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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梁启超与清华的渊源
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启超此举，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作“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的赞许。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这一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作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破柱般的演讲，在清华师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以励师生。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玄机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示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动了应聘之心。当然，除了梁氏与清华在感情上的瓜葛，还有另外一个插曲。这便是，出于对国学的挚爱和对国学发扬光大的目的，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在天津筹办一个专门用来培养国学人才的“文化学院”，正在他苦其宏愿而总不得实现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且适时来聘，于是便有了梁启超放弃旧构，欣然前往的抉择。
（www.earm.cn/田成杰2019-1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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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渡（增订本）》，岳南/著；湖北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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