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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title: 社会结构的中立原则——连载（06）
date: 2019-12-30 17: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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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和逻辑入门知识介绍
在正式开始介绍如何构建社会结构的中立原则理论之前，我感到非常有必要至少大概的介绍下形而上学和逻辑的一些基本入门知识。这些内容相比于公理化体系更加基础，它们属于是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的存在，而我们则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受着它们的影响。
根据我肤浅的理解，公理体系，逻辑和形而上学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类比于建筑学上的基础，地基和大地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注意，任何的类比说明都必须建立在类比的两组对象在形式上完全对等才有意义，否则这种类比说明无论多么具有感染力，它在逻辑上根本就不能成立。所谓形式上完全对等，即类比对象内部之间必须具有完全相同的从属关系。）公理化体系就像是建筑的基础，它埋藏在地面之下并承载着通常需要我们仰视的理论大厦的全部重量。如果基础出了问题，那么表面越是光鲜高耸的大厦想和大地亲密接触的动机就越强烈。逻辑就像是建筑的地基，而基础必须得建立在地基之上。地基本身属于被『特别改造』的大地的一部分，地基必须依附于大地本身而存在，而这个大地就是所谓的『形而上学』。
先说形而上学，光听名字就会让人感觉它有点高深莫测。
英文me taphysics，古希腊文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拉丁文me taphysica。 该词原为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该著作是亚里士多德死后200多年由安德罗尼柯把他专讲事物本质、灵魂、意志自由等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著作编集成册，排在研究事物具体形态变化的《物理学》(physica)一书之后，并名之为《物理学之后诸卷》，古希腊文是(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去掉冠词就成了拉丁文(me taphysics)，me ta这个前缀有之后、超越、基础的意思。这个用语被拉丁语注解家理解为“超物理科学”，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讨论的问题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很多基本问题。 "me taphysical"的中文译名“形而上学”是根据《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由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翻译。晚清学者严复则采用了玄学这一翻译，后经清末留日学生将大批日制汉语（日本称和制汉语）带回国后，玄学这一译法渐渐被形而上学取代。严复拒绝使用井上哲次郎的翻译，根据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把"me taphysical"一词译为玄学，但由于日本翻译的一些词汇虽然不甚贴切，却往往更为简单易懂，更容易被当时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中国民众所接受，因此“形而上学”一词扎根在了汉语之中。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学这个中文翻译具有很强的中国上古哲学意味。形而上学（me taphysics）作为一种西方哲学理论，它包含的范围很广泛的同时也很『虚幻』。根据这个词语的起源，形而上学就是非物理的哲学。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物理学也是一门哲学，直到牛顿的时候，他还依然把自己的物理学理论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两者开始逐渐分道扬镳，自然哲学开始转变为一种源于实验和数学的可靠方法体系。到了十八世纪末，物理学开始被称为“科学”以示其与哲学的区别。由此，“形而上学”被用来指代对无形世界的非经验的、非理性的哲学研究。
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作品中那些“专讲事物本质、灵魂、意志自由等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内容应该属于形而上学。但是像“灵魂”这样的内容事实上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研究能力的极限，任何关于灵魂这类不可证明对象的理论最后都必然陷入『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境遇。因此康德开始重新为形而上学注入内涵，在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理性进行批判，他指出了一条能使形而上学最终成为科学的道路。至此，形而上学领域出现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变革。康德直接转变了形而上学的内容，并希望把自己“纯粹的（思辨的）理性的体系在自然的形而上学这个标题下被提供出来”。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康德“首先摆明形而上学之可能性的源泉和条件，并清理和平整全部杂草丛生的地基”。我们需要大概了解的形而上学，并且我认为是真正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应该是康德提出来的这种『自然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康德其实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洁明确的答案：（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所能依靠的）知性和理性脱离一切经验能够认识什么、认识多少？脱离一切经验就是康德所谓的『先验』——先于经验的，且为构成经验所不可或缺的。我们认识世界所能依靠的无非是只有两种基本能力：作为接受性的直观能力的感性和作为自发性的思维能力的理性。让这两种能力先于经验，成为所谓的先验感性和先验逻辑，这其实是去掉了人类必须通过实际经验去认识世界这个约束条件，而首先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生物客体这个更大的范围内去讨论其认识世界的能力极限。这个能力极限的范围显然会变得更大，这是放宽约束条件之后的必然结果。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康德自然的形而上学是一个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关于人类制造理论的理论。它已经本质的区别于传统的形而上学——那些研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理论。因为关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理论，它不是在研究人类如何制造理论，而是在研究上帝如何制造世界。
