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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的萌芽
先秦时期生产力尚不先进，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非常有限，但是长时间的知识积累为对联的萌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联源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对打雷、刮风、闪电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认为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对他们的言行进行惩罚。因此，为了驱魔避邪，人们就在桃木板上画些图案，称为“桃符”。当时，在没有正式文字的情况下，神话中将“神荼”和“郁垒”二神的像制成桃符挂在门的两旁用以辟邪，可以看作是最原始的象形文字的对仗，也是对联的雏形了。
嫩芽吐新意（新华社发 傅建斌 摄）
“楹联始于桃符”这一论断，由于出自清代大学者纪晓岚之口，他的弟子梁章钜又大力支持和宣扬，使得这一论点盛行几百年而不衰，时至今日，此论点仍处于统治地位。虽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但桃符出现在《山海经》里，可见对联历史渊源之久远及与神话故事联系之密切。
其次，对联的内容蕴含着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家对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认识及从中概括出的哲学思想。上古有三大奇书：《黄帝内经》《易经》 《山海经》。《易经》相传为周人所作，亦称《周易》《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周易》从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概括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阴代表坤、地、 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其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受阴阳总规律的制约，从而使“阴、阳”成为《周易》中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观念。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的重要特征，就是事物常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
对联属于对仗的文学，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的“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极，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似。 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他还以人体为例，指出如耳、目、手、足之类，都是“自然成对”的。古代思想家正是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对仗的规律的。
因此，中国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最后，古人创造的辞赋是对联生命的重要载体。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朴素的对称美学观念的影响下，无意识地创造了对称性的语言。文字产生以后，文人们将这些语言、思想记录下来，就产生了对称性的文句，即为偶文。
上古时期的《吴越春秋》中载有一首传为黄帝所作的《弹歌》：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宍”，即古时的“肉”字。歌谣的意思是，割断竹子，连接成弓，装上泥土，飞射禽兽，猎取肉食。歌谣两言一句，音节短促，节奏感很强，可能是制弹弓时所唱，也可能是用弹弓狩猎时所唱，非常古朴敦厚，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用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四个短句都是动宾结构，词性相当，虽然不是对联，但其对偶的修辞法与现在的对联是一致的。
先秦以前，人们使用对偶句还处于自然美的阶段，而到了汉代以后，这种修辞手法已经成为作家刻意追求的自觉行为，也比前期趋于工整严谨。如《木兰诗》中有“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偶句。总结起来，这一时期辞赋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 并追求骈偶；二是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是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四是内容上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意义的排偶较早起，声音的对仗是从它推演出来的。”
汉赋是一种有韵的散文，排偶和藻饰是其一大特征——对偶句的大量使用，为对联的出现奠定了形式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辞赋的杰出人物，如司马相如、贾谊、 班固、张衡等。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东汉文学家孔融，他是目前所知最早单独使用对偶的人。 据《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好士，善文章。时其家宾客盈座。孔融喜曰：“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现的单独的对偶句，是当时诗歌骈偶化的表现，而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对联。
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辞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骈文的偶句及讲究用词影响了日后出现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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