主观认识而言，均衡不外乎是一种纯粹个人选择逻辑的产物。关键在于从个人均衡转向社会均衡时在概念上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到，我们在纯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其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有明确的意义。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我们实际上正步入一个不同的领域，并悄然引进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新因素”呢？那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如何协调个人之间不同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经验问题。

　　哈耶克认为，经济学只有当它能够说明所有参与者如何获得知识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利用这些知识，才能重新成为一种经验科学。真正的解释不在于均衡状态本身，而在于至少在趋势上朝着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理解市场的正确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竞争过程。这是一个由一系列发现造就的变化过程，其中充满不确定性和试错行为，只存在一种学习和适应性效率。正是这种学习和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自发的拓展秩序。在哈耶克看来，描述和分析这种过程，只能运用“复杂现象”理论。

　　第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价格的本质在于：通过市场过程，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地利用分散存在于各个参与者身上的“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从而有效地对付充满在市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模型来解释价格的形成，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思路，不足以揭示价格的本质。它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改造成为一种纯粹的最大化逻辑思维，所有的行为主体被“给定”大量信息，从“给定的”技术演绎出“给定的”成本，从中又演绎出“给定的”价格，完全误解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形之手”的精神。正是存在这种误解，使兰格等人也能够借助这种经济学，证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学术史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和价格本质的理解是无用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事实上，价格体系之所以可以充当信息交流机制，完全是因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给定的”信息，只有在交换和竞争过程中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在事前，人们拥有的只是特定时空的零星知识。在事前，市场参与者并不能确知消费者对哪些商品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不清楚谁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这些商品，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获得的。作为自发秩序的一种典型，价格体系之所以能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资源配置并赋予它以秩序，就是因为价格体系记录下了人们在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换的过程中留下的那些零星知识，并通过价格对个人“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进行编码，形成新的价格和显性知识。由此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不是一种最优过程，而是一种可以动态修正的过程。

　　第三，只有市场过程理论，才能充分揭示出市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均衡理论中，个人选择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数学计算，看不到真正的个人自由。与此不同，在市场过程理论中，市场的本质就在于给参与者提供一种发现并利用未被注意到的谋利机会的自由。正是通过这种机会，个人可以充分表达、展现和发挥个人的自由。因此，柯兹纳说：“不仅市场的运行有赖于个体自由，而且只有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一个社会才有可能有真正的个体自由。”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若要在芝加哥学派信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选择一种自由市场理论，最好的选项也许就是要有效地容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家很喜欢《铅笔的故事》对市场机制的那种寓言式的描述。但是，这个故事所描述的市场机制包含的内容，最接近奥地利学派的理解，而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论证很远。对这一选项，非奥地利学派的最强烈支持者，也许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他认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基石，一般均衡模型关注竞争的最终结果胜于过程本身（即竞争如何发挥作用），就像一份“一个国家的城市地图，却没有描述城市之间的道路”，是无用之物。他呼吁放弃完全竞争模型、一般均衡及福利经济学，代之以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传授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运行模型：“我缓慢而极不情愿地正视，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而我们一直都是错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指的是动态的竞争过程而不是被古诺带入经济学的静态的、作为结果状态的完全竞争概念。”当然，布劳格的呼吁有点极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更多的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则力图在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形成某种折衷主义的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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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的故事》

我是一支铅笔——最普通的木杆铅笔，只要是能读会写的男女老少都最再熟悉不过的铅笔。

写字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业余爱好；那是我的全部工作所在。

你肯定有点奇怪，我干嘛要搞一个什么家谱。好吧，我来解释一下，嗯，首先，因为我的故事很有趣。其次，我是一件神秘的东西——要比树木、比日落、甚至比闪电要神秘多了。不过，很不幸，那些用我的人把我看得平淡无奇，就好象我完全是自己钻出来的，一点背景都不需要。这种目空一切的心态把我归入大路货的档次。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痛的错误，而如果人们一直犯这种错误，难免会出乱子。因为，博学的G.K.Chesterton曾经说过：“我们会因为缺乏好奇而毁灭，而不会因为期望奇迹而毁灭。”

我，铅笔，尽管看起来平平凡凡，但是也值得你探索和敬畏，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事实上，如果你能理解我的心——唉，这对不管什么人来说，恐怕都是过高的要求——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我可以教给你们一些深刻的教训。而且我教给你的教训，要比汽车、飞机或者是洗碗机还要深刻——这恰恰是因为，我看起来是这么地简单。

简单？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了解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听起来实在有点荒唐，是不是？尤其是当我们得知，在美国，每年要生产15亿支我，就更荒唐了。