根据我的理解，康德处理形而上学的思路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切理论，不管它是科学理论还是一般的哲学或者是形而上学理论等等，只要是理论它们说到底都是『人』这个生物制造出来的。这个客观事实已经导致了一条绝对的约束边界的产生——既然是人制造出来的理论，就不可能超越人这个生物能够客观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极限（康德的理论从宏观上看其实也是在探讨边界和极限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下康德自己是怎么解释的：
这样我马上就看到了一条更为简易的出路，因为经验本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一种认识方式，知性的规则则必须是我还在对象被给予我之前因而先天地就在我心中作为前提了，这个规则被表达在先天的概念中，所以一切经验对象都必然依照这些概念且必须与它们相一致。至于那些仅仅通过理性、也就是必然地被思考，但却完全不能在经验中被给出（至少不能像理性所设想的那样被给出）的对象，那么对它们进行思考的尝试（因为它们倒是必定可以被思考的）据此就成了一个极好的试金石，用来检验我们采取的思维方式之改变了的方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 这一试验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成功了，它在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中，也就是在它研究那些先天概念（它们能使经验中与之相适合的相应对象被给予出来）的部分中，向形而上学许诺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因为根据思维方式的这一变革，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一门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并更进一步，对于那些给自然界、即经验对象的总和提供先天基础的法则，可以给它们配以满意的证明，而这两种情况按照至今所采取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我们先天认识能力的这一演绎中，在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却得出了一个意外的、对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所研讨的整个目的看上去极为不利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借这种能力超出可能经验的界限，但这却恰好是这门科学的最根本的事务。然而，这里面也就正好包含着反证我们理性的先天知识的那个初次评价的结果之真理性的实验，即这种知识只适用于现象，相反，自在的事物本身虽然就其自己来说是实在的，但对我们却处于不可知的状态。
传统形而上学所讨论的那些问题，或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事物本质的直觉把握就能认识其本质的做法，现在康德看来完全就是一种『僭越行为』。类似于事物的本质，自在之物，灵魂之类的对象，它们完全超出了人类能力的极限。或者通俗点说，这些其实都不是人应该干的事。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那些『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而只能理解『我们想象中的存在者』。后者虽然可以不断接近前者，但是你永远也不能就说两者等价。康德所作的这一起其实和基督教宗教改革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就不在此处展开了。
康德的理想非常美好，他希望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形而上学问题。
现在，形而上学，按照我们在此将给出的它的概念，是一切科学中惟一的一门这样的科学，它可以许诺这样一种完成，即在较短的时间内，只花较少的、但却是联合的力气来完成它，以至于不再给后世留下什么工作，只除了以教学法的风格按照自己的意图把一切加以编排，而并不因此就会对内容有丝毫增加。因为这无非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产的清单通过纯粹理性而加以系统地整理而已。我们在这里没有忽略任何东西，因为凡是理性完全从自身中带来的东西，都不会隐藏起来，而是只要我们揭示了它的共同原则，本身就会由理性带到光天化日之下。对于出自真正纯粹概念的知识，任何经验的东西或哪怕只是应当导致确定经验的特殊直观都不能对之产生丝毫影响而使之扩展和增加，这类知识的完全的统一性，将会使这种无条件的完备性成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然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康德的确是做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形而上学的所有问题。然而如果说康德的哲学还存在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竟然还允许别人去质疑它，认为它还是存在有缺点。结果后世总还会时不时的有人搞出一些人类不能理解的神秘主义的绝对概念出来，即使早在雍正二年出生的康德已经明确否定了它们的情况之下。就像康德自己说的那样，他留给了我们一份遗产。然而这份遗产不是什么普通的财富，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警戒。 它告诫我们别飞的太高，小心太阳把你的翅膀融化掉，这或许才是能让我们飞的更远的最宝贵财富。
但如果人们要问，我们打算凭借由批判所澄清的、但也因此而达到一种持久状态的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给后人留下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财富呢？粗略地浏览一下这部著作，人们会以为，它的用处总不过是消极的，就是永远也不要冒险凭借思辨理性去超越经验的界限，而这事实上也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第一个用处。但这个用处马上也会成为积极的，只要我们注意到，思辨理性冒险用来超出其界限的那些原理，若更仔细地考察，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上不是扩展了我们的理性运用，而是缩小了它，因为这些原理现实地威胁着要把它的原本归属于其下的感性界限扩展到无所不包，从而完全排斥掉那纯粹的（实践的）理性运用。
