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里奇(Goodrich,1962)说过,北宋盛时的中国文明冠盖全球。虽然北宋领土的幅员(图9.1)只及盛唐的一半,但它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文明和最城市化的国度。这是因为在唐末混战及五代十国大乱之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新世界。正如格内特(Gernet,1980)所说的:
和唐帝国的贵族和半封建社会相比,宋代在政治风气、社会习惯、阶层关系、军事取向、城乡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上都很不相同。拥有现代中国基本特色的新世界已在北宋出现了。
这些学者所说的“新世界”,是指建基于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儒学复兴的中国社会。最突出者乃理学的到来,以及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的形成。这些被简称作“儒”或“士”的人士多来自城市里的富有家庭。他们除了有丰富的知识和独立思考外,更以行为道德和为国、为天下任作标榜。与这些发展相配的是一个新型的商业社会和新型的城市化。这些发展一起推动了新时期的中国城市文明和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