把我拿起来仔细端详一下，你看到了什么？没有多少东西——也就是些木头，漆，印制的标签，石墨，一丁点金属，还有一块橡皮。

数不清的前身

你不能把你的家族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同样，我也不大可能叫得出我的所有前身的名字，并对其作出解释。不过，我想尽可能地列出来，让你对我的背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好有个认识。

我的家谱得从一棵树算起，一棵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和俄勒冈州的挺拔的雪松。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用于砍伐和把雪松圆木搬运到铁道旁的各种设备。再想想制造看法和运输工具的形形色色的人和数不胜数的技能：开采矿石，冶炼钢铁，再将其加工成锯子，轴，发动机；要种植大麻，经过复杂的工序将其加工成粗壮的绳子；伐木场要有床铺，有帐篷，要做饭，要消耗各种食物。哎呀，忘了说了，在伐木工喝的每杯咖啡背后，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劳作！

圆木被装船运输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莱安德罗。你能想象得出制造平板大卡车、铁轨、火车头的那些人，和那些修筑和安装送我到那里的整个交通体系的人们吗？这无数的人，也都是我的前身。

想想圣莱安德罗的木材加工厂。雪松圆木被切割成铅笔那么长的薄板条，只有1/4英寸厚。要在烘干炉内将这些板条烘干，然而，涂上颜色，就像妇女们往脸上涂脂抹粉一个道理。人们喜欢我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不喜欢我煞白的模样。板条上蜡，然后再烘干。制造颜料，烘干需要的热量，照明，电力，传动带，电动机，一家工厂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等等，所有这一切需要多少技能?工厂里的清洁工也算我的前身吗？不错，还应该包括那些向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电站大坝浇铸水泥的人！因为，正是这些发电站向工厂供应了电力。

不要忘了那些或早或晚在薄板条穿州越县的运输过程中——每车装60吨——出了一份力的人们。

现在，到了铅笔制造厂——这样的工厂在机械设备和厂房建筑上要投入400万美元，这一切资本，都是我的生身父母们通过省吃俭用才积累下来的。一台很复杂的机器在每根板条上开出八条细槽，之后，再由一台机器在另外的板条上铺设笔芯，用胶水粘住，然后，放到其他的板条上面——可以说，做成了一块笔芯三明治。再由机器切割这“牢牢粘在一起的木头”三明治，我跟七位兄弟就诞生了。

我的“铅笔芯”本身——它其实根本就不含铅——就相当复杂。石墨开采自锡兰。想想那些矿工和制造他们所用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制作用轮船运输石墨的纸袋子的工人，还有那些装船的人，还有那些造船的人。甚至，守护沿途灯塔的人也为我的诞生出了一把力——还有港口的领航员们。

石墨要与产自密西西比河床的粘土混合，在精炼过程中，还要用到氢氧化铵。然后，要添加增湿剂，比如经过磺酸盐处理的油脂——这是用动物脂肪与硫磺酸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

来的。经过一道又一道机器，这些混合物最后看起来是在源源不断地挤出来——好象是从一台香肠研磨机中挤出来似的——按尺寸切断，晾干，再在华氏1850度的温度下烘烤数个小时。为了提高其强度和顺滑性，还要用一种滚热的混合物处理铅笔芯，其中包括固体石蜡、经过氢化处理的天然脂肪和产自墨西哥的大戟石蜡。
我的雪松木杆上涂了六层漆。你知道油漆的全部成分吗？谁能想到蓖麻子的种植者和蓖麻油的加工者也是我的前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确实都是。啊，仅仅是把油漆调制成一种美丽的黄颜色的工序，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的技巧，就数不胜数了。

再看看标签。那是炭黑跟树脂加热混合而形成的一张薄膜，请问，你知道怎么制造树脂吗，你知道炭黑是什么东西吗？

我身上的那点金属——金属箍——是黄铜的。想想那些开采锌矿石和铜矿石的人们吧，还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能，把这些自然的赐予物制作成闪闪发光的薄薄的黄铜片的人们。金属箍上的黑圈是黑镍。黑镍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用途？为什么在我的金属箍的中间部分没有黑镍，光这个问题，就得用上好多页纸才能回答清楚。

然后就是我那至高无上的王冠，在该行业中被人很粗俗地称之“塞子”，就是人们用来擦除用我犯下的错误的那个东西。起擦除作用的那种成分叫做“硫化油胶”。看起来像橡胶一样的东西，是由荷兰东印度群岛出产的菜籽油跟氯化硫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橡胶则仅仅起粘合的作用。在这儿，需要各种各样的硫化剂和催化剂。浮石产自意大利，给“塞子”上色的颜料则是硫化铬。

