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消费是短期扩大内需的优先政策选项。外需方面,全球疫情尚未明朗,2020 年世界经济大概率出现衰退,对外需不能有过高期盼。内需方面,受景气周期和调控政策影响,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难有较大作为。补短板类基建项目来不及实施,新基建
实质作用可能有限。与投资相比,刺激消费可快速拉动终端需求。无论是着眼于稳定经济,还是疫后民生改善,扩大消费都是优先政策选项。
通过财政调节方式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消费信心不足是消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扩大消费政策的重心应着力于增加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经济增长、财富创造,目前来看比较困难;另
一种是通过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可行性较强。促进消费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归为三类:发放消费券;个税返还、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为目标群体或特定商品提供现金补贴。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投放领域和总体规模需深思熟虑,应兼顾促进消费回补和发挥社会救济两方面功能,即面向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对象。加大个税返还及减免力度则势在必行,建议将疫情期间的居民收入从个税税基中扣除,并紧急叫停“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改革。要慎用特定产品的现金补贴政策,可考虑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发放适量的现金补贴。
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处于下行通道。要素变动趋势,决定了经济将按照增长规律,向发达经济体一般增速水平回归。不仅如此,2018 年以来,经济季度增速出现了新的快速下降苗头。这显然不是中长期慢变量所致。背后的体制机制政策原因深刻复杂:原有激励机制被搁置,地方、国企、民企等动力源同时趋弱,而新的机制一时没有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系统性政策调整,没有新的资源注入,疫情可能造成中长期增速迅速下到更低增速平台。
通过扩大消费逆扭转上述趋势,只是需求端增长核算的表面结论。若要切实改善消费还需从以下几个领域着手:一是推动民生领域重大改革,引导海外教育支出回流,跨越式提升医疗、养老保障水平;二是投资政策优化,满足多年调控以及居家隔离生的改善型住房需求,释放地产链上的消费;三是调整外贸政策,更有针对性的降低消费领域进口商品关税,引导海外购物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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