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1个五年计划:从超英赶美到坚定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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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1953～1957)：工业增速 超英赶美

“一五”计划的制定历时5年，数易其稿。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颁布时计划涵盖的时间已经过半。其确定的一项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156项”)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至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经济建设的“冒进”，但都得到及时纠正。

工业化奠基之役

【决策回眸】

“当时，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吉林化工区的一名老职工回忆说。

吉林化工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包括“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

1952年7月，“一五”计划第一草稿完成。按照陈云的话说，该计划的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随身携带的就是该草案。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国应该降低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以免计划太满，没有回旋余地。“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虽然这156个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项，另有4项推迟施工，还有6项最终没有从图纸变现实，但这仍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

从“156项”(实际为150项)的产业结构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

其中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1953年7月15日，工程破土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奋斗，终让一座宏伟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钢铁是大工业的基础。根据“一五”计划，我国不仅要扩建当时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还将兴建两个新的钢铁基地，即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而鞍钢的建设又是“一五”计划钢铁建设的中心。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共有55个城市、199个企业从人力、物资、设备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钢建设。1953年12月26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并向中共中央报捷，毛泽东亲自复信祝贺。本报记者董伟整理

【数字】

921

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它们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其中有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等等。

三年半

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半就能收回投资。同期日本是3年，美国是4年，苏联是5年。

18%

“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计划规定为14.7%)。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1956年8月)

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1956年2月)

(邢莉云整理)

【评说】

“一五”计划的成绩是巨大的，是1953年至1980年的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它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点，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评价甚高：“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但是，这个成就是有代价的：因为追求高速度和增加工业投入，使我国的供求关系由原来市场机制参与调节的基本平衡，转变为由国家按计划实行资源配置的“短缺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适应上述这种转变要求的变革，只是这种变革要求过急、转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工作过于粗糙。1957年曾经有所调整，但很快就被后来的“大跃进”所冲掉了。

“二五”(1958～1962)：大跃进 大倒退

“二五”计划大起大落，历程曲折。“二五”计划作为党中央的建议，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此后，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各年度的计划数字不断大幅调整变化，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

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巨大波动，“二五”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年～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

1958年的“大跃进”，是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形成了一场包含着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最高时达54.8%，最低时至-38.2%。1960年非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困难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

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原来提出的八大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从三本账到一本账

【决策回眸】

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些风风火火的运动就发生在“二五”期间。回顾这段岁月，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曾提到过两个小故事。

1958年秋，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粮食，老农两次都不吭声；问到第三次的时候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又问能产800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

1959年1月，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可那时，连人吃的白薯都已经没有了。

不但农业生产如此，当时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如此。柳随年回忆，大炼钢铁运动中，连计委的干部都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柳随年认为，其实在1958年下半年，许多迹象就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但那时人们不敢反映，怕被说成在泼冷水。

这种怕说泼冷水的“大跃进”，来源于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六十条》要求生产计划作三本账。这其中，中央要做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对外公布；第二本则是期成的计划，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也是期成的。

从指标来看，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中央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生产计划层层加码。“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不管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薄一波认为，这三本账的制度，是造成大跃进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有三本账还不够，《六十条》还要求计划实施采取“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的办法。评比采取同级竞赛的方式，年终评比以第二本账为标准。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更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省、市、自治区纷纷表决心，要用五六七年时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12年内完成的任务。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错误的计划，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急剧减产。1960年夏季，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鞍钢工人的供应仅为每月2两肉，每天4两菜，甚至连这些也难以长期维持。

1960年7月18日，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建议，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对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账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说：今年不搞两本账了，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到省、市又是一个盘子，到地、县又是一个盘子，到群众又是一个盘子，层层加码。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

至此，满足大跃进要求的“三本账”终于走到了尽头。本报记者李松涛整理

【数字】

6000万吨

1958年6月上旬，冶金部拟订的规划中，将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上规定的1958年产钢610万吨的指标提高为：预计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0年产钢360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

1000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我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2877

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7年

“二五”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将15年的赶超英美战略变成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兴奋地将其降到7年，之后又降到2至3年。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1957年)

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

——刘少奇(1959年1月27日)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从“二五”计划开始，我国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开始拉大。由于工作失误，我国失去了一次有利的发展时机。

