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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正当其时
而在中国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以及如何升值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恶化就业市场形势；如果中国在美国压力下就范而纵容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可能导致1980年代广场协议签订后的日本泡沫经济以及长期衰退重演，从而重蹈日本覆辙。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尤其是防范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遏制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从而抑制外部流动性涌入对中国物价与资产价格的冲击；人民币升值可以引导资源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从而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改变当前制造业过度发展、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
那么，我们应该究竟如何来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以及如何升值，应该是中国政府本着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综合利弊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应该和外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问题区分开来。我们既不能因为美国人压迫人民币升值就盲目升值，也不能因为美国人压迫人民币升值就盲目不升值。认为外国人要求中国人作的事情就一定对中国不利，这是一种洋溢着阴谋论论调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客观的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权衡维持现有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利弊，从而决定是否应该寻求改变。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回归到盯住美元汇率的刚性机制。目前，维持现有汇率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首先，尽管人民币能够维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但这是以人民币对欧元、日元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波动为代价的。考虑到目前欧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这意味着，即使从稳定中国出口出发，维持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都恐怕并非上策；其次，两国之间汇率的相对变动，应该由两国经济相对基本面来决定。从长期的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显著高于美国。从短期的经常账户余额、财政余额与债务余额来看，中国对美国存在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美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高于中国。这意味着，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让一个相对实力不断增强的货币去紧盯一个相对实力不断衰减的货币，这本身也不利于前者的进一步国际化；再次，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难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被迫引入美国的货币政策。中国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而美国政府需要长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缺失，将使得中国政府被迫将货币政策长期维持在宽松状况，这无疑会加剧未来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
此外，对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行业与资产价格的不利影响，存在着夸大与误读。一方面，我们团队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出口收入的价格弹性远低于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决定中国出口强弱的主要因素是外需变动，而非人民币汇率变动。中国的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人民币升值在提高了最终出口产品价格的同时，降低了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成本，从而对企业利润率的削弱是有限的。即使是服装鞋帽等低附加值行业，在2006年至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期间，它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不降反增，这说明中国出口行业对人民币升值的调整能力可能被显著低估了。另一方面，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读了。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并非由日元大幅升值而导致的。在日元大幅升值背景下，由于害怕日元升值对国内总需求产生负面冲击，日本政府长期实施了格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才是导致日本楼市与股市出现巨大泡沫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人民币升值幅度是可控的（例如每年3-5%），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乃至增长与就业的影响就是有限的。而改变目前紧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是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我们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最可能的变化方向，是重新回到小幅、渐进、可控的升值路径上来。为了避免因此而产生的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政府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对违规资本流入的管制，增加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成本，另一方面必须控制国内人民币信贷水平、通过增加供给的方式把资产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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