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渊明其人,苏轼曾经说过:
“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做官便做官,归隐便归隐,穷有穷的活法,富有富的活法。这便是陶渊明。
陶渊明性情率真坦荡,因田园就住在他心里,所以他把生活过成了一首田园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醉心于写田园诗者不计其数,更不乏名流,如谢灵运、王维等等。
但别人写田园诗,与陶渊明明显不同。
他人写田园诗,更像是现代城市人偶尔来一次“农家乐”,为的是抒发心情。
陶渊明则不然,他是真的以一介“农民”来作诗。
正因如此,其诗其人都流露出一股惬意、舒适,自然而然。
梁启超曾评价陶渊明:“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世人皆羡慕陶渊明,常常因内心少了一份恬淡从容,却活不成陶渊明。
1
放得下
那首《归园田居》,人人都耳熟能详,这也被认为是陶渊明的“明志”之作: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前两句自述:我自小就不恋俗世,寄情山水,向往自然。
实际上陶渊明的前半生,却与“俗世”牵绊太深。归隐田园,也并非其天性风骨使然,更多还是为形势所迫。
陶渊明年轻时,一则家境贫苦,二则也曾有跻身庙堂的远大抱负。因此,他曾多番投身官场。
然而时局混乱,官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与其终日如履薄冰,还得穿戴规矩去拜见督邮“乡里小儿”,不如远离官场,“复得返自然”,图个清净自在。
此番远离,他远离得很彻底,虽有乱世中“明哲保身”的无奈,却也不失做人智慧。
毕竟,同时期的阮籍、嵇康、谢灵运、潘岳、陆机等文人雅士,都表达过解脱世事、归隐田园的人生理想。
但那些理想只是嘴上说说,实际上却没一个做到了超然物外。追名逐利的行动,倒是一个比一个“诚实”。
唯有陶渊明的避世,真彻底,真决绝。
正如朱熹所评:“晋、宋人物,虽曰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招权纳货。陶渊明是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他不仅“高于晋、宋人物”,也换来了后半生的“有余闲”“返自然”。
史书记载,阮籍等人皆无善果。唯有陶渊明从此纵情山水,过上了终日耕田、赏菊、饮酒的逍遥生活。
世人均知“有舍有得”,真能“舍得下”的却微乎其微。
少年时为了理想,中年时为了生活,该入官场便入官场;官场让他别扭、不如意,说退便退。
一切皆是顺从内心。
陶渊明舍下了官场的功名利禄,才得到了后世的岁月静好。
这份“舍得”,更大的智慧在于:不苛求,不盲从,不将就,不屈从。
人生在世,放得下,是大胸怀,更是大智慧。
2
想得开
陶渊明的归隐,也并不像佛家的那般完全脱离人情世故,所谓“四大皆空”。就像他《饮酒·其五》中所说: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他依然如常人般,追寻夫妻相伴、儿孙绕膝、尽享天伦,“结庐在人境”。
并且,他也有普通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但就像高知父母未必生出天才儿女一样,才华横溢的陶渊明,并没有养育出同他一样优秀的子女。于是,他做了一首《责子》诗自嘲: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虽有五子,却个个“总不好纸笔”“懒惰故无匹”“不识六与七”“但觅梨与栗”。
这要是放在现在,多少父母得愁白了头,辅导孩子写作业都能气出脑溢血。
可是陶渊明,顶多就是作诗发发牢骚。看似发牢骚,实则饱含着父亲对子女的无限宠爱,满满的人间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