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吴晓波《吴敬琏传》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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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吴晓波写出一本《吴敬琏传》，引发批评之声，论争至今并未尘埃落定。尖锐的批评来自曾给吴敬琏作过助理、并著有《吴敬琏》评传的柳红。柳红具体指出了吴晓波书中存在的硬软伤，并提出了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应具有的责任伦理问题。国人有重史的传统。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成一家之言”。修史之事，不可不察也。若关于吴敬琏传记的这场争论，能让人们以严谨认真的态度看待历史和治史，则裨益不浅。





争论开始：柳红：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评吴晓波著《吴敬琏传》

　2010年1月26-27日在香格里拉召开了《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我没有参加，随后收到吴敬琏老师夫人托薛小和带给我的会议资料，其中有已耳闻的吴晓波所写《吴敬琏传》。会前会后都有人打电话来说，这本传和我九年前所写有很多雷同之处。对此，我并没有在意。恰恰相反，去年10月，断断续续地听说吴晓波在写吴敬琏传，我由衷地高兴。人物传记可以有多种版本，每个版本都可以从新的角度，依据新的史料对传主进行挖掘，为历史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但是当我仔细翻阅这本《吴敬琏传》后，我震惊了，引发很多联想。  

　　一  

　　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的原则当然也是写传记的原则。传记的对象可以是大人物，也可以是小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大作用，也可以起小作用；可以有正面的历史地位，也可以有负面的历史地位。但是，无论是数百页的传记，还是言简意赅的墓志铭，都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经得起推敲。  

　　2002年1月，在中国首次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中，吴敬琏一本是我所写。从1998年做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起，我们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口述整理，那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工作。之后，吴敬琏评传的写作任务意外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虽然那时的我在学识上、知识面上、思想上都相当幼稚，但是，毕竟懂得要遵循做传写史的原则。  

　　第一个问题：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吴晓波是高产、丰收作家。仅最近三年就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2007、2008年），《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2009）。在《吴敬琏传》的缘起部分，他写出来他所用的时间：2009年8-9月间，对吴敬琏做过6次采访，每次3个多小时。2009年10月，梁小民老师曾告诉我，吴晓波对吴敬琏做了20小时采访，为他写传记。我大概说过，20小时写不了传记的话。然而，事实是，在他采访之后短短3个月时间，传记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出版了。而从媒体上看到，3个月间，吴晓波并非专事写作，还有其他事务。我以为，写一位有80年人生的经济学家传记，在十分熟悉他的著作思想、生活为人，在与传主有深交的前提下，专心致志也起码所花时间要以年计。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因为这实为羞耻之事。  

　　第二个问题，与传主有关的人大都健在，岂能不做采访？在后记中，吴晓波感谢了一些与他本人相关的人，包括几位助理；提及：“在书中我参考了《吴敬琏》和《我和爸爸吴敬琏》两书中的部分内容，感谢柳红和吴晓莲。”除了对吴敬琏做过20多个小时的采访外，未见提及对任何一位吴敬琏的故旧、家人、同学，经济所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事、博士研究生、课题组成员等等做过采访。想当初，我认真做了采访：首先是吴敬琏的家人，他的大姐吴敬瑗、大姐夫唐志镛、二姐吴敬瑜，以及他的女儿吴晓莲和吴晓兰；其次是吴敬琏的同学、同事、朋友、与父辈熟识或共过事的人：周叔莲、赵人伟、荣敬本、薛小和、张春霖、张军扩、石小敏、张钰、黄范章、乌家培、胡敏、张卓元、赵筠秋、贺菊煌、李剑阁、陆学艺、姚介厚、袁中良等，还有魏加宁、华贻方、金吾伦、张志雄、刘琦岩、范世涛、王则柯、李绍光、李瑞等；第三是吴敬琏夫人周南的同事寇老师、萱老师、卢乐山教授等等。如果我是吴晓波，至少我要采访柳红，从那里寻求更宽广的探讨。据说梁小民老师给过他这个建议。  

　　第三个问题，如何求证？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专栏《那些人与事》，写的是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这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小心求证的重要。人有选择性记忆，有记忆失误，有遗忘。有时为一个情节，几个受访者有几种说法，且每一位都言之凿凿。怎么判别？由此，我对唐德刚先生所说 “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体会甚深。而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似乎看不到他求证的心血和痕迹。  

　　第四，研究传主思想及来源，给予恰当的历史地位。做传主思想研究时，还要对大历史背景，同代人以及前辈的思想做研究。我的体会是，第一手和第二、三手资料的质感完全不同。为此，我曾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甚至关于吴敬琏外祖父参加保路运动史借用了四川的大学图书馆资料。这是一个走进的过程，找感觉的过程。曾经，对我笔下有的经济学家有成见，而当我走近他们，却有了全然不同的发现和了解，方知自己的浅薄。写史者，必须有开放的思维，不以一己之见，近此远彼。  

