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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华为公司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公司，其5G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自2018年以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捷克等多国相继宣布禁止华为网络设备进入，而且美国指责华为公司违反了制裁伊朗法案，禁止国内的供应商向华为提供重要的中间产品，还要求美国的企业不能向华为提供任何技术上的支持，令华为面临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华为事件发生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华为做为中国顶尖的科技企业被美国打压、遏制，似乎也成为了“修昔底德陷阱”即将发生的一种信号。“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分析雅典和斯巴达战争时提出来的：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但“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发生。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在研究“修昔底德陷阱”的16个类似案例中有4个没有爆发战争。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的关键是由于雅典的崛起让斯巴达感到很恐惧，对自身的存亡很担心，所以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写到雅典在力量壮大的过程中，斯巴达人在大多数时间仍保持了冷静，直到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斯巴达人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发动对雅典的战争，以消灭雅典的势力。
“修昔底德陷阱”更多存在于人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期，在生存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族群，为生存和繁衍后代，只能处于“零和博弈”之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终由最强大的人类族群、社群独占所有优质资源。
市场经济将人类拖出了黑暗的丛林法则时期，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合作共赢，通过对人权、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使得独占资源不如共享资源更有效率，从而使人类迈入了现代文明时期。再加上人类科技的进步出现了核武器，核威慑使得“修昔底德陷阱”更加难以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结束后就没有发生过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无论世界领导权从英国转移至美国，美苏冷战结束、美日争端，都没有以暴力方式出现。
但管理学还有一条定律：墨菲定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2019年6月，任正非在深圳与《福布斯》著名撰稿人乔治·吉尔德和美国《连线》杂志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进行交流时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就是合作共赢。但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目前华为同时战略布局了运营商业务（5G技术、通讯网络设备等）、消费者业务（手机、电脑、可穿戴设备等）、企业级业务（服务器、存储器、企业网络、云计算等）、芯片业务（麒麟、昇腾、鲲鹏等）、操作系统业务（鸿蒙）。华为在运营商业务主要与爱立信、诺基亚、思科竞争，消费者业务上主要与苹果、三星竞争，企业级业务主要与思科、惠普、IBM等竞争，芯片业务主要与高通、英特尔、三星竞争，操作系统主要与谷歌竞争，无论那一块业务都是强者如云，几乎没有企业涉足如此广泛。
如果说华为通过产业链横向延伸进入消费者、企业级业务在战略上还容易理解，但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华为早在2004年就成立了主要负责芯片设计的海思公司，2012年开始规划自有操作系统“鸿蒙，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战的多年前华为就进入芯片、操作系统业务，这绝非一个市场化企业的正常战略！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全球合作共赢，通过各环节的专业化形成“1+1>2”的效应，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效率，而华为提前布局了全球科技产业中上游的绝大部分重要领域，似乎在多年之前就想好了要以一己之力单挑整个西方顶尖科技产业。
芯片与操作系统业务被外界称为华为的“备胎计划”，在2019年5月底的一次小范围会谈，任正非透露，西方国家的制裁比他预想的节点要早了两年，如果两年之后再发生，他或许会更加从容。从华为的战略布局与任正非的言行看，任正非早已经准备好了与西方科技公司的决裂！
在墨菲定律中，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或许任正非是未雨绸缪，但更有可能的是任正非假想着华为会遭遇最坏的情况，提前考虑会被西方国家封杀、遏制，为华为做着各方面的准备，于是在准备的过程中，一步步踏上了自我实现预言的怪圈。
从“修昔底德陷阱”可以看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并不必然，雅典的崛起并不使斯巴达感到恐惧，是雅典侵略斯巴达的盟国的行动才让斯巴达感到很恐惧，进而很担心自身的存亡，所以战争才不可避免。西方国家也并不必然对华为采取制裁，只要不违反世界主流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华为是可以和平崛起，但若华为的行动处处透露出敌意，又明显违背了通行的规则，自然就另当别论。若把假想的敌人当作敌人来运用策略，这个假想的敌人多半就会变成真正的敌人！
任正非是军旅出身，与中国很多当代企业家一样，深受红色军事思想的影响，并依靠“军事化管理思想”和“狼性文化”赢得了中国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下的第一桶金。华为的狼性文化源于丛林法则，华为创业初期也曾与电信职工集资成立合资企业、带客户领导的爱人去深圳看海、包干所有家务，这可以归结于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但近年来，华为在国外建立了十几个研究所，分布在美、英、德、法、俄等国家，在以色列还曾设有秘密研发中心，以高薪招收包括思科、ECI、IBM等多家竞争对手的高级工程师。华为将市场被比喻为饿狼厮杀角逐的杀场，如此咄咄逼人的“异类”思想在西方企业界是不可思议的，西方企业界更推崇的是朴实低调的“匠人精神”。
