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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的发展
宋元两代，对联在民间有了群众基础，开始广泛流行，其应用范围、内容种类及形式都得到较大扩展。
宋代，春节贴对联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但是，“对联”一词还未出现，仍叫“桃符”。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说明了这一点。
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对联作为点缀生活环境的艺术作品，在宋代已为文人学士们所接受和喜爱，并且形成一种题联的风气。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朱熹都是很喜欢题联的。据载，苏轼在黄州，除夕访友，在友人门上题联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至今民间仍有苏轼对对联的故事在流传。
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从小习读诗文，精通经理，是个有才识的女子。苏东坡有许多和尚朋友，在众多的和尚朋友中，佛印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一次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日移竹影，一片寂然。许久，佛印对苏东坡说：“观君坐姿，酷似佛祖。”苏东坡看到佛印的褐色袈裟透迄在地，对佛印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微笑而已。
竹林景观 （新华社发 黄小 摄）
苏东坡暗暗得意，回家后禁不住悄悄告诉苏小妹，想不到苏小妹却说 ：“哥你输了，试想佛印以佛心看你似佛，而你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佛印呢？”
《朱子全集》所载朱熹题写的对联也不少，如“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反映了朱熹的哲学见解。梁章钜《楹联丛话·自序》载：“…… 苏文忠（苏轼），真文忠（真德秀）及朱文公（朱熹）撰语，尚有存者，则大贤无不措意于此矣。”除以上提到的三人之外，更有王安石、黄庭坚、张先、 陆游、李清照、文天祥等，都曾在这一创作领域一展才华，正所谓“大贤无不措意于此”。由于受到文人巨匠的追捧，对联在文学上的地位不断上升。
宋代一些文人通过题联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感情；有的则装饰自己的厅堂，以示自己的高雅风范；有的则题写在书院表达志向；还有的题到寺庙、 园林内外，以烘托建筑物的气氛……于是逐步出现了胜迹联、寿联、挽联、 灯联、书斋联、书院联等。
受中原文化影响，当时塞外的辽国人也学会了对联。据岳珂的《程史》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辽国使臣至宋，苏轼奉诏接待辽国使者。辽国使节知道苏轼是大宋的著名文人，便有意为难他。两人见面寒暄后，辽国使臣便用辽国流传的一句话作为上联求对，说：“三光日月星”。而苏即不假思索对曰：“四诗风雅颂”。辽国使臣听罢点头，又问：“还可以有其他对句吗？”苏轼一连又作了两个对句，云：“四德元亨利”“一阵风雷雨”。辽国使臣听后， 惊讶不已，佩服苏轼的才华横溢。
元代统治者虽入主中原，却不熟悉甚至有些轻视汉族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文学发展受到限制，最大的成就是元曲的发展，但他们对对联表现出了兴趣。
据明人戴冠《濯缨亭笔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很欣赏赵宋宗室赵孟頫的才艺，经程钜夫推荐，元世祖召见他，见他气宇轩昂，很是敬佩，即命他书殿上春联。赵孟頫泼墨即书“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字迹苍劲老成，很有皇家气派。元世祖大喜，又命他书应门春联。赵孟頫又书“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为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中的成句，后来成为京城仕宦人家常用的春联，一直流传到清代。
赵孟頫为元代对联作者杰出代表，作品颇丰，如下列一副是应扬州迎月楼酒馆主人之请而作：
春风阆苑三千客；
明月扬州第一楼。
语言流利，格调清新，颇能传神。
关汉卿《窦娥冤》杂剧结尾“正名”用联写道：
汤风冒雪没头鬼；
感天动地窦娥冤。
这句联语道出了窦娥有天大的冤枉。
元代的最高统治者虽然不排斥汉族人的对联，但对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来说，对联毕竟是汉文化，尽管没有遭到统治者的唾弃，也有不少元代文人继承了宋代撰写楹联的传统，却未能达到像前朝那样的发展速度，所以流传下来的对联作品要比宋朝少。
宋词元曲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对联受宋词元曲影响比较大，字数格式发生了变化，由唐代的四言联、五言联、七言联，演变成了长短句结合的多字联。如泉州开元寺联：
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
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
总体上来看，在整个宋元阶段，不仅对联的数目较前期有大量增加，有了一定的民间基础，而且对联的类别也增多，除春联外，还广泛出现了题赠联、书院联、名胜联、喜庆联、哀挽联、谐音联和灯联等。对联的语言运用和表现形式，不但保持了从律诗借鉴来的艺术特点，而且有所突破，吸收了词、 曲语言变化的优点，以长短句创作对联，对联的形式更加变化多姿了，为以后明、清对联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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