　　二  

　　1990年代以后，吴敬琏无疑是中国最有影响、知名度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持续影响力已经20年了，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是中国这个转型国家的一个独特现象。吴敬琏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需要探讨和解读的，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方向的思考。  

　　2002年我撰写的《吴敬琏》评传出版后，我有很多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憾在不断地加重。第一，对大时代把握不够；第二，对传主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和贡献占有资料不够全面，因此影响了判断和评价；第三，缺少个性深层分析等等。与此同时，也听到了批评意见，比如夸大了吴敬琏在确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作用等等。另外，我也看到，吴敬琏孜孜以求，为改革事业尽心竭力，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进取。所以，我在2005-2006年，对原书做了一次修订，将受限制的某些历史和人物作了如实地呈现；补充了一些问题；吸取了听到的意见，增加了历史背景和较细致的脚注。然而当书稿发给三联出版社的编辑还差一点结尾时，儿子病危，一切搁置。之后是经历丧子之痛。以及个人生活发生变化，我辞去了吴敬琏的研究助手工作。今天，我庆幸我的传记修订版当时放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缘于我过去一年多的经历。  

　　为《经济观察报》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人与事》专栏时，我大约采访了60位经济学家，其中一些是数次采访。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是在写《经济研究》的转型时，从一位受访者的讲述中受到启发，我提出采访另一位当事人。没想到，几天后他们虽然告诉我可以去约了，但同时也告诉我，人家听说是柳红，便说看过我写的《吴敬琏》，对其中的一段历史有意见。我赶紧给赵人伟老师打电话询问，报出这位前辈的名字。赵老师一听便知，“他是指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事。”他很感慨：“唉，政治运动啊，造成了多少恩怨！”所谓“向科学进军”风波，是在经济所团支部和党支部之间发生的分歧和斗争。在这场争论中，最终是团支部“获胜”。党支部负责人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吴敬琏、乌家培、周叔莲、黄范章、张卓元都跟我讲过，我也收集了当年《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争论文章，原以为，对这段历史没有疑问了，从没有人告诉我团支部中也有青年因为靠近党支部，而被开除团籍，下放外地。对我有意见者，便是当年团支部中受贬抑的这一位。这令我十分不安。  

　　我同经济所另一位老经济学家谈及此，他非常尖锐地向我指出：“有对立面时，一定要采访对立面。不能只听一面。”此外，还告诉我《吴敬琏》中另外三处问题：比如关于皇甫平的文章发表等。他说书中所写不是事实，当事人还在，人家提出来了。这样严肃的问题着实让我三思。深感写史做传非同小可，需尽心竭力，耳听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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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吴敬琏传 吴晓波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78-2008 责任 吴晓波 吴敬琏传 柳红 柳吴之

　　三  

　　传记无非两类，一类自传；另一类由他人写传。在他人写的传中，又分：一，传主作古，后人依赖史料来写；二，传主在世，却完全不知情地被写；三，写手和传主合作，一起推动。吴晓波所写的传属于最后这种情况。显然他是经过吴敬琏首肯，并提供内容参与修改的。于是，我不由得想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快速地推出传记，无论是从市场呼唤的角度，还是从心灵呼唤的角度，都给人以粗糙、仓促的感觉，继续和强化了“快餐”传记。  

　　如果讲市场呼唤，中国真的需要好的传记。现在的传记市场，范围不可谓不广，古今中外的主要人物传记都可找到，但是，重复的多，综合他人的多，浅尝辄止的多，真正用新的历史视角，基于更深挖掘的资料，包含深入分析的传记并不多见。这里我想记下我参与《纽约时报》写吴敬琏人物小传的过程。那是2009年1月我在维也纳，接到《纽约时报》记者邀请做电话访问。显然，他们准备得很细致，我有问必答。没想到当我回北京后，访问又进行了三次，有面对面的，有通过长途电话的。其间，他们告诉我采访了吴敬琏数次，以及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听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为此，他们反复求证，得出自己的判断。直到2009年9月，我接到电话，还是他们，继续在问“为什么？”。我惊叹，怎么快一年了，文章还没写出来。一份报纸的人物写作，竟然较真细致到如此地步，真让我见识了《纽约时报》的作风。  

　　如今，吴敬琏誉满天下，年届80，撰写和出版新传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吴晓波的这本《吴敬琏传》显然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至少，写吴敬琏传，要触及三个问题：第一，他是经济学家，涉及思想范畴，需发掘思想演变和形成特征，做出新的贡献；第二，传主的思想局限性是什么，需要认真探讨；第三，吴敬琏是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到老的人，传记虽然写过去，不是未来，但是，应该让人们读出对未来的关注。在传主和作者合作时，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而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在这三大问题上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而它间接地反映了传主的局限性。  

