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Juan C. Ginarte a, Walter G. Park （1997）

以上两式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觉在于，当其它影响价格与产量的因素（其由IPR变化所引致的变化），可以带来更高的产量与更低的价格，则计划者需要加强IPR保护，反之减弱保护。

接下来的工作是充实 的内容。作者找到的变量包括人均GDP，开放程度、政治与市场自由度、人力资本投资与R&D投入。人均GDP数据来自Summers et al. (1995);政府与市场自由数据来自Barro and Lee(1994)。开放程度数据来自Johnson and Sheehy (1995) 。市场开放程度数据来自Sachs and Warner(1995) 。可以得到一个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IPR数据为1965，1970，1975，1980，解释变相应地取滞后5年，以减少内生性。

但市场自由度数据在各阶段没有变动性，但由于它包括的内容要较IPR广泛，作者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从市场自由度到IPR保护水平。

作者提醒我们注意两个统计特征：R&D具有最大的变动性（标准差/平均值）；R&D与人均收入高度正相关。这在后面的回归将要用到。

再看回归结果。首先仅用人均gdp对IPR回归，其作用效果明显为正，但加入其它变量后，该变量不明显，表明IPR并非由人均收入决定，在简约式回归中，它可能只是作为其它遗漏变量的替代变量。由于GLS可以有效地修正回归过程中的异方差，且R&D在OLS回归与GLS回归中具有明显的差异，因而，需要将不同的国家进行分组，分别进行讨论（这是YIN，2010需要借鉴的）。

作者依人均收入是否高于所有国家平均值将国家分为富国与穷国两组，发现几个有趣的结论：IPR决定方程在富国更具有解释力（更高的拟合优度）；R&D在富国作用更明显；经济开放程度在穷国更明显。作者对R&D影响进行更细致的刻画，直觉在于建立IPR需要各种成本，而这些成本的消化需要有明显的研发基础，并提供明显的研发激励。因而，可以选择一定的R&D/GDP阀值，作者将这个阀值定于0.21%，发现R&D大于该阀值的国家作用更明显。

再简单看下作者如何讲故事。来解释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其它，任何一种结论，均可以找到相应的理由。此时就显示了文献积累的作用。经济开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发展中国家的IPR保护程度，在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建立与其它国家的双向交流关系，需要进行信誉积累。而富裕国家的开往程度本来就比较高，变动较小，所以作用不明显。

如何解释政府自由对IPR影响较小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一个方法是引用一些这个领域较“权威”的学者的言论，如Barro (1996)发现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它是发达国家的奢侈品，具有民主的国家会因为生活水平提升不快而丧失民主，而具有市场自由的国家会因为生活水平的提升而获得政治民主。

另外一个解释来自政府的效用函数，即民主政府更倾向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更关注收入分配，而IPR增强，会提高价格，给低收入人群带来更大的伤害，因而政府更倾向于提供较弱的IPR保护（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4)。另外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是人力资本存量并不影响IPR，作者的辩解是，人力资本存与R&D投入不同，后者才具有回收潜在投入成本的动力。显然，这些解释过于牵强。但我们有时需要学习这种比较无奈的辩解。

结论
作者构建了110个国家1960-1990年间的名义IPR保护指数。并讨论了IPR的决定因素，发现经济自由度、对外开放程度、滞后的研发投入对IPR具有决定作用。一个重要的推论在于，只有当一个国家的R&D达到一定的阀值，该国才会具有强的IPR保护激励，一方面在于IPR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于IPR建立本身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与可变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