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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钟前
最近，国内外都关注到中国内地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并由此引发的相关食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牛羊肉和鸡蛋的上涨。比如，鸡蛋价格已经创下历史的高点。这种情况并不奇怪，经济学里著名的“刘易斯拐点”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就其原因，各方面解释不同，“非洲猪瘟”是一说，内地“一刀切”也是一说。是不是与中美贸易摩擦有关也有人在猜测。但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是“单因素”问题。因为从系统思想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复杂系统问题”。经济问题从来就没有“单因素”的问题。“计划”和“市场”既不是“冤家对头”也都不是“万灵之物”。在经济社会中，“统筹和自由”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都有存在的必要性。这一点，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有明确的表述。（可以参见相关章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均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要注意避免“刘易斯拐点”的无序扩大。所以市场预测和调控尤显重要。
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对基本食品供给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们依靠的基本生存条件满足与否目决定了由此产生的矛盾性质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中基本生存的供需关系保持平衡既是宏观层面的前提条件，也是微观层面的保证措施。因此，供求总量必须要有“人均水平”的考量，也就是说必须要有适度的“人均水平红线”。中国消费市场靠几万吨储备肉不能解决问题，当然毕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信心。供需关系并不像主流经济学的模型研究范式那样简单：发展与环境治理、产能的可替代率、价格平衡机制以及人的预期心理和防疫等等问题都是要通盘考虑的复杂系统问题。目前的调控治理机制一个痼疾关键还是要解决单因素的“一刀切”。当然，环保毕竟是国策，但一禁了之，也绝不是上上策。环保和发展是“两架马车”，两者之间不应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只有相互促进才能相得益彰。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本的生存需求是一条社会底线。生存是当下之需，环保则是长远之策。问题是我们如何协调“生存与环保”的关系。这就和转型发展的模式密切相关。如果生存只顾当下，长远不会有好的出路，但是环保如果不结合生产方式的转变单搞“一刀切”，那么由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对抗性矛盾（马斯洛语）必然也会给环保带来极大的掣肘。毛泽东早先讲的“农轻重并举”应是解决此类矛盾的思路。实际上这也是经济学强调的一种均衡。
畜禽养殖最大风险就是疫病，最保险的就是科学防疫。据山东2014年的报道：扑杀容易回收难，补偿容易政府筹措难，病死畜禽销毁处理难，为此要建设90个病死畜禽销毁处理厂。这几项都要花很多钱，而且是管理学讲的极为被动的事后验尸——“亡羊补牢”。从宏观上讲，这是不科学的调控办法。如果扑杀几十万头猪，从效益不是很高的养殖业来讲经济损失是很可观的。另外从基层治理来讲也是很被动的，所以要从系统的角度看问题：
1、从管理学来讲，养殖业最大的风险就是疫病。要保持养殖户的预期收入信心关键还不全在市场，畜禽的病死率才是关键（这就是养殖户常说的“多年心血一场疫病全泡汤”）。要控制疫情就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落实全面和全过程防控”的原则。制度上要坚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持之以恒、不留死角”的原则。毛泽东的十六字方针“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各方去办，不离原则”应是基本指导思想。树立系统控制的思想，认真研究和落实生产和防疫以及环境治理的内在相关性，提高经济发展的“费效比”（类似于经济学的杠杆作用）。
