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巴赫猜想》问世 臭老九大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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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1978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时间，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瘦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

来源：《北京日报》

1978年，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臭老九”、“白专典型”成为全民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
　　同年，一次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回顾这段历史，“猜想”一般的谜仍未破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
　　“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
　　谁选中了陈景润？
　　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这还得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神仙会”说起。
　　“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
　　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的这次“神仙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
　　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寻常。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不过，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
　　然而，写谁好呢?
　　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
　　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个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
　　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在“文革”中，不问政治的“白专”分子几乎和吃白饭、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呢？有人提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解放后，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响好的更屈指可数，这篇文章算是其一。
　　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
　　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
　　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没有动笔了，噤若寒蝉。
　　不过，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老先生又兴奋起来，他说，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冬蛰太久了，也该醒醒了。
　　周明放心了，63岁的老先生，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陈景润，诗人热情稍减，他有点迟疑地说“试试看”。
　　果然，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一屋子人，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一致反对。“怪人”呀，“白专”呀，“吝啬”呀，他们都劝他换个题目，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麻烦呢？
　　敢不敢写？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写!陈氏定理了不起!”这位姐夫正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徐迟打消了顾虑。
　　偶然的机缘
　　从《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到伍修权将军，似乎谁都知道陈景润，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并没上过报纸，陈景润怎么成了话题人物呢？
　　其实，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
　　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2月里的中关村，周围是一片片萧索的农田，让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华这两大“文革”策源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往往有风向标的意味。
　　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说：
　　“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
　　“论证过程有问题吗？”罗说。
　　“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这里所说的猜想，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6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虽经罗声雄劝说，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
　　罗声雄，湖北人，三十出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陈景润像“叫花子”一样被“革命群众”群殴，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罗为他出了头，由此成了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这次，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
　　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而我们却停滞不前。1971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陈景润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
　　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他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尖锐地指出：“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他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仅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
　　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
　　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现在回看这两份“内参”，只有两处略有夸张。一是在论文尚未发表前断言“陈的论文发表后，会轰动世界”，一说“陈命在垂危，亟待抢救”。不过，这为后来的“陈景润事件”，投入了催化剂。
　　离陈景润和罗声雄谈话还不到半个月，陈景润的机会就来了。
　　江青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