如今，再来看“二五”计划，其新认识包括：首先要正视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其次，计划决策要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要尊重科学决策的运行规律；第三，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第四，“赶超”要知己知彼，立足于本国国情、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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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超英赶美 五年计划 改革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改革开放 五年计划

“三五”(1966～1970)：三线建设 备战备荒

“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实行。1962年，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但毛泽东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为过渡阶段，继续调整打下底子，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正式的“三五”计划没有来得及形成。

“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经历了由“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总的来说呈现了“起(1966)———落(1967、1968)———起(1969、1970)”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曾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但1967年、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8年还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惟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使“三五”计划勉强完成。

从抓“吃穿用”到“三线建设”

毛泽东“脑筋急转弯”

【决策回眸】

“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毛驴下西康。”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显然对编制已进行3年之久的“三五”计划安排不满意。这天，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汇报“三五”计划的编制情况，听说主线一是农业，二是国防，三是基础工业时，非常生气，说了上面的赌气话。

毛泽东认为，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甚至表示：“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

这让与会的同志吃了一惊，变化太快了！10多天前的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毛泽东除对个别项目不能上有意见外，总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这个计划从1962年开始讨论起，一直的设想都是要抓“吃穿用”。由于刚从三年困难中走出来，经济形势极其恶劣，因此，在“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中，主要是着眼于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对此也一度很认同。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他还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各级计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

可见，毛泽东原本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战略考虑，并不是要抓“三线建设”的。但过去20天不到，为什么又彻底改变想法了呢？

原来，在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初步设想前后，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一份报告，让罗瑞卿将报告送给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

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

报告详细列举了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而当时的国内外艰险情势也在为报告作注脚。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蒋介石政权正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闹僵，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都非常仇视新中国政权，1961年9月，还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型核战争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而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

艰险的形势加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让毛泽东的主导思想迅速发生了变化，他的态度也很快扭转了大家的认识。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高层领导都陆续讲话，对毛泽东的看法表态支持。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叶铁桥整理)

【数字】

114.1%～116.2%

按照196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计划的114.1%～116.2%，比1969年增长25.7%。

27个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报告，将部委数量由80多个精简为27个。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现在搞得一塌糊涂，陈云真仔细，如果是陈云当家不可能出这些乱子。

——毛泽东(1959年7月)

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没有钱用我的工资。

——毛泽东(1964年8月)

(邢莉云整理)

【评说】

客观地说，“三五”计划奠定了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经济建设实行了一个重大战略转变，其所奠定的指导方针，一直影响到“四五”计划。

在“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现象之后4年，毛泽东特别提出要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要备荒，不要搞得太紧张，无疑是接受了过去惨痛的教训，给即将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上了一个限制阀门。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但也没有发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现象。

“三五”计划各项指标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最后仍然能得到完成。这也许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四五”(1971～1975)：严重失控 调整战略

“四五”计划最终仍以“草案”的形式印发。

在国际紧张形势和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四五”计划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导致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失控现象：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主持两年经济调整，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

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得到了基本完成。

“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

【决策回眸】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正式写进新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妻子叶群，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直接插手国务院部委工作，大肆发布战争迫在眉睫的指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他们盲目扩大军事工业生产，乱上“重点”项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雪上加霜。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又严重占用挤压民用工业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使其生产下降。

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为了增加陶瓷出口，国家用了2700万元，在景德镇建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陶瓷厂，设计规模为年产2000万件。

1969年，吴法宪等人看中了这个厂的厂房，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借口大搞直升机，占用了这个刚刚投产的陶瓷厂。他们把设备分掉，还把花了500万元建起来的隧道窑和锦窑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国在国际市场瓷器贸易总额中只相当日本的五分之一。

1970年宣布建成的这个景德镇的直升机厂，到1971年仍然没有生产出一架飞机。吴法宪等就采取欺骗手段，把老厂生产的零部件拉到这里总装、试飞。将这个厂包装成当年设计、当年基建、当年投产的典型。

