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20日，华盛顿：公平性－其基本定义是人人机会均等－应成为任何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减贫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年度出版物《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如是说。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说：“公平性与追求长期繁荣是相辅相成的。提高公平性对于减少贫困具有双重的好处。提高公平性有利于持续的全面发展，同时为社会里的最贫困群体带来更多的机会”。布吉尼翁指导了报告编写小组的工作。
《公平与发展》报告是由一个八人小组编写的，为首的是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费雷拉和迈克尔沃尔顿。报告证明，公平性不仅本身是目的，而且由于公平性往往刺激更多和更具成效的投资，从而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报告显示，在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巨大鸿沟是怎样造成了极度贫困的持续存在，并往往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这种现象既浪费了人的潜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减缓持续经济增长的速度。
报告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有利于公平性的政策可以弥补这些鸿沟。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结果的平等，而是扩大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就业和资金通道，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重要的是，公平性要求提高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力的平等性。这也意味着打破角色定位和歧视，改善利用司法制度和基础设施的通道。
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报告的前言中说：“公共行动应该谋求扩大那些最缺乏话语权、资源和能力的人群的机会。所采取的方式应该是尊重和增加个人自由，以及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为了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公平性，报告特别呼吁采取政策纠正长期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现象，通过创造公平的经济和政治竞争环境达到此目的。许多此类政策也会提高经济效率，纠正市场失灵。此类政策包括：
- 投资于人，通过扩大享受高质量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机会，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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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享受司法、土地以及道路、水电、环境卫生、通讯等经济基础设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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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提高金融、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公平性，从而使贫困人口比较容易得到信贷和就业机会，并在任何市场上不会受到歧视。
土地改革就是一个有利于公平的政策变革的例子。例如，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进行的土地租用制度改革增加了对佃农的土地权益保障，同时也保证他们享受到至少75％的产出。结果是土地生产率提高了62％。增加贫困人口享受信贷和保险的机会业已证明也是一种使机会均等以促进繁荣的有效方式。在印度、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研究显示，穷人必须支付比富人高得多的利率。报告得出结论说：“我们因此预期穷人会投资不足，当然是相对于富人而言的，但是也相对于在市场正常运作情况下的情形而言”。
除国内改革外，报告也呼吁各国促进在全球舞台上提高公平性，尤其是在劳动力、物资、创意、资本等国际市场上的公平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报告敦促富有国家允许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技术劳动力流动，推进按照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允许贫困国家使用仿制药，并制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标准。报告也重申了增加发展援助和提高其效率的重要性。
把这些政策结合起来，在采用时注意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就能有助于增加贫困人口的平等机会，即刻增加他们对于社会的经济贡献，减少他们的自身贫困。
《世界发展报告》在指出极端不平等造成的负面后果的同时，在平等与公平之间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作者指出，公平不等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果的平等。而是对一种机会均等的状况的探求，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努力、偏好和主动性，而不是家庭背景、种姓、种族或社会性别，成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经济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
特权阶层对体制的俘获破坏了公平的基础
报告证明，公平与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并举例说明高度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导致了在经济体制和社会安排上系统地偏袒更有权势的群体的利益。报告争辩说，这样的体制安排会破坏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潜力。
报告的一位主要作者弗朗西斯科费雷拉说：“不公平的体制会造成经济代价。不公平的体制倾向于保护政治上有权有势者和富人的利益，而往往损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如果中间和较贫困的群体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社会就丧失了创新和投资的机会”。
在针对加纳女农民开展的一项研究中有一个体制不公平的例子，这些女农民没有土地权保障。由于她们的土地权是不明确的，因此她们在每个生长季都耕作土地，而不是在有些季节适时地休耕以保持土地肥沃。她们这样做的的原因是担心地位较高的个人（通常是男人）会以妇女没有用好土地为借口，把土地从她们手中夺走。结果是她们的土地生产率不断下降，形成了一种生产率低下和不平等日趋扩大的恶性循环。
摆脱不平等的陷阱
当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长期存在，存在于同代人之间和代际之间时，就出现了不平等的陷阱。这些陷阱的标志是儿童死亡率高企、学业完成率低下、失业和低收入，代代重复。机会无论大小，都是父传子，母传女。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降低了个人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削弱了发展的进程。报告说，这种现象得以持续存在，是通过把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机制连锁起来，譬如与种族、民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相关的歧视态度和做法。
为了帮助社会摆脱这些不平等的陷阱，世界银行报告强调了加强贫困和受排斥群体的“能动性”，即，他们要求加强话语权和政治问责机制的能力。通过坚持加强对特权阶层滥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制衡，贫困和受排斥群体（往往包括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可以和中层阶级建立支持公平变革战略的联盟。此类战略会有助于削弱寡头政治的主导地位，在政治舞台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无须诉诸于过去已遭失败的那种缺乏可持续性的民粹主义政策。
《公平与发展》提出的建议与世行2004和05两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相辅相成的，前两个报告的主题是扩大对贫困人口的服务和改善投资环境。
报告的另一位主要作者迈克尔沃尔顿说：“我们认为，以公平性为特征的发展观是与上两个《世界发展报告》的框架相一致的。的确，公平性是实现赋权和建立更好的投资环境所需要的一揽子政策的根本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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