中西方对竞争的看法大相径庭，西方崇尚骑士精神，例如对弱者的友善,对荣誉的重视等，不注重谋略、战术，在战争中如果采用偷袭手段赢得了胜利，那么是对骑士精神的一种侮辱。即使在当代西方，受封骑士勋章也是莫大的荣誉。而中国更看重结果，只要成功没人关心手段是否正义，《孙子兵法》就曾写到“兵者，诡道也”。但从成书更早的《司马法》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战争与后世不同，讲究君子之战，重承诺，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与西方对战争的看法更为相似，中国战争从君子之战到诡道之战的转折点就是春秋时期的泓水之战。宋襄公因坚持遵循传统的西周军礼，不肯在泓水之战乘楚军半渡而击，被耻笑了千年，还被后人认为是“蠢猪式的仁义”。在宋襄公的惨痛教训之下，后世自然而然地采用了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思维，为了取得胜利，可以肆无忌惮地采取一切手段。中国自西周后长期处于黑暗的丛林法则之中，嬴者通吃，败者输光一切，战争越来越残酷，金人屠戮宋室，又遭受蒙元更为惨烈的灭族，中国历代改朝换代少有不生灵涂炭、流血千里的。有研究表明，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人口死亡过半的战争大破坏最少有十次，但欧洲只发生过一次。无底限的竞争或许让嬴者获利甚丰，但对国家民族来说灾难深重！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竞争主要是以技术和品质为主，并且竞争本身也被置于法律准则之下。有了这种良性竞争格局，会逼迫企业不断在技术层面改进产品和服务，并且加强与产业链利益相关者的分工与合作，最终获益的会是整个社会，如果任由企业不断突破规则进行竞争，真正的创新就会被遏制，受害的终将是整个社会。
处于丛林法则中与处于市场经济中人的最大鸿沟在于思路不同。任正非甚为推崇衡水中学模式，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董倩采访时谈到“我们公司的战略预备队都在学习衡水中学的精神。他们改变不了教育制度，就要适应教育制度……我们公司也改变不了社会环境，也改变不了大世界，也改变不了美国，我们就要向衡水中学学习，建立适应社会的方式。”
任正非这段话的隐含逻辑是“存在即合理”，衡水中心模式存在即是合理的，所以要学习其适应社会的方式。但“存在即合理”在逻辑上其实是错误的，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淆了。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判断，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判断。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比如贩毒是客观存在，贩毒就是合理的吗？
任正非的事实判断是对的，他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是有认识的，中国目前距离现代文明社会仍有一定差距，不少人崇拜权力、盲从权威、漠视规则，是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所以才会出现“狼性文化”、“衡水模式”等军事化管理模式。虽然“衡水模式”抓住了应试教育的漏洞，通过压榨学生的休息娱乐时间来补充到学习上，以求得最大的应试成果，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学校执行魔鬼式的高压政策，甚至一人犯错，全组连坐，使孩子们唯唯诺诺，千人一面，又以题海战术进一步抹杀了孩子的创造性，让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而且加剧了区域教育资源的不公平竞争，破坏了教育公平，是素质教育向应试教育的倒退，这样的模式又怎么能算一种好模式呢？但什么样社会土壤才种出什么样的果实，没有因那里来的果！在欧美社会里绝然种不出“衡水模式”这样的果实。华为之所以出现战略误判、文化误导，与任正非仍处于丛林法则里的冷战式思维密不可分，而任正非的冷战式思维则源自社会土壤与个人的成长路径。
任正非的价值判断是错的，社会环境如此，做为中国最卓越企业的华为更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既不能如衡水中学一般乘间取利，也不能与“黑暗”和解，更不能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应当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承担起改变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知任总是否忘记了“华为”名字的初心？
处于丛林法则中的人以“有利”作为行为准则，而处于市场经济中的人以“有益”作为行为准则，这是两者思维的根本不同。华为内部对战略挫折也有过反省，2018年3月华为蓝军组织开了一次内部批判会并列出任正非十宗罪，将其以电邮文件等方式公布，十宗罪包括有时指导过深过细过急、不能把中庸之道用到极致等。这些批评仍是隔靴搔痒、点到为止，华为的经营团队轮值制度与合伙人模式并不能帮助华为找出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仍隐藏在华为宪章、战略、文化之中。
为摆脱当前战略困境，近期任正非提出向美国公司出售华为的5G技术，这不过是借尸还魂之术，通过技术转让，绕过美国的技术封锁，培养产业生态以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只有“术”的改良，没有“道”的回归，“术”、“道”不合，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有时候成功也是失败之母。秦始皇统一六国，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但其开拓的万世基业至二世就亡了，盖因形势变化了仍然执行旧有的严刑酷法和残酷的经济掠夺不变，致使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梁武帝萧衍建立南粱，执政48年，初期勤俭执政，国力蒸蒸日上，但对亲戚过于宽容，痴迷佛教，纵容官僚阶层对百姓掠夺，终于导致“侯景之乱”，身死国灭。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华为要成长为基业长青的全球跨国企业、行业翘楚，就必须摆脱旧时代丛林法则的束缚，敢为天下先，真正以人为本，将道与术相合，将利益与规则相合，将竞争与分工协作相合，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与繁荣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才能真正融入市场经济之中！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弄潮儿！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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