他们还肆意破坏计划管理制度。吴法宪派到成都雷达厂的心腹公开提出了“六不要”，首先就是不要计划。他们说：要什么计划？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我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计划就是计划，把它丢在一边。另外还包括不要设计、不要配套、不要检验，甚至提出不要质量、不要生产管理：讲这个质量、那个质量，威力大了就是质量，给部队使用了就是质量。过去几年出不了一个产品，有人说乱，我看这个乱很好，还乱得不够，这才是正常秩序。

1971年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针对前一个时期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和过分强调战争威胁造成的问题，以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形式，进行了经济调整。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周恩来指示下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

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严厉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挥”、“三个突破”等现象后指出：“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渐暴露出来了。应该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历数了两年来经济领域国民经济发展不讲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等等乱象，感慨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

此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四五纲要(草案)”的部分高指标被降低：工业总产值由4000亿元下降到3300亿元，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2.8%下调到7.7%……

(李朱整理 )

【数字】

第一

1970年4月，全国煤炭工业会议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实现江南9省煤炭基本自给，力争在1975年煤炭产量超过美国、苏联，跃居世界第一。

101.7%

1975年是“四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主要由于整顿的作用，才使“四五”计划的多项指标基本完成，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

10.7年

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一五”时期是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则延长到8.8年和10.7年。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1970年10月20日)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林彪(1969年9月27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1974年10月)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三五”、“四五”计划的编制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一是制定计划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分的科学论证、调查研究；二是制定计划必须尽量符合经济规律和生产力水平，不能单纯从人的主观愿望和热情出发。两个计划编制中，始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用精神力量来作为完成指标的依据，这本身就是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抓革命”的“热情”不但不是“促生产”的动力，反而是经济发展的破坏力。

尽管存在着计划编制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等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三五”、“四五”计划毕竟得到了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比以往有较大增加，而没有出现“大跃进”后严重倒退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而且，“三五”、“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

“五五”(1976～1980年)：新跃进 大转折

恢复和调整是“五五”计划实施的主线。

“计划赶不上变化”。“五五”计划实施期间，跨越了由“文革”至粉碎“四人帮”及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转折，致使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亦随之变化。其制定开始于1974年，没有独立的文本，包含在《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之中。此纲要直至1977年12月才被下发，“五五”计划缩水仅剩3年。

“五五”计划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建设处于恢复发展时期。1978年前后的“新跃进”，致使国民经济结构失调、效益低下。

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全面调整时期，“五五”计划指标相应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1980年年底，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改善，生产和建设也取得较大发展。

“新跃进”背后的手

【决策回眸】

“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中国人民有一种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的英雄气概。”

“只有一年、两年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年年保持高速度；只有一个部门、两个部门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各个部门都保持高速度！”

这三段话，引自1977年和197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上继续推进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的老毛病又卷土重来。这使刚刚降温的狂热气氛又逐渐有了升温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组织新的大跃进”的论调。

这种情况，与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同志不无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华国锋威望空前高涨，对他的崇拜之风也在全国渐起。在此情形下，华国锋感觉重任在肩，因此急于把国民经济快速搞上去，尽快实现“强国之梦”。

其实，早在1976年，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就对农业机械化提出过空浮的口号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197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提出目标要求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在工业上的“新跃进”则表现得更为激进。1977年4月至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对于大庆这样的“社会主义旗帜”相当重视，他在会议讲话中雄心勃勃地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1／3的企业要办成大庆式企业，并且表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在会上，他还提出要在23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7年9月，他又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并且在会上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地实现现代化”。

这样明显不符合科学规律、急于求成的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危害甚多。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财政和外汇收支的严重不平衡等诸多情况，都是“新跃进”导致的恶果。

由此而来的是开始于1979的经济调整期，这个调整一直持续了3年，直到1981年基本完成调整任务，国民经济才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陈云同志在1978年年底所说，“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就是对这次急于求成的“新跃进”的深刻反思。实习生叶铁桥整理

【数字】

0.4%

1978年，大学生仅占全国学生总数的0.4%，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

11.7%

“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7.84%，最高年为11.7%，最低年为1.7%；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5.1%，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9.2%。

4

“五五”时期物资分配上很难衔接，企业当年申请，部门当年平衡、当年安排生产、当年交货，解决一个配件最快也得4个月。而在市场经济国家，4个小时即可送到。

(许瑞芳整理)

【语录】

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1979年11月)

(许瑞芳整理)

