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新村运动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虽然在终极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诸如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等),但是二者面临的前提假设又有很大的差异性:(1)韩国的新村运动基本上是在其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相当低,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相当低,农民从事非农行业的机会成本非常低;而(2)中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国家工业化的中期或中后期,尽管城乡差距已经大到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但是农民、农业的非农化程度已经非常高——非农收入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的生产、生活各个环节已经完成高度的市场化,农民、农业、农村的市场化程度已经高到近乎“依赖”的程度。在这种前提差异下,两国的农(乡)村建设所面临的制约条件就有很大的不同:(1)韩国的新村运动可以以很低的货币成本激发农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如几包水泥,具体可以参读朴振焕著《韩国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在农民、农业、农村的市场化影响还很低的情况下,农民还保持着对微弱刺激的高度敏感性。如此,韩国的新村运动政府的货币投入比较少,但所引发的连锁效益就比较显著(农民增收、农民素质提高、农民对美好新生活更有信息等)。而(2)中国的情况呢,尽管农民的相对收入比较低,但是由于市场化因子对其全方面的冲击,已经逐步将传统社会那种团结协会互助精神抛弃,对自己的真正收入能有着一种与城市一般收入水平的盲目攀比,当然也是由于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非农收入比重的增大,农业比较受益长期低下,农民已经从心底里对农业产业绝望——农业只是个撑肚皮的东西。如此,在心里上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看不起农业、排斥农村生活,在行为上缺乏对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的基本参与度,各自为政的非合作行为严重(典型的像农村改房时对各地的肆意挤占),在经济收入上由于从事农业、农村事业的机会成本已经相当高。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治、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农民主体、政府主导”需要很高的成本,这个支付成本至少要高到能吸引农民参与进来(即满足参与约束),有必要还必须支付一个更高的激励相容的货币份额——只有这样才可能吸引那些真正有作为(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农民参与进来。
所以,乐观估计“事业终会成”,但短期(当期)成本必然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