　　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
　　姚文元又作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罗声雄奉命作科普文章，向领导介绍“哥德巴赫猜想”，至于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他说不出来，只好请“哲学家”去体会了。
　　陈景润事件
　　事情进展神速，接下来就有了中关村88号楼的一幕。“在知识界，人们管这件事叫‘陈景润事件’，”罗声雄说。
　　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茶房里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
　　迟群身后，还有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谢振华，协和医院院长张孝骞及其他医学权威，武衡也陪同在列。
　　陈景润完全懵了，主席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个助理研究员、“白专”典型？莫不是造反派抓人来了？他迟迟不肯开门，喧哗声中，同楼的几十个居民都聚到了门口，有的只穿着裤衩背心，冻得上牙打下牙，整个88号楼，犹如刚发生了地震。
　　陈景润出来了。迟群何许人也？毛泽东的联络员，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竟然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着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
　　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第二天，对政治莫名其妙的陈景润，不顾“最高指示”，逃出了病房。结果又是天下大乱，全院上下寻找陈景润。
　　伟大领袖亲自关怀“白专”分子，与“文革”中的气氛格格不入，种种错位，让科学院开了锅。人们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展开了辩论。相当多的研究员大受鼓舞，“看来，只要有真本事，领导还是重视的”。又有许多人被弄得糊里糊涂：不是提倡又红又专吗？为什么又肯定了“白专”分子？
　　“数学大师庞开来曾给机遇下了个定义：机遇是对社会无知程度的一种度量。白卷先生张铁生和书呆子陈景润能够同时出名，这都符合庞开来的原意。”罗声雄进一步解释了他对此事的反思，“在那时荒芜一片的科学土壤里，突然开出一朵奇葩，各级领导自然如获至宝，他们以此为题，各做各的文章，这就给了陈景润一个机遇。”
　　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了。
　　这篇论文的分量有多重？中科院院士林群用2008年奥运会打了个比方：“陈景润是数学界的百米飞人博尔特，挑战着智力极限。他保持的这个纪录，至今34年，仍无人能破。”
　徐迟三访陈景润
　　如果说迟群夜访陈景润只是政治，那么最终让这个书呆子感动国人的，却是科学的魅力、人性的光辉。这些，被徐迟的慧眼发现了。
　　据陈景润秘书李小凝转述，徐迟写出洋洋万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跟陈景润只见了三面。这让记者也吃了一惊。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的一个秋日，周明陪着去的。
　　陈景润进来那一幕，周明记忆犹新：“他非常瘦小，脸上虽然红扑扑的，但却是一种病态的红(大概是因为结核病)，我们都穿单衣，他身上却是一件半蓝不灰的中山装，露出来的衬衫领子一个翘在外面，一个窝在里面，头上的棉帽歪戴着，两个护耳，一前一后地耷拉着，确实是个怪人，挺邋遢的。”
　　陈景润的手拢在袖子里，有点心不在焉地说，“哦，你们来了，我很高兴，很高兴”，一直说很高兴。一听说自己是报告文学的主角，又说，不要写我，写写老前辈，写写老科学家，写写领导人。他当时说了一串领导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敬爱的”，完全是报纸上的字儿话。徐迟笑了，说我不是写你，我来写数学界。陈景润松了口气，天真地说那我一定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聊起来。
　　徐迟问，“哥德巴赫猜想”进展如何了？
　　陈景润回答：到了最后关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再问他最近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正在写回信。
　　原来，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数学家大会，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学者,一个便是陈景润。
　　陈景润请示领导，没想到中科院副院长方毅让他自己答复，这可让他大费脑筋了。
　　最后，回信大致讲了三点：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简直出乎意料!看来陈景润没有传说中那么“痴”，那么“傻”。
　　虽然陈景润讲话的时候，夹着报纸上的套话，但他那种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徐迟有一种感觉：陈景润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活在数学王国里，虽然被迫接受了访问，但他的心仍在低飞着，盘旋着，闪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
　　徐迟忍不住悄声对周明说：“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怎么走进陈景润的心里呢？往后的一个星期，徐迟在外围展开了采访，他还特地找到数学所的年轻研究员杨乐、张广厚，和他们一起归纳出了三个陈景润感兴趣的问题：猜想是怎么回事？猜想的题目怎么写，答案怎么写？(1+2)的突破在哪里？
　　第二次见面，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问题，陈景润话多起来，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正如读者所见，公式搁在了文章的开篇。
　　这次见面，徐迟掉泪了，他得出个结论：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的人，外界对他的传言太可恶了，那些当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制造流言蜚语。
　　采访进入尾声，唯一的遗憾是，陈景润几乎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小屋，徐迟也不例外。时任数学所书记的李尚杰说：“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
　　经策划，周明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了88号楼,老李是领导，自然被放进屋。周明和徐迟，又过了十分钟后才去敲门，只说找李书记有急事。
　　果然，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挤进了屋。环顾这间由茶水间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帐包着。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的换洗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落满了灰尘。
　　原来，这就是陈景润的世外桃源、数学作坊、自由王国。
　　“猜想”问世
　　诗人的激情迸发了，他说他像林妹妹爱上二哥哥那样爱上了陈景润!据徐迟的儿子徐延回忆，他写得很快，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
　　前面的几个段落只用两个晚上就写就了，不过写到“文革”就卡住了。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两个凡是”依然禁锢人心。评判“文革”，谁也没有这个胆。
　　“文革”中，徐迟被关在一个楼上，没有事情，就只剩下读书，能搞到的书都反复读了，读得最多的是《马恩全集》。
　　在写《哥德巴赫猜想》时，徐迟想到了《马恩全集》第一卷里的一篇重要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文革”的态度、理解、写法，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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