【评说】

“五五”计划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

粉碎“四人帮”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家面临三条道路：一条是“老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条是“邪路”，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条是“新路”，走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快速发展的中国道路。走“老路”只会使中国更加贫穷；走“邪路”只会使中国陷入动乱的深渊；走“新路”虽然艰难，但是最有前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法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五五”之后，中国的五年计划翻过了新的一页。

“六五”(1981～1985)：走向改革开放

“六五”计划是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后认真总结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按照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内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部署制定的。“六五”计划的编制时间比较长，最初是作为《l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一部分，于1975年、1977年两次进行编制。两次拟定的“六五”计划指标，指标一次比一次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1980年开始，对“六五”计划在推倒原方案后开始重新拟定。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

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的经济计划中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计划的题目也相应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而以往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仅仅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六五”计划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农村改革拨雾见日

【决策回眸】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冷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生产队长严宏昌的主持下，在社员严立华家的破屋里开会，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如果队干部因此坐牢，全体社员要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儿全包下来，并且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接着大家发誓，保证严守秘密，并写成契约，一一在上面按了手印。这颇具悲壮意味的一幕，被认为是一次大转折的起点。它催生了中国农村大变革，孕育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但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是不可想像的。当时连“包产到户”四个字都是大忌，一提“包”字，都会令人为之色变，更别提彻底分家的“大包干”了。“包产到户”仅仅意味着农户各自生产粮食，最后全部交生产队分配，这在上世纪50年代合作化高潮时就出现过，被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而“大包干”则让农民取得了对农产品的实际支配权，这在当时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即使人们已从“十年动乱”和长期思想禁锢中苏醒过来，开始了思想解放，但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所能容忍的也还只是“包产到组”而已。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农委领导干部座谈会，主要话题是探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且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实行“包工包产到组”应当坚持什么原则，二是对“包产到户”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个时候，“包产到组”已经算半合法了，而“包产到户”还属于绝对“不许”之列。

华国锋专门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后来透露，作为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认为分队、分组过小都是不利的，更不要说“包产到户”了。

当时的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也在会上表示，搞合作化几十年了，基本上是好的，集体办不好可能不如单干，但办得好肯定超过单干。言下之意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跑在了前头。安徽、广东、四川等省份，“不经领导同意”搞“包产到户”的农户已经不少，且得到了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如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就多次为小岗村的改革当挡箭牌，并且呼吁“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给他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但当时阻力仍然很大。方向真正明确起来，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之后。

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谈话为农村的改革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此后，农村的改革形势迅速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六五”计划期间，随着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颁布，逐步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到1983年年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当时生产队总数的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7.8%。

(叶铁桥整理)

【数字】

23

由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产品由1979年的188种减少到1985年的23种，机电产品除汽车、半导体和工业锅炉外，全部实行自由购销。

11%

5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不包括村办工业)。这五年是我国农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170万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80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万人。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的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

———邓小平(1981年10月)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邓小平(1984年6月)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邓小平(1985年3月)

(许瑞芳整理)

【评说】

“六五”期间，我国胜利完成了进行经济调整整顿的任务，国民经济开始走上一条比较协调、注重效益的新路子。在此期间，还成功地推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过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转向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活力的新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使长期以来非常突出的人民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六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

但“六五”后期，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

“七五”(1986～1990)：改革闯关 治理整顿

“六五”后期，从1984年第4季度开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这些也成为“七五”开局的基础条件。经济过热局面成为整个“七五”期间不得不认真对付的难题。

“七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3年。1983年，国务院即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经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制定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七五”期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86年到1988年9月，特点是经济发展持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后一阶段从1988年9月到1990年，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

价格闯关受挫

【决策回眸】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幕。几乎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排满了来提款的储户，不管到期还是未到期；几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挤满了来购物的大妈大婶，不管需要不需要。她们抱着、拎着、拖着各式各样的物件，一趟又一趟。百货大楼空了，杂货铺也空了。这个时刻属于白糖，属于洗衣粉，甚至属于大白菜。因为它们都成为这场空前的抢购风中的抢手货品。这个时刻也属于“七五”。

力行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点，计划和市场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新旧体制的“共荣共存”难以为继，继续转舵势成必然。“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其中最大的尝试和焦点之战则是“价格闯关”。

