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SAINT-PAUL, GILLES（2005）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markup大于2时，需要更少的新产品创新来使消费者获利，与直觉不符。可能的解释是，这些产品可以获利较大的markup,是因为这些产品对于消费者意义重大（没有多的替代品），因而需要IPR保护以保证它的适当供应，其与直觉不符的地方在于，出于公平考虑，政府部门面临着较大的寻租威胁。

当其它国家均实行IPR保护，对于一小国，其具有实行弱的IPR的激励，但它也不希望其它国家都不实行弱的IPR保护，因而，当其它国家都进行IPR保护时，这些小国也有一定的激励进行IPR保护（典型的NE），但由于它存在有利的偏离，需要一定的国际合作。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国际合作并非要求所有国家具有同一的IPR保护，但相对于没有IPR合作具有更强的IPR保护。

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实行IPR歧视，如专利保护期限在LDCs具有更低的保护期限，但这不能防止因此而形成的套利行为，如平行贸易，或阻止的成本异常高昂。
如果这种合作存在合作剩余，通过一定的再分配有望实现这种合作。如发达国家通过直接转移（援助），或降低贸易关税，将部分IPR收益返还LDCs。Goh and Olivier (2003)进一步讨论了关税与IPR政策的相似性。

引入非免费的午餐
以上讨论只是假设IPR保护有利于专利市场规模的扩大，使研发的投入者更能有可能回收成本。但忽略了需求的结构。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可能存在不同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弱的IPR保护会降低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

Diwan and Rodrik (1991)讨论了全球最优的IPR保护，即存在一个全球机构来协调各国的IPR保护，如果这个计划者具有利他倾向，他会赋予南方国家更多的权重，但这些权重会随着南方国家特殊需求而降低，而南方国家为了从北方国家获取满足其特殊需求的产品，需要具有强的IPR保护，但现实中存在一个悖论，即最为重要的物品更容易出现IPR的政府违约，进而降低研发这些物品的激励。

同时，由于各个国家的禀赋不一样，比较好的发展路径是各个国家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而北方国家克服南方国家弱的IPR保护的方法是继续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主观上与客观上拉大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另外，可以进一步考察弱的IPR是否能为该国带来静态的高效。作者认为它在很在程度上会被MNEs的策略性行为抵消。如Smith (1999)的实证表明美国的企业会减少对IPR较弱的国家专利产品的出口；同时弱的IPR保护会引起MNEs对外投资的影响，从数据到结构层面，它会使企业更多地转向分销，而非更具有技术含量的生产与研发（Lee and Mansfield ,1996)，并减少对该国的许可生产（Yang and Maskus ,1998; Smarzynska,2002)。

因而，如果MNEs进行贸易与FDI，或许可生产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的主要途径，弱的IPR保护水平可能会使现有技术的吸引更容易，但它会减少未来可获得的技术数量，这是一个静态高效与动态低效的权衡。这好比对MNEs转移的技术征收了税收，税负越高，可以带来短期的收益，但由于MNEs具有大量的外部选择机会，这种弱的IPR会降低该国最终的税基规模。

尽管IPR会影响国外技术的流入，但其对GDP，以及对消费者福利的最终影响并不确定。Gould and Gruben (1996)用截面数据回归发现，强的IPR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且IPR与经济开放程度明显正相关，一个可能的机制是强的IPR保护有利于引入更具有技术成分的外部技术。

以上讨论主要是为了论证弱的IPR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可观的静态效率，但会带来比较确定的动态低效。作者还要引入一些现实因素，如IPR的执行成本，IPR政策的执行是一个比较精细的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而这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无力承受的，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加入更高层级的国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