　　如果讲心灵呼唤，不论是传主还是写手，都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和道德感，因为传主已经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符号；这本传记本身已经超越个人，应该是作者与传主心灵、时代和读者的交融，让读者解读出在传主的生平学术贡献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一个优秀的传记还应该具有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  

　　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而不应该是简单的肯定和誉美。我过去所写的评传，显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遗憾的是，事隔八年，在传主和新的作者合作中，看不到明显的觉悟和突破。我印象中的吴敬琏，爱惜名誉有如生命。然而，这一次组合推动传记出版，给人留下诸多疑问。  

　　四  

　　以吴敬琏的名望，吴晓波的文名，两个人的合作使他们的话语权得以空前放大。要知道，具备这种扩大的话语权，在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很稀罕的。所以，他们更应该把这种放大的话语权当作压力、机会和鞭策。因为，话语权背后实实在在地是一种历史责任。  

　　当前，在经济和物质资源的分配上，两极分化。其实，还有精神资源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其中，话语权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发言权，或者代语权。话语资源的分配相当均衡，难以垄断。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资源的关系至深，应该懂得维持话语权的独立性、批评性、公正性。遗憾的是，在中国拥有话语权的人和他们本身应该具备和担当的道德和历史责任常常是失衡的。  

　　经济学家，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科学家，在中国尤其如此，他们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经济的运行和制度的演进，与国计民生、民间疾苦息息相关。所以，经济学家本身对历史和道德的责任无疑应该更为强烈。  

　　几年前我做过吴敬琏回忆录的口述实录。看了这本吴晓波的《吴敬琏传》，我期待吴敬琏回忆录早日问世，显现出他超越自己，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智慧和历史勇气。其中，也包括对自己人生道路所进行的批评和反省。（作者系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

来源:经济观察报

争论继续：吴晓波：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

《吴敬琏传》的出版，会溅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是我始料未及的。

　　2月初的一天，《观察家》版的主编、我的责任编辑殷练给我打来电话，告知说，她的另外一个专栏作者、写过《吴敬琏》（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柳红刚刚发来一篇文章，对我新出版的 《吴敬琏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预先告诉我一下，让我有点心理准备。我在电话里说，我乐意看到文章的发表，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成为——哪怕是试图成为——钳制舆论自由的人。

　　几天后，文章发表了，果然火力很猛（见本报2月8日38版，柳红：《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又隔三天，有论者据此发表了另外的批评文章（见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张彦武：《吴晓波的商业之累》）。春节度假期间，我对柳文以及《吴敬琏传》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再三的反思，形成此文，就教诸贤。

　　一

　　我原本以为柳红的文章是对我的新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议——毕竟她比我更早接触并研究吴敬琏，如是，我必然会认真答复，如有谬失，马上更正。然而，她的洋洋四千字，都是在教我怎样写书、采访、做学问以及怎么做人。

　　柳红的文字非常麻辣，让人乍读之下，颇为不快。不过在冷静下来之后，我还是十分愿意“照单全收”，虚心聆教。在这里，我想告诉柳红的只是，二十年来，我是一个严肃的、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财经作家，是一个以“持中正之心写作、务求字字有出处”来要求自己的人——若非如此，单因两本《大败局》我恐怕早已就官司缠身了，也是一个对自己、对读者、并试图对历史负责任的人。你可以不屑于我的作品，但是，对于创作诚意的怀疑，我必定不能接受。

　　柳文对我有几个重要质疑，其中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是：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据她认定，我只采访了吴敬琏二十个小时，然后花了三个月就写出书来，因而说“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实为羞耻之事”。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一本书的写作时间需要多久，二是，一本书的整个准备及创作时间需要多久。关于第一点，我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我写的每一本书，从《大败局》、《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穿越玉米(1865，7.00，0.38%)地》、《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大败局2》到《跌荡一百年》（上下卷），所有的写作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我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以每天创作数千到一万字左右的进度，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

　　在财经写作领域，这也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从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将近30部作品，其中翻译成汉字的就有23部。以年均1部的速度和节奏出版作品、传播思想，是很多职业型专家的惯例——当然小说家、歌手及演员更不在话下。而如果保持这样的节奏，其实际写作时间应该都在三个月之内，否则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调研、讲课以及陪伴家人。

　　二

　　柳红对我在前言中所谓的“六天、二十小时”非常不以为然，她——包括很多人以为，我就靠这20个小时写成《吴敬琏传》的。这恐怕是一个误解。

　　事实上，“六天、二十小时”是指我与传主在摄像机的拍摄下进行的一次 “长篇影像口述史记录”——这不是漫谈式的采访，而是按照一份既定提纲，进行格式化的、可供日后留为影像记录的对话。