1988年5月8日，各大新闻媒体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第一张百元大钞。这让长期习惯了“大团结”(拾元币)的中国老百姓颇感意外。虽然不知道决策层的具体动向，但是已经对涨价异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紧张起来，传言四起。

当时中央在下价格“并轨”的决心。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说，“当时的改革是考虑要由产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解决物价严重的扭曲问题，那就不可能转到商品经济的领域里来。我们当时的物价，管你供求关系有多大变化，我照样不动，价值有多大变化，我价格照样不动。这就是产品经济，因此，没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重要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及其反应，使这次价格闯关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这几年经济形势中的各种矛盾为改革带来的巨大阻力。中央重新审视和调整决策，原有计划大转弯，急刹车。

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对物价闯关的改革方案作出解释。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延长治理整顿的时间，将原定的“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延长为“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 (徐建青 董伟)

【数字】

90%

到1990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承包面超过90%。

1／3

全国1987年预算的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超过700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许瑞芳整理)

【语录】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邓小平(1987年2月)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1989年3月)(许瑞芳整理)

【评说】

“七五”时期是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前10年打基础”战略部署的重要时期，也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并存，同时又激烈冲突的时期。

“七五”时期的经济过热，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克服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点。理论上几十年争论不休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这时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不可逆转。“七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通过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以后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七五”后期的治理整顿取得的成效，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七五”计划的基本完成。

“八五”(1991～1995)：小平南巡 改革潮涌

“八五”计划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的背景下制定的，最初要求保持6%左右的中速增长，设想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人们的观念和经济发展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八五”期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进最快的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形成了总体开放的格局。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达到12%，是同期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时期。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

【决策回眸】

1990年开始编制“八五”计划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历时三年的经济全面治理整顿，西方几个主要国家也正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说，“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一些，以立于不败之地。在订计划时要留有充分的余地，把计划编得小一点”。

时年87岁的邓小平已经退休一年，但仍在思考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对于计划中的两个问题，邓小平心存疑虑。其一是发展速度问题，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可能丧失时机”。其二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事实上，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已经提出了“计划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种说法被认为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只有一步之遥。但两年之后，中央的表述依然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决定把这些疑虑摆上台面。1992年1月17日，南方的春天已初现端倪。邓小平乘坐一辆有8节车厢的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之中最后一次“南巡”。先于他到达南方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这位来南方“休息”的88岁老人，在那次行程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后，邓小平一直在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向来并不多言的他，几乎没有停止过谈话。最激动的一次，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他整整谈了一个小时。

邓小平在这次“南巡”中的谈话与思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在一个月之后的2月28日，经中央和小平本人亲自审阅，被作为1992年中央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自此，邓小平这次“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的南巡，开始广为人知。很多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束了十多年的争论，第一次在改革目标模式上取得了共识，指出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作报告时提出，到2000年前，经济每年增长8%～9%———高于当初“八五”计划提出的6%的指标。在家里观看电视直播的邓小平对身边的人说，“我应该为这个报告鼓掌”。

自此，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开始了。下海经商风起云涌，一批批人从体制内移身商海，这些人后来被归为“92派”；有如“砖头”一般的“大哥大”开始为一些人所使用，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跨国公司，如摩托罗拉、宝洁等，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大陆，兴办合资企业。(唐勇林)

【数字】

12%

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50亿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用七年时间又翻了一番。“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2%。

1600亿

“八五”期间，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进出口总额五年超过1万亿美元。五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6500万“八五”期间，贫困人口由上世纪80年代末的8500万人减少到1995年的6500万人。(许瑞芳整理)

【语录】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评说】

“八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执行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之一，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前五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营管理比较粗放，经济素质不高，经济效益较差；农业基础薄弱，不适应人口增加、生活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国家财力不足，宏观调控实力不强；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别悬殊；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面临不少新问题。

“九五”(1996～2000)：宏观调控 经济“软着陆”

“九五”计划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对的国内外环境，是历次五年计划实施中比较少见的。

