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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美国对持续增加的贸易逆差兴趣浓厚，这一点可以理解——去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较前年的历史纪录继续攀升24%，达到6170亿美元。仅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增加了30%，占贸易逆差总额的四分之一。今天，中国人每花1美元购买美国货，美国人就花了6美元购买中国商品。
许多政治家说，“不能长此以往”，担心美国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才能吸引美元流回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说，“不能长此以往”，忧虑美国将无法继续每日在国际市场上“筹集”20亿美元用来维持美国人的支付习惯。他们都说，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人民币币值被“不公平”地维持在一个较低的价位。
然而，无需担忧，因为他们的担心不会发生，他们的解决方法也不现实。
贸易赤字的背后有两个被广泛接受的核心问题：被“不公平”低估的人民币币值和美国对投资美元金融资产的外资的依赖。
谁能知道人民币和美元真实的比值？
第一个问题与美国政客们承受的巨大压力有关：有些制造商说无法与中国商品竞争，因为中国商品的售价甚至低于其“价值”。这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个奇怪的概念——为什么我们坚持要支付比售价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商品？——但这种观点非常普遍。
以此为前提，人民币被低估的观点就得到了自我证明。如果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其无疑会升值，因为交易员们如此预期。其实，比较而言，真实贸易对汇率影响甚微，因为现时所有外汇交易中80%是投机交易。外汇以每天2万亿美元的规模换手，超过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仅有很小一部分，约每年10万亿美元，反映的是因真实的商品或服务贸易产生的外汇交易需求。
因此，谁能知道人民币和美元真实的比值？
外汇市场鲜有恒定的规律可循。交易员揣摩其他交易员的做法，汇率因此而波动剧烈。去年，市场预期关注贸易逆差，因而带动美元兑欧元汇率走跌。而今年，尽管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投机的方向却颠倒过来，支持美元兑欧元走强。
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亦非常积极。美国在他国央行的配合下，经常干预美元汇率波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曾把汇率的支配权完全交给外汇市场。
所有这些都令我们难以期待外汇市场可以形成一个根本上“正确”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行┚醚Ъ彝üＰ停浴罢媸怠奔壑到泄兰啤１热绻郝蛄ζ郊劾砺鄣哪Ｐ停衔懵视Ω每梢云胶庠诹礁霾煌抑邢嗤牟泛头竦募鄹瘛９浪憬峁衔嗣癖矣Ω蒙?0%－30%。《经济学人》介绍的广为流行的“巨无霸”指数，主张麦当劳的汉堡包在各个国家的价格应完全一样。如果汉堡包的价格在某个国家较低，如中国，则认为该国的货币币值被低估了。
然而，这种说法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境内的不同地区间的生活成本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在纽约，巨无霸卖得比俄亥俄州贵。实际上，在纽约最近的一次促销活动中，一个巨无霸的价格降到了0.99美元，曼哈顿中心区除外，在那里，价格只降到了1.39美元。
曼哈顿的货币没有被高估40%，人们在曼哈顿和在纽约的其他地区使用的都是同种货币。曼哈顿的商品更贵的原因是那里的生活成本更高，而贸易无法消除这种差异，因为有些成本，比如说房租，是很难交易的。深圳的工人制造一辆汽车或一部电视机需要比纽约的工人花费更长的时间，而调整汇率无法改变这种差异。
有近期的事件为鉴。1990年，美国将贸易逆差的原因归咎于日本。此后五年间，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下降了50%，而两国间的贸易逆差却加重了。现在，美元兑日元仍较强势时低25%，而贸易逆差却较美元强势时上升了。对通过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来改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人不应期待会产生不同结果。
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双输
“不公平”的人民币汇率的另一结果据称是美国产业界的“负担”。然而，如果没有更为便宜的国内商品来替代外国商品，这种贸易不平衡则无法通过货币升值来纠正。美国的每小时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多：30%的币值变化对这种差距根本于事无补。
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可能的结果是双方情况的恶化。
对美国而言，消费者的风险是将为购买国外商品支付更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美国制造商也是如此。假设一个美国汽车制造商可以从中国以国内价格的四分之一购买一个汽车座椅，即便是货币贬值50%，国内座椅的价格也不会变得更为便宜。制造商却要花更多的美元购买同样的进口座椅，结果是扩大、而不是缩小的贸易逆差。
对中国而言，风险是将有更多的商品转移到邻国生产，造成中国商品销售量的下降。比如，在印度，有几个地区的生产力成本已经低于中国，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更有竞争力。
其实，在美国为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增加而签署进口配额协议的案例中，以上两种结果就有所体现。在纺织品配额到期后的1月，中国纺织品进口巨额增长1500%当然让美国纺织业的院外人士非常警惕。美国政府对此做出反应，谈判了一个新的配额协议，却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政府刚刚同意新的出口配额，不受配额限制的孟加拉国的生产订单马上增加。美国人无非是从另一个国家购买他们的T恤罢了。
事实上，美国鼓励中国对T恤加价这种做法的理念是对市场信念的根本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人民币现在只是在一个限制幅度内波动，市场已然形成了一个汇率。当美国进口商愿意以1美元价格购买一个售价人民币8元的T恤，双方已就汇率达成了一致。进口商坚持要付1.25美元毫无道理可言。
美元较五年前已经贬值了，然而贸易赤字还在不断上升，原因在于比货币价值更根本的一些因素。
所有美元都会回家