　　这些年，在研究企业史的过程中，我常常焦虑于史料的失真与流失。中国本轮改革才进行了30多年，但是，由于缺乏预先的准备，没有人士或机构进行有条理的、及时的整理和记录，很多重要事件的还原已是“一地鸡毛”。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去世，无数珍贵的改革细节已不再可得，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改革史的整理工作将越来越艰难，所谓“中国式经济改革经验（教训）”、“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近年来，我一有机会就试图说服那些著名的改革参与者——其中包括企业家、学者以及政治家，能够以影像记录的方式完成口述历史，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前辈们。我觉得，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财富，也是他们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完成这些影像口述史后，那些能够发表的，就发表出来，不能发表的，就藏之案库，以待后人。我将之视为“历史抢救工作”。

　　历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因而对历史的记录常常是拼图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立场以及陈述逻辑，它们都未必是完全“真实”的，只有把各自的“图景”拼接起来，才可能让后人更丰富地了解那些发生过的事实。在2008年前后，我曾经与中央电视台、上海第一财经等合作过，对年广久等人进行了影像口述记录，不过，那些记录大多是为了电视节目进行的，时间长度基本在3-5个小时之内。而这次采访吴敬琏，我则把时长加大到了20个小时——分6个时段，每次3个多小时。

　　之所以是20个小时，则是我按照多年来的企业史研究经验，以及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某些做法，而给出的长度。我认为，经过设计的、有效率的20小时访谈，大抵可以把一个公司（二十年以上成长史）和一个人的一生基本讲述清楚。

　　这是在中国还没有开展过的尝试，我是试图建立起一种口述史记录的新模式。长篇的影像口述史记录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它要求讲述者在摄像机的镜头下自如、坦白地表达，同时，对于提问者的要求也非常高，关于这一点，唐德刚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及“讲述者与聆听者的对等性”。我自认有一定的企业史研究功底，而且也客串当过一段时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以，在采访吴敬琏之时，便提出了进行一次长篇影像口述记录的“非分要求”。好在吴老竟非常的支持。

　　我恐怕一辈子也很难忘记那些口述记录的场景。每次，吴敬琏都在夫人周南的陪同下准时出现，穿戴整整齐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正襟危坐，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场间休息一刻钟左右）。以我四十一岁的体力，每次做完访谈，都有点疲惫，而年近八十的吴老则一直 “奉陪到底”。当时正值江南盛夏，上海如同火炉，访谈是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读角进行的，因为图书馆的空调是中央空调，所以，阅读角的气温比较高，摄像师多次提醒我注意老人的健康，倒是吴老反过来安慰我，表示“没有问题”。

　　对于吴敬琏的这次长篇口述访谈，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相信，这份资料的价值将在日后一再地呈现出来——它对于中国改革史的研究以及商学院教学，都是无比珍贵的第一手最真实的影像素材。

三
至于书稿的创作，如果有人以为靠这20 个小时、6 次采访，就能写出一本书来，我也
只有苦笑。这涉及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准备的时间，二是写作的角度设计。

我提出写作《吴敬琏传》是在2007 年，之后我先后出版了《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
百年》，也就是说，我对过去130 年的中国企业史并不陌生。在这期间，我也购买了吴敬琏
几乎所有的著作，做笔记以及相关的案头工作。而当吴敬琏答应我的访谈要求后，我其实已
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逻辑——我决定把这位经济学家的人生履历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经济改革
思想的衍变史结合起来，吴敬琏的家族史以及他个人的曲折历程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时代标
本”。而这种大时空背景下的宏大叙事正是我娴熟的写作风格。在这部作品中，我至少完成
了三个原创性的研究工作：

——我梳理了“梁启超（邓孝可）—胡适（邓季惺）－顾准－吴敬琏”这条伟大的改良主
义血脉，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它总是被暴力和革命打断，但却从未断绝，迄今看来，这
一力量的顽强延续将成为中国继续前行的重要思想保障之一；

——我以“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来描述吴敬琏式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而这也成
为我构筑全书事实关系的基本点；

——我发现吴敬琏几乎见证和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我以他
参与过的十多场“论战”为叙述的主线，结构性地描述了60 年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历程。我
相信，这是我的《吴敬琏传》与柳红的《吴敬琏》最大的创作差异所在。

在书稿完成后，我又与传主前后进行了三轮大幅度的修改，2009 年平安夜的整个白天，
我都是在传主北京的寓所里度过的，到了深夜十一点多才飞回到杭州的家人身边。而据我知
道，2010 年元旦的那几天，年近八十的吴老师也没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书稿，对此我
心怀感念，无以回报。

说实在话，像《吴敬琏传》这样一本26 万字的作品、写作的对象是如此重量级的经济
学家，如果没有长期的史料准备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史有一定的研究与心得，要能够靠20
个小时的素材以及在3 个月里就写出来，我必惊之为“天人”。

在这里，我还必须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吴敬琏并不同意我在书中对他的很多议论和评
价，以为有溢美的成分。有些，我尊重他的意见做了修改，有些，我则坚持地保留了下来。
因为，这毕竟是我的作品。