无人知晓

现在，还有谁对我前面提到的这种说法不服：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完整地知道如何制造？

事实上，有成百万参与了我的诞生过程，他们中没有谁能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你现在会说，我也扯得太远了，竟然把遥远的巴西的咖啡豆采摘工和其它地方的粮食种植者，也跟我的制作过程扯到一起。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不过，我仍坚持我的说法。在这成百万人中，每个人，哪怕是铅笔生产公司的总裁，所作出的贡献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实际知识（know-how）。从实际知识的角度看，远在锡兰的石墨开采工与俄勒冈的伐木工之间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实际知识的类型不同。不管是矿工还是伐木工，所作出的贡献都不比工厂中的化工师或油田工人——石蜡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更多。

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油田工人或化工师家，或石墨、粘土开采工，或者是制造轮船、火车、卡车的人，或者是操纵机器生产金属箍上的滚花的工人，或者是铅笔制造公司的总裁，所有这些人，都不是由于本人需要我而干自己的那份工作的。很可能，他们每个人对我的需求都不如一年级小学生更殷切，事实上，在这无数的人中，有的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铅笔，也根本不知道怎样使用铅笔。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他们的动机也许是这样的：这成百万人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他可以因此而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来换取自己需要或短缺的物品和服务。在这些需要中，可能包括我，也可能不包括我。

无人主宰

还有一件事就更令人称奇了：并没有一个主宰者来发号施令，或强制性地指挥生产我的这无数的生产活动。一点都没有存在这种人物的迹象。相反，我们发现，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在前面提过的神秘的东西。

据说，“只有上帝能造出一棵树”。为什么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自己不可能造出一棵树来？事实上，我们甚至是否真能把一棵树说清楚？恐怕不能，我们只能描述一些表面现象。比如，我们可以说，某种特定的分子结构表现出来就是一棵树。然而，在人类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些人，有能力记录，更不要说指挥使一棵树获得生命的分子的持续变化？这样的壮举，可实在是无法想象！

我，铅笔，是种种奇迹的复杂的结合：树，锌，铜，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大自然所显现的种种奇迹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非凡的奇迹：人的种种创造精神的聚合——成百上千万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自然地、自发地整合到一起，从而对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应，在这各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人来主宰！只有上帝才能造树，因此我也坚持，正是上帝，才造出了我。人是不可能指挥这成百上千万的实际知识聚集到一起造出我来的，就像他不可能把分子聚合到一起造出一棵树一样。

这就是当我在前面写下那句话时的用意所在：“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因为，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些实际知识会自然地，是的，会自动地组织成为创造性的、有效率的形态，从而对人的需求和要求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不存在政府或任何强制性控制——那么，人们就掌握了自由的最本质的要素：对自由人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一旦政府拥有了对创造性活动的垄断权，比如投递邮件，那么，绝大多数人就会相信，邮件本来就不可能由可以自由行动的人来有效地投递。原因如下：每个人都承认，他本人并不知道如何做跟投递邮件有关部门的一切事情，他也承认，任何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想法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个人拥有制造一支铅笔的充分的实际知识，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个人拥有在全国投递邮件的足够的实际知识。而今，由于对自由人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成百上千万人的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自然地、奇迹般地形成并彼此合作——人们就只能得出大错特错的结论：邮件只能由政府“掌管”来投递。

证据多的是

假如我，铅笔，是唯一能够对世界上的男男女女们在可以自由尝试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何种成就提供证据的东西，那么，某人些信心不足，还情有可原，但是，证据多的是，都近在眼前，唾手可得。与制造一辆汽车或者是一台计算机、一辆联合收割机等等成千上万的东西相比，投递邮件实在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都是输送，可是，由于让人们自由地尝试，因此，他们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让人的声音传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事件还在进行之中，他们就可以把图象传送进每户人家中；他们可以在四个小时内把150名乘客从西雅图送到巴尔的摩；他们把天然气从得克萨斯州送进纽约某户人家炉中，收费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不要任何补贴；他们把四磅石油从波斯湾运到美国东海岸——差不多是绕地球半圈——所花的钱，比政府把一盎司重的信件送到街对面收的费用都要少！

我教给人们的启示就是：让一切创造性的活力不受妨碍地发挥出来。只须按照这一经验组织社会的运转即可。社会的司法机构则应尽最大的努力清除一切妨碍这些活力发挥的障碍。允许这些创造性的实际知识自由地流动。要相信自由的男男女女会对看不见的手作出反应。这种信念会得到证实的。我，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一支铅笔，以我奇迹般的诞生过程证明了，这是一种实在可行的信念，就像太阳、雨雪、雪松树等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实在而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