对于形而上学的介绍到此为止，对于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直接读康德的原则《纯粹理性批判》。当然还有那种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内容，不过个人建议在六十岁之前就不要读它们了。自然的形而上学是一个关于人类制造理论的理论，它只是告诫了我们一个不应该去僭越的能力极限。如果本着实用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些形而上学的东西看了是一定会有好处，但却不一定有多少直接的用处。因为只要你不越界，它无法直接帮助我们形成归纳或者演绎的任何基础，个人那捉摸不定运气的好坏都比它们的影响力更大。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关于人类制造理论的理论不可不读。然而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付出和回报就严重不成比例。工具的确很重要，但它并不是限制我们发挥潜能的最大短板。好比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毛笔，你也无法因此成为李白。
对于构建公理化的理论体系来说，这些形而上学的东西对我们不会有多少直接帮助，也不会有多少直接的限制。它思考的内容是我们站立的这片土地，究竟能够支撑起多高的理论大厦。而除了那些神秘主义的宗教信徒之外，以我们目前的能力还远远触碰不到这个天花板。我们不是要建造一座通天的巴别塔，而最多也只不过是在遍地高楼的土地上盖个茅草屋而已。至于那个看不到的极限是否会形成一种隐忧的困扰，达朗贝尔在数学面临危机时曾经讲的话或许能很好的鼓舞我们：向前进，向前进，你就会获得信念！
现实的客观世界必然是有秩序的，我们能够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个秩序至少在一个时空范围内是稳定的，人类有记载的所有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切时空范围内这个秩序都是稳定不变的。当然，它也有可能会变。如何探究这些规律，我们最终能够依靠的只有演绎和归纳这两种最基本的逻辑方法。演绎法和公理化理论体系直接相联，它需要找到一组没有内在矛盾的基本假设作为前提。其优点就是结论的保真性，而缺点是前提的不保真性。归纳法则是依靠从经验中获取对事物的具体认识，然后抽象出一个能够包容具体经验的一般规律出来。归纳法非常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学习习惯，用起来方面快捷。然而由于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它就天然的存在一个逻辑陷阱：你看到的经验就是全部的事实，部分完备的反映了整体，规律在未来将和现在一样成立。但是很可惜，这根本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归纳法的优点是符合人的学习习惯，缺点是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
演绎法可以从很少的基本假设开始，更多的依靠人的理性去得出那些虽然不那么直观，但却必然的结论。而归纳法可以从具体的经验中去总结，更多的依靠人的感性去洞察那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演绎法和归纳法各自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一般必须两个混合使用才能有好的效果。然而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逻辑思考都会被三大基本规律（不知为何规律老是喜欢三个凑一组）支配，它们分别是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在长期的逻辑思维中总结出来的，并普遍地适用于各种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它们集中的反应了正确的逻辑思考所应该具备的确定性，无矛盾性和明确性的基本特征。
逻辑的同一律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
同一律这一基本内容可以用公式表示为：A=A(或“A→A”)。 根据同一律的要求，违反同一律的逻辑错误有两种：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 (一)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原来意义上使用某个概念，而是把不同的概念混为一个概念或者改换同一概念的含义，不保持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和同一，就会犯“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二)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原来意义上使用某个判断，而用另外的判断代替它，或者在论证某个论题时，中途改变讨论的对象或论述中心，就犯“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的错误。
矛盾律是指人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两个反对或矛盾的判断不能同时承认它们都是真的，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
矛盾律要求思想前后一贯，不能自相矛盾。公式是：“A必不非A（A一定不是非A）”或“A不既B又非B（A不能既是B又不是B）”。 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作出两个矛盾的判断，即不能既肯定它，又否定它。
排中律指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即“要么A要么非A”。排中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不能对不能同假的命题（矛盾关系、反对关系）同时加以否定。
对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必须明确地肯定其中之一是真的，不能对两者同时都加以否定。对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如果有人既不承认前者是真的，又不承认后者是真的，或者说，如果有人既认为前者是假的，又认为后者也是假的，那么此人的思想就陷入了我们习惯所说的"模棱两可"之中(实际上应该叫做"模棱两不可")。模棱两可是一种常见的违反排中律要求的逻辑错误。所谓模棱两可，就是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之间，回避作出明确的选择，不作明确肯定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任何科学理论其成熟的标志都是完成公理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想要反对它的某些结论，那要么就指出它作为基础假设的某些『事实』不成立，要么就指出其演绎推理的逻辑有错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西方社会科学看似很发达，各种学派众多，角度各具特色，理论众说纷纭。然而它们凑在一块就像是在盲人摸象，看着每一个理论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每一个最多都只是陈述了部分的事实。因为在很多最基本的概念都还没有明确定义的情况下，公理化的第一步事实上都没有真正迈出。如果作为基本假设的概念都没有明确，那假设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对于依靠演绎法的公理化体系来说，一旦基本假设出了问题，那不论表面的理论大厦有多么雄伟壮观，其本质都是不堪一击的。
好在至少它们现在看来并不需要完全推倒重建，只是这座理论大厦还缺失一根关键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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