四

柳红对我的另外一个质疑是，为什么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为什
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中外传记史上，从来不乏只采访传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资料、
历史档案的传记。

我这次写作《吴敬琏传》，除了传主的生平之外，更注重的是他以及中国60 年来经济思
想史的演进，其内在的逻辑线是他亲身参与过的十多场经济论战，在这一层面上，大量的言
论、观点及交锋，其实都以各种不同的文本方式被留存了下来——在21 世纪的今天，每个
人都活在一个“档案社会”之中，在“孤例不立”的前提下，对于一个事实，你以为当事人日后
的陈述一定比当年的文本记录更真实、更可靠、更有价值吗？柳红在日前的那篇文章中罗列
了数十位她采访过的、与吴敬琏有关的人士。我并不否认她的劳动。不过，那是她的、应该
受到尊重的工作方式。而我，有自己的、深思熟虑的方式。

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吴敬琏传》的创作是否存在“时间上的压力”？

我必须诚实地说，存在，而且于私于公，有两个。

于私，我从一开始就决定在1 月24 日出版此书，那一天是吴敬琏八十岁的寿辰——尽
管他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我愿意将此书当成是一位后辈对他的“致敬之作”。于公，我认为
《吴敬琏传》自有尽快出版的迫切性。

正如各位所见，中国改革自2003 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沉闷的、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倒
退的时期，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目标被确立之后，法治改革的步伐却缓慢了下来，腐败严重、
贫富悬殊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等现象已到了动摇国本的地步。也是在这些年里，性情温和的吴
敬琏表现出了无比勇敢的一面，他坚持不懈地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对种种不正常的景象进
行无情的抨击，对中国改革的前途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他本人也遭到了
来自多个方面的攻击，其中还发生了“间谍门”等极不正常的事件。我在书中，以极大的篇幅
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记录和描述，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吴老的声音，让市场化改革的力量能够
以某种方式继续聚集。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说，他写作历史的
目的，就是要帮助读者“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我写《吴敬
琏传》，抱持的其实正是这样的初衷。

我想，所谓“名利”，对于八十岁、名满天下的吴敬琏来说，早已是过眼云烟。他也根本
不需要一本传记来证明什么。他之所以支持我的创作，并容忍我的种种浅薄，其本意应该也
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传》的确是一本冒险的“应景之作”。
最后，还是要谢谢柳红的批评，她让我更看清了自己。

好东西啊 呵呵

吴晓波：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


《吴敬琏传》的出版，会溅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是我始料未及的。

　　2月初的一天，《观察家》版的主编、我的责任编辑殷练给我打来电话，告知说，她的另外一个专栏作者、写过《吴敬琏》（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柳红刚刚发来一篇文章，对我新出版的 《吴敬琏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预先告诉我一下，让我有点心理准备。我在电话里说，我乐意看到文章的发表，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成为——哪怕是试图成为——钳制舆论自由的人。

　　几天后，文章发表了，果然火力很猛（见本报2月8日38版，柳红：《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又隔三天，有论者据此发表了另外的批评文章（见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张彦武：《吴晓波的商业之累》）。春节度假期间，我对柳文以及《吴敬琏传》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再三的反思，形成此文，就教诸贤。

　　一

　　我原本以为柳红的文章是对我的新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议——毕竟她比我更早接触并研究吴敬琏，如是，我必然会认真答复，如有谬失，马上更正。然而，她的洋洋四千字，都是在教我怎样写书、采访、做学问以及怎么做人。

　　柳红的文字非常麻辣，让人乍读之下，颇为不快。不过在冷静下来之后，我还是十分愿意“照单全收”，虚心聆教。在这里，我想告诉柳红的只是，二十年来，我是一个严肃的、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财经作家，是一个以“持中正之心写作、务求字字有出处”来要求自己的人——若非如此，单因两本《大败局》我恐怕早已就官司缠身了，也是一个对自己、对读者、并试图对历史负责任的人。你可以不屑于我的作品，但是，对于创作诚意的怀疑，我必定不能接受。

　　柳文对我有几个重要质疑，其中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是：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据她认定，我只采访了吴敬琏二十个小时，然后花了三个月就写出书来，因而说“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实为羞耻之事”。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一本书的写作时间需要多久，二是，一本书的整个准备及创作时间需要多久。关于第一点，我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我写的每一本书，从《大败局》、《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穿越玉米(1865，7.00，0.38%)地》、《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大败局2》到《跌荡一百年》（上下卷），所有的写作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我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以每天创作数千到一万字左右的进度，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

　　在财经写作领域，这也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从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将近30部作品，其中翻译成汉字的就有23部。以年均1部的速度和节奏出版作品、传播思想，是很多职业型专家的惯例——当然小说家、歌手及演员更不在话下。而如果保持这样的节奏，其实际写作时间应该都在三个月之内，否则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调研、讲课以及陪伴家人。