国际上，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整个亚洲，对中国的出口、利用外资以及经济增长都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在国内，“九五”前期，针对通货膨胀率过高的突出矛盾，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通过综合治理，高通胀得到了有效控制，需求过热的局面得以扭转，国民经济顺利实现了“软着陆”。而在后期，在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后，又适时通过增加投资、刺激消费等措施，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的翅膀还在”

【决策回眸】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环境所面临的复杂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当时被美国《时代》周刊比喻成“飞向太阳的鸟，但翅膀已被烤焦”。

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外贸出口增幅从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跌至20年来最低点；在国内，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到1998年上半年，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企业家们都在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也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北京城当时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这样，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

事实上，在1997年，关于“软着陆”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颇有争议。这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曾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认识。

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叠加，使经济受阻。2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注意到了内需不足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

当年8月2日，朱镕基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构想。国务院随后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采取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与普通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三项，也从1998年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之后开始的黄金周等措施一起，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而从1999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则与1998年年底呈交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紧密相关。这封由经济学者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写的信建议，在3年至4年内使中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他们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这封信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很快有了回应。次年，有关部门拟定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几个月后又增至47%。

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这年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米勒来到北京，与朱镕基总理进行了长谈。朱镕基幽默地请米勒教授转告《时代》周刊，“我的翅膀还在”。(唐勇林)

【数字】

3.4%

1997年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人。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势开始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处于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8.3%

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8.3%，大大高于世界平均3.8%的增长速度。

85%

2000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比1995年的36.2%明显提高。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初步实现。(许瑞芳整理)

【语录】

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

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

———江泽民(1997年9月)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1998年3月)

【评说】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1997年比预期目标提前3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为进一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体制改革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但是，产权制度、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还比较滞后，要素市场“双轨制”问题依然突出，收入分配制度仍有待完善。

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决策者适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力度，并注意把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十五”(2001～2005)：指令计划退场 市场配置资源

进入21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非凡：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五”计划出台。

“十五”计划的制定，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的主角，市场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计划总体上不再具有指令的性质，而是粗线条的计划。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确立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生态建设、环保、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加倍的重视。更多关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更加注意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

“两个大局”战略继续推进

【决策回眸】

改革开放让我国东部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将西部甩在了后面。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洪涝灾害、沙尘暴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制约因素。

经研究，人们发现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西部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恶化的原因在于过度开发。过度开发的原因，一是穷，二是科技不发达。西部老百姓只有通过对自然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的初级开发来获取利益，没有能力，没有技术，也没有意识去改善已经受到破坏的环境。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十五”计划把第二个大局提上了日程：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这条主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摆在全国人民面前。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此后5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陆续新开工60个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2000年至2004年，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5%、8.8%、10%、11.3%和12%，高于前些年的增长速度，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显著加强。西部退耕还林7350多万亩，荒山荒地造林9570多万亩，退牧还草1.9亿亩。

最让西部孩子高兴的是，国家出资对7000多所中小学危房进行了改造，读书环境得到改善。“十五”期间，振兴东北也是一项重要战略。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东北一下子“变成”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后的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李松涛)

【数字】

1.2%

2001年至2004年，年平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只有1.2%，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最好时期。

1.4倍

2001年至2004年，高等教育大发展，2000年普通高校在校学生556.1万人，2004年增至1333.5万人，增加了1.4倍。

108.6亿元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进展重大，截至2004年4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投入资金108.6亿元，建设2425个省、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投入76亿元，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建设项目2518个。(许瑞芳整理)

【语录】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江泽民(2002年11月)

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按照科学规律来谋划发展大计。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去改，真正使促进发展的各项工作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胡锦涛(2004年3月)

【评说】

经历了十个五年计划的洗礼，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但仍有不少难题摆在中国人面前。尽管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不全面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三农问题、失业问题、资源短缺、国有企业退出市场难度大、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新世纪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有这样几个努力方向。

第一，制定和实施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三步走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即到21世纪前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进一步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分为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再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体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二，发展要有新思路，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重大方针政策。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保护，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十一五”(2006～2010)：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十一五”规划要实现六个转变

【解读】

在3月19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说，在构建和谐社会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将是今后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过去二三十年，我国是把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摆在首位，那么今后我国将要进一步去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发展，靠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为此，刚刚颁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提出了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些基本政策。

