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后危机时代下的中国经济形势、结构调整及其应对之策

第四、优中间。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结构优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二产业而言，一要引导和支持工业部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端优势工业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方面应注意充分发挥民企的作用。因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往往不计成本，在动机上可能是忽视经济效益的，也许在某些特定领域或特定目标上能成功，但不会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经济。相反，以民企为主体的创新体制，由于对利润和效益的密切关注，以及分散决策所需的信息量较少，使得它更容易导致整体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二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基础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的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实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要改变国有垄断行业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继续扩大民营资本市场准入，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让其进入原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促进市场竞争，让生产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益和效率。由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竞争和创新文化，促使创新型大企业不断涌现，也正是发达国家保持强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有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一国经济很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数据也显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规章。比如，新《劳动合同法》无论是从出台时机还是立法依据都很有问题，使得大量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用工体制僵化，生存空间恶化，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究其原因，就是用热情和愿望替代了经济规律，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死太细，结果导致有法必依则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有法不依则法律威严受损的两难局面。建议对大、中、小企业实行区别对待，避免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一刀切”做法，挤压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极小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无法大量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以促进城市化转型。
第五、扩内需。可以预期，一直以来支撑中国增长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比较疲软，原因在于主导全球经济消费需求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居民家庭当前都面临着去杠杆化和重建储蓄等重要任务。因而，当务之急是促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发展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变。
如果说前述的调分配可以增加居民的购买能力，那么要真正有效激活消费需求，还需要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或财政补贴来扩大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这种补贴性消费行为一旦长期化，将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会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筑高藩篱。
建议在进一步延续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提高特殊人群补贴、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等刺激政策的同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以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提高自发消费信心，扩大自主消费需求。
第六、促出口。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还处于改革摸索的情况下，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当前政府应该在扩内需的同时，在促出口方面同样有所作为，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
首要一条，就是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数据显示，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纺织品企业利润也将降低1个百分点，而其本身的利润只有3%至5%。因此，尽管从长期看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不稳的情况下，要尽量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这对缓解中国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帮助出口依赖型的企业稳住一定的外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涉及90多个国家，是一个多边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双边汇率调节来解决。在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极力鼓动下，美国政府寄望于通过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种自己生病别人吃药的做法。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有相当比重的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人民币升值对其他国家是一柄双刃剑，这也会大大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次，要继续运用财政、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克服隐性贸易壁垒，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同时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新兴市场贸易、东亚区域内贸易及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如成立不久的中国-东盟、中国-秘鲁、中国-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双边自由贸易区）。

（二）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加强长效制度建设
第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让很多人产生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金融危机证明了自由市场制度的失败，应该加大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认为金融不需要进一步市场导向的改革等观点不一而足。这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短视的看法。在非常规情况下，政府出手救市，是必要的，但这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措施，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发生了新变化。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一方面在该监管的地方没有管起来或者力度不够，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环境保护，金融股票市场的内部交易、虚假披露、老鼠仓等等，另一方面，在不该监管的地方却管得太严了，频繁的行政干预经济活动，如土地供给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干预，城乡二元结构，金融领域对企业的上市资格、融资规模、卖空机制等等。因此，还是要加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充分发挥市场对竞争性行业配置资源的有效作用，同时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发挥政府的作用。
无论是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还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看，经济内生增长靠的是利于激发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市场机制，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因此，在常规情况下，中国还是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从长远来看，中国要真正实现政府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两大战略目标，就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思维，率先打破政府自身带来的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为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中国要向“好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解决当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就需要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从而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使之能同时达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一个全能的政府不会是有效政府，它只会给市场运行设置重重障碍，滋生寻租空间，导致激励扭曲。一个有效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受法治约束的有限政府。当然，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涉及权力调整、利益冲突，将会损害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难度因而会非常大，但不能由此放弃这样的改革。
第二、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加快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其间经历了一些波折起伏和思想交锋，中国经济还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快速发展，带来了国民经济总量的空前增长和中国终于重新崛起的基本实现。按实际GDP计算，2009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达11%左右，虽现在还不及康乾盛世时期，却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并有望在未来20年左右超过美国。分析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率就更高。
然而，由于没有及时调整国民财富分配格局，使得政府与民争利、国富民弱等问题和现象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极大阻碍。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增幅之间的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且在国富的名义下，国营企业往往已蜕变为部门垄断利益集团，亏损却由全民分担。同时，与制度性利益冲突相关的各种矛盾，也成为很多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
如何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难题？其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阐述了，国富的根本在于民富，同时古今中外正反面的例子又都告诉我们，改革无疑应该首先从财政税收体制入手。目前，我国的财税体制就是以轻国民消费，而重投资为前提的。政府从民间收缴的税收，一方面以超过整体经济和居民个人收入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并没有全部转化为可供国民消费的福利，而是大量地转变为投资。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国家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手上，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被用于贡献GDP增长的经济再投资和政府的自我消费，民众并不能充分地分享经济改革的发展成果和国企垄断带来的庞大资产和收益，造成了“国富民弱”的不良局面，这也是造成居民消费持续得不到充分释放的根本原因。
改革的方向主要有四：一是改变政府财政收入空前膨胀、增速居高不下的特点，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扭转政府财政支出集中于参与经济投资和自我消费的局面，提高教育、卫生、社保、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三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合理的减免退税制度，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例；四是增加对畸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将其作为用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重点。