关于贸易赤字的第二个问题是美国人过于依赖外国投资——从境外“融入”美元支持购买，并以此种方式吸引美元重归华盛顿。
然而，中国增加的美元积蓄，也必须用来购买美元资产。除此之外，美元别无更好用途。
假定一个美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货品，并将美元从他的美国银行电汇到卖方的中方银行。中国的银行当然希望立刻赚取这笔美元的利息，于是通过银行间市场放出款项。美国的银行，因为需要美元填补资产负债表上原有的资金，在市场上进行了借款。也许这笔钱最初是与第三家银行进行的交易，但最终结果是中国的银行账户上多了100万美元，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回流了100万美元。
一笔美元存款的存款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不重要。中国的银行不能“选择”不将这笔美元送进美国，正如美国的银行无法“选择”地要通过融资来替代花掉的美元。
如果美国财政部正好那天发行债券——因国内预算原因而发行而非贸易逆差的结果——则中国的银行可能买入债券，但结果仍然一样。100万美元交付给美国财政部，财政部支付给美国公众，美国公众又将其存入美国的银行账户。
美国也无需担心对美国财政证券的需求。如果中国从美国投资者那里购买了公司债券，债券的售出方仍然会把美元放在某地。最终，美元不会从地球上消失，美国金融体系总能回复平衡。
即便美元在境外被花掉，美元也能找到回家的路，没人需要担心美元会迷路。
三个解决方法和一个解决方案
除了改善两国间的关系外，降低中美间的贸易赤字还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可以用积攒的外汇储备改善生活水平，美国可以增加它的出口生产量。两国健康的经济情况会让彼此受益。
但现在最普遍的三个解决方法实际上都不能解决问题。
方法一，让人民币升值，是美国人最经常推荐的一种方式。如前所述，它不仅可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对两国都有伤害。
由于工资成本的巨大差异，亚洲货币的升值不太可能大幅降低贸易赤字。如果亚洲的成本仅为美国的一半，美元20%的贬值不会让美国制造商从向亚洲人转而向美国供应商购买零部件。美国的进口成本，以及使用这些零部件的出口商品的成本，只会上升，使得美国的产成品价格更高。
此外，有些进口对汇率变化没有弹性。美国的石油进口额，大约占据了贸易赤字的五分之一，已经以美元标价。去年进口增加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上升了35%至1800亿美元（当每桶原油价格仅为34美元时，油气进口金额仅为一半）。其它产品，包括日本汽车，并不通过提价或减量来应对汇率变动，而是通过降低利润率吸收汇率变动的影响。
还有一些商品对汇率是有弹性的，但也许弹性不够。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进口，进口量的下降必须大于汇率下降幅度。
如果美元贬值20%，进口量同样下降20%，支付境外的美元进口额仍然保持不变：美国人购买的进口商品量少了，但是每单位的价格却提高了。美国没有创造新的就业，而美国消费者和商业机构的购买价格却提高了。奇怪的是，如果进口需求量相对没有弹性，随着美元贬值，贸易赤字实际会增加，美国人在维持原购买量时需要付出更多。
第二和第三个“解决方法”，通常是由美国以外的评论人士提出的，即美国应该压缩财政赤字，美国人应增加储蓄。
压缩财政赤字，意味着美国政府需要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两者都会降低经济中的需求总量。更高的储蓄率（更低的消费率）也是同样。对国内和国外的所有商品的购买都会减少。由于进口仅占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5%，最大幅度的收缩将体现在国内，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进口额只会边际下降。
降低政府支出和美元贬值对打击经济都非常有效，但对降低贸易赤字则是糟糕的办法。
有一个更好办法，可以使两国共赢。
美国需要专注在改善出口，而不是降低进口（尽管能源储备增加和可替代能源的开发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出口增加会拉动美国的生产。
然而弱势美元并不是刺激美国出口增加的有效途径。尽管这样可能让美国的产成品在国外的价格相对较低，但包含进口零部件或材料的商品的生产成本可能上升。此外，美国应该鼓励两国开放市场、提升贸易额，以及进行产品创新。
美国的出口量已在增加，但增幅不如进口。去年，出口额上升12%至1.15兆美元，进口额则上升16%至1.76兆美元。即使美国维持现有的国外产品消费量不变，加大美国产品的国外销售也将有力促使逆差缩小。
同样，中国应该运用其美元储备（约7700亿美元）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并继续对进口开放市场，鼓励国内需求。去年，中国进口增长30%，与出口增长持平，但今年则有所下滑。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约40%），鼓励消费的空间仍然巨大。中国不需要压缩出口——出口带来的生产帮助中国经济健康—但可以花掉美元来支持增长、改善生活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令人瞩目，原因之一是有效利用出口。这对中美消费者都是很大的收益。在将来，中国发展计划的领导人也许会决定设定一个不同的汇率是其国家的最大利益，何时改变或变化多少都是他们的权利和责任。那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再会决定从中国以何种成本买入多少商品，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市场运行的方式。在此之前，中国可以运用外汇储备，为其自身和美国带来收益。
购买美国商品无论从实质还是形式上都有所帮助。当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的时候，美国就不会对购买如此多的中国产品那么担忧。购买的产品可以是任何东西——更多的飞机、建筑设备、CDs、DVDs，什么都行——因为贸易可以促进双方的生产。
中美都不需要为降低其出口或进口喝下人民币升值的苦药。一国的健康源自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不是抽象的货币价值计量。鼓励、而非限制太平洋两岸间的出口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强的两大国家的最佳利益。■
本文由法兰克·纽曼和丹·纽曼父子撰写，仅代表个人观点。法兰克·纽曼现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此前，他曾就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纽约信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丹纽曼是一名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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