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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架 在构架方面特可注意之特征有下列七点：
（一）阑额与由额间之矮柱 大雁塔石楣石所画佛殿，于柱头间施阑额及由额，二者之间施矮柱，将一间分为三小间，为后世所不见之做法。
（二）普拍枋之施用 玄奘塔下三层均以普拍枋承斗拱。最下层未砌柱形，普拍枋安于墙头上。第二第三两层砌柱头间阑额，其上施普拍枋以承斗拱。最上两层则无普拍枋,斗拱直接安于柱头上。可知普拍枋之用,于唐初已极普遍,且其施用相当自由也。
（三）内外柱同高 佛光寺内柱与外柱完全同高，内部屋顶举折，均由梁架构成。不若后代将内柱加高。然佛光寺为一孤例，加高做法想亦为唐代所有也。
（四）举折 佛光寺大殿屋顶举高仅及前后橑檐枋间距离之五分之一强，其坡度较后世屋顶缓和甚多。其下折亦甚微，当于下章与宋式比较论之。
（五）明栿与草栿之分别 佛光寺大殿斗拱上所承之梁皆为月梁，其中部微拱起如弓，亦如新月，故名。后世亦沿用此式，至今尚通行于江南。其在此殿中，月梁仅承平暗之重，谓之明栿。平暗之上，另有梁架，不加卷杀修饰，以承屋盖之重，谓之草栿。辽宋实物亦有明栿以上，另施草栿者，明清以后，则梁均为荷重之材，无论有无平暗，均无明栿草栿之别矣。
（六）月梁 《西都赋》有"抗应龙之虹粱"，谓其梁曲如虹，故知月梁之用，其源甚古。佛光寺大殿明栿均用月梁，其梁首之上及两肩均卷杀，梁下中，为月梁最古实例。其形制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大致相同。
（七）大叉手 佛光寺大殿平梁之上不立侏儒柱以承脊榑，而以两叉手相抵，如人字形斗拱。宋辽实物皆有侏儒柱而辅以叉手，明清以后则仅有侏儒柱而无叉手。敦煌壁画中有绘未完之屋架者,亦仅有叉手而无侏儒柱,其演变之程序,至为清晰。
藻井 佛光寺大殿平暗用小方格，日本同时期实物及河北蓟县独乐寺辽观音阁平暗亦同此式。敦煌唐窟多作盝顶，其四面斜坡画作方格，中部多正形，抹角逐层叠上，至三层五层不等。
角梁及檐椽 佛光寺大殿角梁两重，其大角梁安于转角铺作之上，由昂上并以八角形瘦高宝瓶承托角粱、角梁头卷杀作一大瓣，子角梁甚短，恐已非原状。大雁塔楣石所画大殿角梁不全。其下无宝瓶等物，亦不知有无子角梁也。
佛光寺大殿檐部只出方椽一层，椽头卷杀，但无飞椽。想原有檐部已经后世改造，故飞椽付之缺如。至角有翼角椽，如后世通用之法，大雁塔楣石所画，则用椽两层，下层圆椽，上层方飞椽，有显著之卷杀。椽与角梁相接处不见有生头木之使用。
砖石塔多用叠涩檐。其断面线多入少许，实为一种装饰性之横线道。石塔亦有雕作椽瓦状者，河北涞水县唐先天石塔及江宁栖霞寺五代石塔皆此类实例也。
屋顶 除佛光寺大殿四阿顶一实物外，见于间接资料者，尚有九脊、攒尖两式，"不厦两头"则未见，然既见于汉魏，亦见于宋元以后，则想唐代不能无此式也。九脊屋顶收山颇深，山面三角部分施垂鱼，为至今尚通用之装饰。四角或八角形亭或塔顶，均用攒尖屋顶，各垂脊会于尖部，其上立刹或宝珠。
瓦及瓦饰 佛光寺大殿现存瓦已非原物，故唐代屋瓦及瓦饰之形制，仅得自间接资料考之。筒瓦之用极为普遍，雁塔楣石所见尤为清晰，正脊两端鸱尾均曲向内，外沿有鳍状边缘，正中安宝珠一枚，以代汉魏常见之凤凰。正脊垂脊均以筒瓦覆盖，其垂脊下端微翘起，而压以宝珠。屋檐边线，除雁塔楣石所画，至角微翘外，敦煌壁画所见则全部为直线，实物是否如此尚待考也。
雕饰 雕饰部分可分为立体、平面两种：立体者为雕塑品，平面者为画、屋顶雕饰，仅得见于间接资料，顷已论及。石塔券形门有雕火珠形券面者，至于平面装饰，最重要者莫如壁画。《历代名画记》所载长安洛阳佛寺道观几无无壁画者，如吴道子、尹琳之流，名手辈出。今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可示当时壁画之一般。今中原所存唐代壁画，则仅佛光寺大殿内拱眼壁一小段耳。至于梁枋等结构部分之彩画，则无实例可考校注[10]。天花藻井及壁画边缘图案，则敦煌实例甚多，一望而知所受希腊影响之颇为显著也。
发券 发券之法，至汉已极通行，用于墓藏，遗例颇多。但用于地面者，似尚不甚普遍。至于发券桥，最古纪录，有《水经注》条七里涧之旅人桥，"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实物之最古者厥唯赵县大石桥，其砌券之法，以多道单独之券，并列而成一大券，而非将砌层与券筒中轴线平行，使各层间砌缝相错以相牵济者。此桥之券固与后世之常法异，然亦异于汉墓中所常见，盖独出心裁者也。至于券圈之上另加平砌之仗，自汉以来，已成定法，大石桥亦非例外，直至清代尚遵循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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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
校注[10] 1954 年已发现佛光寺大殿梁、枋、平暗等多处尚存唐代赤白装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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