　　二

　　柳红对我在前言中所谓的“六天、二十小时”非常不以为然，她——包括很多人以为，我就靠这20个小时写成《吴敬琏传》的。这恐怕是一个误解。

　　事实上，“六天、二十小时”是指我与传主在摄像机的拍摄下进行的一次 “长篇影像口述史记录”——这不是漫谈式的采访，而是按照一份既定提纲，进行格式化的、可供日后留为影像记录的对话。

　　这些年，在研究企业史的过程中，我常常焦虑于史料的失真与流失。中国本轮改革才进行了30多年，但是，由于缺乏预先的准备，没有人士或机构进行有条理的、及时的整理和记录，很多重要事件的还原已是“一地鸡毛”。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去世，无数珍贵的改革细节已不再可得，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改革史的整理工作将越来越艰难，所谓“中国式经济改革经验（教训）”、“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近年来，我一有机会就试图说服那些著名的改革参与者——其中包括企业家、学者以及政治家，能够以影像记录的方式完成口述历史，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前辈们。我觉得，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财富，也是他们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完成这些影像口述史后，那些能够发表的，就发表出来，不能发表的，就藏之案库，以待后人。我将之视为“历史抢救工作”。

　　历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因而对历史的记录常常是拼图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立场以及陈述逻辑，它们都未必是完全“真实”的，只有把各自的“图景”拼接起来，才可能让后人更丰富地了解那些发生过的事实。在2008年前后，我曾经与中央电视台、上海第一财经等合作过，对年广久等人进行了影像口述记录，不过，那些记录大多是为了电视节目进行的，时间长度基本在3-5个小时之内。而这次采访吴敬琏，我则把时长加大到了20个小时——分6个时段，每次3个多小时。

　　之所以是20个小时，则是我按照多年来的企业史研究经验，以及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某些做法，而给出的长度。我认为，经过设计的、有效率的20小时访谈，大抵可以把一个公司（二十年以上成长史）和一个人的一生基本讲述清楚。

　　这是在中国还没有开展过的尝试，我是试图建立起一种口述史记录的新模式。长篇的影像口述史记录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它要求讲述者在摄像机的镜头下自如、坦白地表达，同时，对于提问者的要求也非常高，关于这一点，唐德刚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及“讲述者与聆听者的对等性”。我自认有一定的企业史研究功底，而且也客串当过一段时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以，在采访吴敬琏之时，便提出了进行一次长篇影像口述记录的“非分要求”。好在吴老竟非常的支持。

　　我恐怕一辈子也很难忘记那些口述记录的场景。每次，吴敬琏都在夫人周南的陪同下准时出现，穿戴整整齐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正襟危坐，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场间休息一刻钟左右）。以我四十一岁的体力，每次做完访谈，都有点疲惫，而年近八十的吴老则一直 “奉陪到底”。当时正值江南盛夏，上海如同火炉，访谈是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读角进行的，因为图书馆的空调是中央空调，所以，阅读角的气温比较高，摄像师多次提醒我注意老人的健康，倒是吴老反过来安慰我，表示“没有问题”。

　　对于吴敬琏的这次长篇口述访谈，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相信，这份资料的价值将在日后一再地呈现出来——它对于中国改革史的研究以及商学院教学，都是无比珍贵的第一手最真实的影像素材。

软伤

软伤1：传主与顾准的关系。

顾准是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已成定论。顾准对吴敬琏有过重大影响，这是肯定的。但是，
讲到个人关系，在当时的经济所，除了与老一代，包括骆耕漠等人的亲密关系，在年轻一代
中，顾准与张纯音关系最近，连张纯音的女儿也和顾准建立了忘年交。而周叔莲、赵人伟、
张曙光等等都是顾准的朋友。在吴晓波笔下，不仅没有提及张纯音，还把顾准和吴敬琏说成
一个小圈子，其他人只是后来加入的：“他们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扩大，赵人伟、周叔莲和
张曙光等都加入了进来。”（58 页）这不是事实。如今赵、周、张等均在北京。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58 页，吴晓波写道：“每隔一两周吴敬琏与顾准见上一面，交流
各自的心得与见闻”。我在《评传》中写的是“他们一两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一下各自的见闻、
读书进展和学习心得”。“一两个月”变成了“一两周”，这个变化不知是如何发生的。

212 页，吴敬琏参加CCTV《对话》节目，“有人批评说：‘这个节目吹捧了一个人（指
吴敬琏），这个人又吹捧了另一个人（指顾准）’，应该停播。看来吴敬琏是犯了某些人的忌
讳”。我和吴敬琏及一些学生一起参加了那天的《对话》录制，随后引起的争论集中在股市
像赌场的说法上。我并不知道有上述“批评”，至少，它没有在那时被特别提及。