这些政策被马凯概述为要实现六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基本出发点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马凯解释说，这是针对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的问题提出来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这种增长格局虽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较快增长，但会助长增长方式更加粗放，也会加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第二个转变是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其他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带动转变，这是针对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提出的。

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发展落后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同时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特别是高耗能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47.3%，但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比重在2002年曾经达到41.7%，但到2005年又降至40.3%，这比世界上人均收入差不多的国家，将近低10个百分点。

马凯说，这种经济结构不仅加大了环境资源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十一五”时期，国家将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各项战略任务的首位，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三个转变是把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率带动转变。这是针对中国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提出的。

第四个转变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这是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瓶颈和人才瓶颈制约这一问题提出来的。

第五个转变是要把改革开放作为动力，促使经济增长由某些领域相当程度上依靠行政干预推动向国家在宏观调控下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转变。这是针对体制机制瓶颈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的。

第六个转变是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发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这是针对发展过程中，过于看重经济总量扩张以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提出的。(刘世昕)

小人物走进中南海

【决策内幕】

3月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一场解读“十一五”规划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说，这次“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大概算得上是一次向民间买思想的尝试，不仅一批学者专家参与制定，而且两会前，从2月6日到10日，温家宝总理还主持了4次座谈会，直接听取各方面对规划纲要(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一批来自基层的农民、工人、医疗工作者、科技工作者，走进中南海和总理面对面交流，提了许多宝贵意见。

1月27日，除夕前一天，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卫生所医生马文芳接到河南省卫生厅的通知，要求他准备前往北京参加与总理的座谈会。第二天，他接到卫生部的通知，当晚，马文芳激动得一宿没睡：见到总理说点啥？说错了咋办？

2月5日下午，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接见了马文芳和另外两名卫生系统的代表，叮嘱他们一定要讲实情。在发言中，马文芳谈到了农民看不起病和吃不到放心、价廉的药品。他告诉总理，他所在的村庄人均纯收入只有500元钱，除去小孩读书和基本的生活费用支出，所剩无几。有了大病，乡亲们根本没有钱到医院去看。

马文芳还告诉总理，他所在的县还没有开展合作医疗试点，但据了解，附近开展合作医疗试点的地方，合作医疗的保障能力也较为有限。还有，当地一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生存困难，甚至被承包和拍卖，最终是害了农民的健康，富了个别人的腰包。

一口气说完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后，马文芳惴惴不安地看了看总理，总理一边快速记录着马文芳的汇报，一边温和地说：“马文芳说的农民看病难问题很真实，要抓紧时间扩大农村新型医疗合作机制，让更多农民得到实惠。如果办合作医疗，你能不能办好？”“一定能，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好好干。”马文芳回答。

和马文芳一起走进中南海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李连达在去中南海前就已经计划好，这次见到总理一定得说说医改的事。

之前，有人曾向李连达建议说，你的专业是搞中医的，你还是汇报汇报中医中药方面的事吧。

但李连达认为，医疗卫生改革工作关系到13亿人民的生老病死，关系到各民族的健康幸福，关系到全社会的安定团结，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难点。作为在医疗战线工作几十年的老兵，李连达觉得他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他从一个医务工作者、一个老百姓观察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主张建议，报告给总理。

李连达和马文芳都记得，在座谈会结束时，总理说，今天参加会议的有不少基层群众，大家的发言既提了建议和修改的意见，又反映了基层行业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非常实在。我们的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基层的实际中产生出来的。基层的意见看似一般，实际上有不少我们值得研究的大政策。

而在新华社后来发的一篇文章中，李连达和马文芳都读到总理这样的话语，“大家的发言提醒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而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刘世昕)

【数字】

7.5%“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

20%

“十一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

47%

“十一五”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城镇化率提高到47%。

80%

“十一五”时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80%以上。(边集整理)

【语录】

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胡锦涛(2006年3月)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

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温家宝(2006年3月)

一、是“十一五”规划，而不是“十一五”计划；

二、不能将“十一五”规划与大跃进时期的“超英赶美”相提并论；“十一五”规划与“十五”计划不同。“大跃进”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而“规划”是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上，调整战略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从单纯的追求“数量”到以重视“质量”，而且注重了“民生”问题，况且在原基础上，调缓了发展速度……

谢谢分享！决策回眸部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