2、农技工作要按“全要素”要求进行整合。建立村、乡县三级防控体系是最基本的执行层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对疫情报告及时反馈，提早准备、措施有力是建立中国畜禽养殖防控体系的基本环节。从质量控制来看，这几个方面就是关键结点（体系的关键工序）。其中任何一个节点出了问题，整个防控体系就会失手。疫情通报要像天气预报那样把疫病种类、分布区域、严重程度、相关措施和方法通过各种信息通道“昭告天下”，变过去的信息不畅，由被动防疫变为主动防疫。
3、全流程实施防疫工作。从村乡两级现场防疫的督导、海关检疫和物流监控、繁养流程的规范化、环境污染控制以及废物的再利用、饲料和疫苗生产监管、宰杀和储存卫生、疫情传播信息通报、防疫应急队伍建设等方面责任全面落实到位。财政补贴也要转向预防疫情、科学规范养殖、排泄物的综合利用、防疫队伍建设这几个方面上来。基层落实三结合（养殖户、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工作机制统一实施有关防疫制度——分片包干，层层负责，奖惩挂钩、落实到人。“防疫可以大大提高畜禽产业安全的冗余度”，进而增强农村发展致富的愿望和心理预期。
4、考虑到我过段时间还不可能实现畜禽全面工业化养殖的情况，农村的散户养殖可以以村为单位建立“散户集中养殖区”建设相对科学的养殖设施。养殖设施内分栏供个体养殖户使用，粪便废水实行专业化集中处理。通过粪便生物发酵和沼气利用后回田，废水氧化处理后形成中水回用。当然，粪便集中浓缩处理的运行模式可参照目前餐饮行业的“餐具统一清洗”的模式，可以由专业或者养殖户自愿组合形成市场化的“新产业”。市场化的原则就是以存栏畜禽的数量作为责任和结算或收益分配的原则。
5、从技术上保证疫情防控的有效性：国家建立疫苗研发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省市县的农业、环保和应急管理建立相应的预防处置组织体系。标准化机构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国家技术标准并全面贯彻落实到乡镇和村落的所有相关养殖或加工户。疫苗药品企业可据此及时组织产品供应。县乡2级负责落实农技防疫人员岗位责任制，分片包干，责任落实。这里关键要做到基本经费落实。要强调的是：充分调动基层农技人员包片实施防疫工作的积极性，要建立完善的“责权利”相一致的政策和办法。
6、关于散户养猪。建立“散户集中养殖区”的好处是：一是从新农村建设长远规划和环境控制以及疫情防控考虑，要彻底杜绝“家庭院内养殖”的传统习俗。另外从传播疫情的途径来讲，“散户集中养殖区”的防控具有便于有效的减少外源性疫情来源（例如集中养殖区通过张网可以较好地隔离飞鸟的病源传播），有利于科学地扩大养殖规模，同时生产、管理和防空的成本也比较低。由于相对集中养殖，一个专职防疫技术人员一般骑电动车可以巡回负责3-6个自然村落的防疫工作，一来一回就可以完成检查、指导、监督的工作。一旦发现疫情可以第一时间上报，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完全可以达到疫情报告信息的在数小时内准确及时送达国内各级防疫职能机构。
7、无论如何，畜禽的死亡于国于民都不利。“死后验尸”是科学管理早已彻底摒弃原则。“预防为主”才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良方。也就是说畜禽产业的发展，防疫是最有效的可靠保障。就像上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那样，国家防疫部门可以编写疫病防治的普及教材发放到每个养殖点，提高养殖户的防疫能力和素质。同时，根据疫情的变化，农村以轻防疫人员也需要经常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8、中国农村与美国的农业大不相同。中国的小农经济短时间不会消失，尤其是在解决贫困人口的攻坚中，散户养殖还是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只有脱贫达到一定程度，农村才会有更强烈的“改善环境”欲望。由于中国各地农村情况不一，所以散户集中养殖要因地制宜地引导走向集约化发展模式。目前，以村为单位，以乡镇为基点，以县级政府为基本督导主体建构起“繁育养殖——疫病防治——粪水集中无害化处理和就地再利用”的生产格局，进而结合“农户+企业”的模式在“互联网+大数据”推动下实现“总量”的有序可控。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地制宜，避免包办”。尤其是“集中养殖区”的选址和棚舍的结构和生产组织管理，要“正确引导、尊重意愿、专家建议、科学规划、示范先行，合力促成”的工作思路。逐步推广。农民很朴实，“只有看到了梨子，才会想去品味它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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