软伤2：所谓“孤独战士”。

吴晓波《吴敬琏传》的第六部分叫“孤独战士”。孤独，包含着精神上的孤独和在社会生
活中的孤独。吴敬琏的精神世界是否是孤独的，只有他自己有权力说清楚。但是，吴敬琏在
学术思想领域并不孤单，他的思想和主张有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至于吴敬琏在社会生活
中，相比较于众多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离孤独这个概念的距离绝对不是最近的。他有机构
支持；媒体从来向他开放；他有学生，有拥戴者。80 岁生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持续两天，
高朋满座的场面盛大，与“孤独战士”的形象相距甚远。一个学者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被批评，
和孤独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说吴敬琏的性格中，有斗士的一面。吴晓波不是第一人。但
是，他夸张了吴敬琏的“战士”形象：“一个人在战斗”，“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283
页）；“再次擂响改革的大鼓，战士已经垂垂老矣，却似乎仍有披袍再战的勇气”（285 页）
等等。这样的形容，给人滑稽之感。

软伤3：划派站队。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将中国经济学界“划派站队”，所划派别之多，是前所未见的。诸
如：改革派/计划派；放权派/收权派；调控派/反调控派；改革派/保守派；极端派/温和派；
左派/极左派/极右派/市场派。把经济学家之间的正常学术争论和批评都变成派别之争，变成
对立面，实在是有些简单化、脸谱化。学术界本来就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经济改
革中的经济学家争论，并不是派别之争。

以1985 年的通货膨胀问题为例。117 页，“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者中，还出了一种起飞
论，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
的典型现象，……如果实行了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
争论的分歧之大，甚至，学术上的分歧在有些时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的高度。”

我在《评传》中写的是：“此时，自由讨论的气氛良好。例如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安排了
一次吴敬琏和朱嘉明的‘对擂’，各自说明自己的道理，并没有发生在后来的讨论中，经常出
现的那种泛政治化倾向，把同意自己的一方标榜为‘改革派’，对方的一方贬抑为‘保守派’”。
而这些情况是当年吴敬琏告诉我的。到了吴晓波这里，事实被改变了。

软伤4：所谓“论战”。

吴晓波说他写这本书的一条暗线就是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吴敬琏参与过的12 场
论战。他说中国经济改革是由一次次论战组成的。这种用“路线斗争史”的办法来装经济思想
史，是十分陈旧的。吴晓波用“护旗的人”作为大标题，描写的却是一位永远不倒的“旗手”。
软伤5：所谓“采纳”与“不采纳”。

吴晓波在《吴敬琏传》中，一方面强调他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吴敬琏的
政策建议是否被领导采纳。因此，“采纳”、“不采纳”成了吴晓波书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
这和他强调的独立是什么关系？他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证。

软伤6：学术地位。

虽然我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写《评传》时，已做吴敬琏研究助手三年，但
是，对于吴敬琏以及整个经济学界的思想研究都相当薄弱。吴晓波对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
学界的学术地位显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多引用媒体评价给出论断，而不是经济学
家的学术评价。比如，关于“市场经济第一人”的说法，吴晓波在第192 页写：“在整个20 世
纪90 年代，吴敬琏是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因捍卫市场经济而被传媒赞
为市场经济第一人”。我只知道“吴市场”是20 世纪90 年代叫响的，从来不知道有“市场经
济第一人”的说法。既然提出了，且有据可查，吴晓波理应通过研究吴敬琏及其他经济学家
的著作给予说明。而吴敬琏本人曾撰文说顾准是“市场经济第一人”，其依据是顾准在1956
年所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顾准说“由企业根据市场价
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如果这个第一人的位置没有异议的话，怎可能有两个第一人？
何况时间跨度相差数十年。软伤7：引人联想。

273 页，关于2008 年8 月的“间谍门”，有一个脚注，写道：“这一消息的首发机构是总
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龚方雄是美国沃顿商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之前
在北京大学读过运筹与经济学硕士，授业导师是厉以宁。据《华夏时报》的一则报道称，实
际上，龚方雄和其师厉以宁的观点，是政府应该出手救市，与吴敬琏‘中国经济应该完全市
场化’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这个脚注把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人物、不同内容的信息
组合在一起，甚至注入了政治元素，这势必引发人们不必要的联想，有悖知识分子的操守。

后果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有些已经显现了。直接后果至少有：

第一，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经济改革历史图像。媒体上已经出现“吴敬琏，一部改革开
放史”这样的报道。吴晓波对改革三个十年的关系没有起码的认识，对经济学界的整体贡献，
包括老中青三代，缺乏概念和理解。没有一个人可以反映和代表这三十年，那是一个群像。
忽视了这一点，就没有了历史感、没有了质感、没有了实感。

第二，对吴敬琏本人的伤害。改革历史尚在研究中，有很多需要重新评估的史实。包括
吴敬琏本人，也会有新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发掘。而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之粗陋和错讹，
很可能给年过80 岁的吴敬琏带来难以挽回的遗憾。

