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见证了香港由贪污之城变为廉洁之都全过程的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反贪要有使命感，而非当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纪实:让人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
在我看来，这句似乎是脱口而出的寻常话语，实际上却道出了香港廉署之所以成功的一条核心经验：那就是追求公平和正义才是自己从事这份工作的根本理由！香港廉署正是靠着其工作人员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享誉世界。
许多人在谈到香港廉署时，往往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遏止腐败，关键在于其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不容置疑的权威。的确，在香港，廉署是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利。必须承认这些特权的确为廉署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是廉署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请再进一步想想看，如果廉署专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打算利用这些权力来“寻租”的话，那不是同样很方便吗？
其实，权力本身是中性的，是一种工具。犹如一把利剑，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作恶，关键在于手执利剑的人想干什么！在内地，我们不是见惯了“猫鼠同眠”的现象吗？警察和小偷坐地分赃，安监局官员在非法煤矿中入股分红，海关官员和走私团伙沆瀣一气……等等。他们也都是些手执利剑的人，但他们没有用手中的利剑来维护正义，而是用来“养家糊口”，能捞就捞了。
这样一个问题不解决，我对内地学步香港廉署，筹建同样的机构，是不敢抱有太高的期待的，谁知道它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腐败增长点呢？
需要追问的也许仅仅是：我们是究竟是怎样陷入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当中的，就连对人们能不能忠于职守这样一种纯粹是属于“底线道德”的问题，都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了呢？
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近二十多年来，庸俗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中，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应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一些学者对改革的论证中，如所谓“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赦免原罪”，等等。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长期推行“效率优先”发展战略，并将其视为“硬道理”而不允许别人质疑，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效率几乎成了惟一的价值。为了效率，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就连作为维护社会的基础秩序所必需的公平和正义，也往往被当作“交易成本”而节省掉了。
庸俗实用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后果就是社会的“底线道德”全面瓦解，差不多每个人都把自己能不能得到实惠和好处做为人生的最高准则，而毫不顾忌其他的超越性价值。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任何制度都会失败，无论其在别的地方获得了怎样的成功。
显然，内地要借鉴香港廉署的成功经验，简单照搬其组织架构是不行的，而必须首先要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正本清源。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决策层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日前在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3月28日中国新闻网）。这“三个不能”可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们期待中央的这样一个判断能够成为庸俗实用主义在中国社会退潮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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