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解释

阿格因和霍伊特（1998）《增长经济学》最后一章（第18章）提及文化与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属于应当得到发展经济学家重视而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得到探讨的问题。实际上，韦伯经济社会学关于宗教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已经触及这个问题。最新的研究当属D. 莱尔（2001）的《无法预料的后果》（中文，商务印书馆2007年）。联系目前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愈益觉得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实在太大。

W. 刘易斯（1955）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文， 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是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也是其获得1979年诺奖的重要成果。但是，由于二元经济模型太过有名，本书一定程度上反而被学术界忽视了。本书试图为分析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理论框架，他将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分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积累三大类。而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是由观念和制度决定的，也就是说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与技术、知识和资本同样的重要性。

探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面临特殊的困难：第一，文化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具有更深层次或更间接的性质；第二，相应地，文化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制更难把握；第三，文化总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往往呈现阶段特性，只有将这些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全部离析出来，才能得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如何做到呢？第四，文化概念的准确界定面临困难，由此会出现“亚文化”概念，例如，大中华地区或东亚地区属于儒家文化，但广东、江浙、东北在亚文化层面上也可以进行区分，这给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增添了困难；第五，经验实证分析中如何合理和准确地确定文化因素的代理变量也面临困难。

现代经济发展取决于商人阶层的行为应该说得过去，商人阶层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市民阶层，或者西方近代的第三等级，现在的时髦说法是企业家阶层。探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效应，着眼于文化对企业家阶层的影响可能是一种思路。A.格申克龙（1962）《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的文章“社会态度、企业家与经济发展”涉及到这个问题。该文讨论的重点并非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是探讨社会态度对企业家产生和数量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态度在工业化早期通常排斥甚至歧视企业家，但并未能阻碍企业家的产生及其牟利活动，并且迟早企业家的行为会得到社会认可。这意味着对企业家的社会态度只要不转化为政府政策，社会态度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那么，是否意味着文化影响企业家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思路并无研究价值呢？

将企业家行为、创新与文化因素相联系，解释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呢？如果将创新作为企业家行为代理变量，就变成讨论文化对创新的影响了。

P. Aghion 和S. Durlauf（2014）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2,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以韦伯的耐心和奈特的风险代表文化因素，将父母偏好传递对孩子在工人和企业家之间的职业选择的影响作为分析的核心，在一个内生创新的模型中讨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在增长和发展理论中，将文化和偏好作为外生因素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因为文化因素会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做出反应；另一方面，文化和偏好也会对制度和经济发展产生反馈作用。在总量水平上，经济增长率依赖于总人口中企业家的比例，因为它决定了经济中的技术创新。需要在理论上识别偏好和增长之间的自我强化的机制。一个企业家比例高的社会，意味着较大比例的人口具有耐心和风险承受意识。这种偏好维持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冒险性创新，由此导致较高的增长率，也会导致下一代形成企业家精神的激励。（P. Aghion 和S. Durlauf，2014）

从文化因素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可以吗？第一，如何定义中国文化的特征？第二，如果文化作为外生因素，并且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因素，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差异？第三，如果文化作为内生因素，文化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双向关系的机制是什么？第四，基于文化——个体行为——要素积累和总生产率提高——经济发展的逻辑，探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增长率差异，对理解中国经验有用吗？

一种说法是，中国的文化在传统上就是在耐心和未来导向方面突出。但是1979年之前，制度因素阻碍了私人的资本积累和增长。改革之后，这种文化的特性得以发挥，并且，通过父母对孩子耐心方面投资，进一步增强人们的积累动机（阿格因和霍伊特，1998《增长经济学》，pp350-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