第三，助长了快餐式传记的产生。以吴敬琏这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作传主，吴晓波的《吴
敬琏传》开创了一个学者传记写作的坏先例。

第四，书中的史实错误，给社会留下了以讹传讹的可能。

回应

吴晓波在《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中指
出在我的《话语权背后的责任》一文，没有对他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
议”，本文前两部分，就是对他这一点的答复。下面是对其他几点的回应：

第一，写作时间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吴晓波讲“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
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他提到“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
94 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从1990 年至今，共出版了将近30 部作品”。德鲁克和大前研一都是具有原创性的人。
他们创造性地思想，创造性地写作，因为思想喷涌而高产。而为学者作传，是完全不同的写作，需要依赖史实，需要仔细调研，需要大量采访，需要资料积累；
要依据传主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顺便提一句，有一个关于德鲁克的评语：德鲁克是
“在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一个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德
鲁克，又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揭示了某种丑陋的社会现象。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硬伤累累，软伤比比皆是，至少是吴晓波花时间不够、用功不足
的一种证明。

第二，所谓吴晓波的原创性。吴晓波称，“我至少完成了三个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一是
梳理了‘梁启超（邓孝可）—胡适（邓季惺）－顾准－吴敬琏’这条伟大的改良主义血脉”；
二是“以‘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来描述吴敬琏式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三是“我发现吴
敬琏几乎见证和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我以他参与过的十多场
‘论战’为叙述的主线，结构性地描述了60 年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历程。”

先说其一，他把一部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历史牵强附会，
对号入座，而没有扎实的依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其二，吴晓波并没有向读者提供足够的“批
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特征和历史逻辑，以及支持这个历史逻辑的事实。吴晓波在书
中多次提及科尔奈的名字。但是，只要读过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的人，都会看到，
作为出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转型时期的经济学家，什么是他应有的批判性精神；其三，
他把本文前面提及的封底用语“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作为
原创性研究，恰恰说明他对改革前三十年没有足够创造性的发掘，对后三十年也是浅尝辄止。
吴晓波还说“中国本轮改革才进行了30 多年，……没有人士或机构进行有条理的、及
时的整理和记录。……很多重要事件的还原已是‘一地鸡毛’”。这是想当然的说法。吴晓波
有所不知，有不少人，包括机构都在研究改革史。他们埋头苦干，他们踏踏实实，他们访问、
收集资料、仔细求证。我们对于中国改革的历史书写的期待将寄望于他们。我自己在过去一
年多所写作的八十年代的《那些人与事》，也是一点小小的努力。

第三，关于采访。“柳红对我的另外一个质疑是，为什么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的回
答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中外传记史上，从来不乏只采访传主一人、
其余全靠文本资料、历史档案的传记。”问题是，吴晓波写《吴敬琏传》并不仅仅写他一个
人。所以，我的回答其实也很简单，你有权只采访一个人，但是，你无权错写他人。只要你
涉及他人，就要谨慎，就要负责任。我的质疑是基于我的经验教训，是看到吴晓波的《吴敬
琏传》中涉及他人的不公正和错误。

第四，所谓应景之作。吴晓波说，“《吴敬琏传》的确是一本冒险的‘应景之作’”。不知
所冒什么险：是政治风险、学术风险、商业风险，还是不能严肃对待历史的风险？所谓应景，
是应了中国大历史之景，还是改革三十年之景，抑或是吴敬琏80 寿辰之景？既是应景之作，
在很大程度上就难逃媚俗，古今中外历来如此。而背后，则是价值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怎
么看待历史。

第五，关于专业知识。吴晓波对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基本课题，思想演进的基本框架，经
济学家群体及其思想，了解得都很不够，所以才发生了前述例举的硬伤。这是需要学习的。
而学习是需要时间的。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非经济专业的“财经作家”采用工作室、“流水
线式”的工作方法，来写作一些重大的严肃的题材，其产品之粗糙和出错是必然的，不出错
是侥幸的，精致是不可能的。

吴晓波说，“历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没错，但是每条河流的水，不能是无
源之水。历史不可以虚构；传记所涉及的史实，不可以信手拈来，演义，扭曲，按照自己的
意愿，粉刷和包装。这，将是永远不变的前提。

唐德刚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大家。他说：“胡适老师曾谆谆告诫我辈说，有一分证据说
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笔者不学，在个人拙作中，虽因时跻电脑时代，检
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琐史学之旧砗，然无徵不信之史学清规，则绝不敢逾越也。”
今天，我之所以站出来批评，不仅因为我和吴敬琏及其传记的渊源，更重要的是，我想
实践唐德刚先生的精神，尽我所知纠正一些被扭曲的历史。在历史面前，只有一把尺子，这
就是真实。所以，我和吴晓波的分歧，不是别的，是对待历史的态度的分歧。这背后，其实
是价值观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坦坦荡荡地立于天地之间的问题。一句话，面
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