第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消费高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收入高增长的持续性来保证，这需要在收入分配体制上着手改革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如上所述，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7，已经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如果不加以重视，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
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亦即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向每个国民提供同等基础教育达到这种起点平等) ，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而又公平的社会结果。但是，在当前财政税收和国民教育体制与社会公平起点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的时候，中国需要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从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注意处理好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初次分配调整看，由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渠道和激励机制，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从而还是要首先注重效率原则。从二次分配调整看，其要义在于政府还富于民，以弥补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市场失灵问题，从而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原则，保障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增加国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三次分配调整看，引导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慈善事业发展，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而且可以净化社会生态，促进社会和谐。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再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8%左右，而我国目前只占0.05%。加速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四、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加快推进内需结构均衡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受困于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所造成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为70.1%，日本为55.38%，德国为54%），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为54.7%，俄罗斯为49%，巴西为61%）。与此相伴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远远超过美国3%左右的水平，形成了两个极端。
因此，如果说美国是要增加储蓄并去杠杆化，中国则是要扩大消费降低储蓄率。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消费，如果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所带来的再生产将找不到出路，必会导致资金和经济循环链条断裂。特别是在当前国外消费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只有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才能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这不是单纯依靠投资或出口，可以做到的。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容易导致投资效率的低下和大量资源的消耗，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过于粗放；单纯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容易致使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受制于人。只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为本国国民所消费，变成在流通中增值的财富，才能推动经济实现真正的健康持续增长。
第五、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加快推进需求结构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是个“慢性病”，久治不愈，此轮经济危机之前的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又让“病情”进一步加重。所以，一碰到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个问题就显露无疑。从发展的趋势看，外需对于中国经济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中国必须有前瞻眼光和改革魄力，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挖掘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潜力，建立自我驱动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
但是，如前所述，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外需，对外需还是要稳中有促，内需、外需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近70%）的发达国家，同样也保持着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对外贸易量。这次金融危机就引致了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出口下降、外需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似乎也不大，中国已经到了可以不需要外需支撑的阶段。这其实也是严重脱离中国当前实际的，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还有庞大的就业压力存在，外需还是我们解决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管道。
第六、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加快推进市场导向的城市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突破就农村解决农村问题的改革思路，从长治久安的大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那就是坚持市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城市就业机会，促进土地、劳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农村内部自由而有序地流转。
并且，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中长期保持一个较快增长速度的动力源。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约2000万农民进入城镇，这将会带动住房、水电、公路、学校、医院等一系列重大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种从农村向城市、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动态演进，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七、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至今日，邓小平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应该进入到深入推进第二个大局的阶段。即沿海地区经过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已经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率先发展，从而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哺力度，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均衡发展格局。当然，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要素禀赋、地理区位、生产力水平、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不能搞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和恶性的同质竞争，而应该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实现错位竞争，互利合作，协调发展。
第八、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加快推进社会福利系统改革。我们要在稳定中促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基本经验。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稳定的环境也不可或缺。一定要充分考虑改革举措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各种潜在不安定因素，确保改革的激励兼容性、渐进性。
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正是那些影响人们的就业难、养老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如前所述，我们要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同时，我们需要的是必要的社会救济制度，而不是像美国现在实施的现支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是西欧、北欧国家的那种高福利政策。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看，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可能将会破产，届时美国政府面对的将是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在福利非常发达的国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高福利培养了劳动者的惰性和对政府的依赖，也使得原本勤奋工作的人容易失去努力工作的激情。
第九、正确处理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加快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实施。所谓“不谋长远者，不足谋一时”，我们一定要立足长远来指导当前。那么，长远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和科技，而教育、科技高度发达的背后则是杰出人才的涌现。因此，中国要真正崛起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必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短期来看，“引进+模仿”的知识进步模式还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只能依靠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来推动。
我们建议，一要尽快恢复和实施上世纪70年代就已实行过的12年制义务教育。从国内需要看，国民九年义务教育根本不能满足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要求。从世界范围看，欧美发达国家都已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前瞻眼光，从战略高度对此项工作予以充分重视。二要充分重视高层次创新型杰出人才培养，以满足中国经济全面接轨世界以及自身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培养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型杰出人才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大学现阶段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三要建立和完善能引进人、留住人和用好人的长效机制，采用多种引进方式，分层次、分功能、分步骤地引进三类人才，下大决心引进真正的海外顶尖华人科学家、实职聘任海外杰出学术领军人物以及大批引进海外高层次的优秀博士回国或为国服务，形成一支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庞大科研队伍,以及一批能够按照国际先进标准培养大批创新型杰出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强大师资阵容。
第十、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水、大气、土壤、噪声等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与GDP的比例高达10%。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根本扭转，不仅会影响和制约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且会危及人类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存问题。
为此，在政府决策层面，环境系统决策应该与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通过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经济行为主体促进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另一方面，由于环保是一个外部性十分明显的行业，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必要的规制监管，同时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此外，我们要转变思维方式，实现环境治理模式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的转变；要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的总体框架下设计合理机制，实现环境管理目标。

四、结束语
可以预见，此次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在短期乃至中期内不太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状况，而将会收敛到一个新的均衡点上来，这给了中国再一次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提出新的更深层次的挑战。
为此，我们提出以“稳政策、调分配、拉两头、优中间、扩内需、促出口”为导向的18字宏观综合治理方针。当然，根本的根本还在于加强长效制度建设，在此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上提到的“十大”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从而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使之能同时达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最后，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在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不断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