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Edwin L.-C. Lai, Samuel Wong and Isabel K. Yan（2008）

IPR指数采用Ginarte and Park (1997)指数，数据已经更新到2005年。覆盖的时间跨度为1960-2005。该指数存在一些问题：其刻画的并不是实际的IPR保护水平，记载的是法律层面的名义保护率，其只是真实IPR保护的一个单调变换。

为了从G-P指数得到不可观察的真实IPR保护水平，可以借用Ramsay (1998) and Ai and Chen (2003)的方法。为了保证这种单调转换的存在，需要考察IPR的实际执行情况，Ginarte and Park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微观的企业调查表明，企业对于IPR抱怨更多的是各国间立法与制度的差别，而非IPR的执行（有待怀疑），

同时，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GCR)的调查所得到的IPR执行水平数据(企业对各国IPR保护水平的评价)，与G-P指数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8，Park and Wagh, 2002）。由于后一数据于1990s中期才出现，作者没有采用该数据。

市场规模可以采用下式来表示： 消费量=本国生产+进口—出口。在产业层面进行加总。数据来自UNESCO。由于以上计价没有考察价格因素，作者采用PPP对其进行修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研发能力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同时需要考虑国际可比性。研发投入变量，如一国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数量，如果具有CES的研发生产函数，其产出具有可比性。数据来源于UNESCO统计年鉴，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of the IMD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但投入角度的研发变量存在一些问题，如它没有考虑到研发者的异质性，有些研发者可能对于研发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Hall, Jaffe and Trajtenberg ,2002）；

另外一种方法是采用研发的产出变量，即本国居民获得的专利数（McAleer et al. 2007），但这个变量也受到一些批评，如有些专利并没有进行商业化，或具有的价值并不大（Tsuji ,2002)。为了解决专利的商业运用作者引入了专利转移率，即各国在美国申请的专利中进行转让的比例（由于美国具有完备的数据记录，一些实证分析均以美国的数据作为参照系），再乘上本国公民在国内申请的专利，就可以得到本国居民专利中进行转让（或商业化）的部分。

各国申请的专利数来自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未转换的专利数据可以用来进行稳健检验。为了克服数据的时序波动，作者用近三年的加总专利数据。

结构方程估算表现
即对 的估算。 反映了G-P指数与真实IPR保护水平的关系。一些需要较准的参数， 参用已有研究，主要来自对需求弹性的估算及成本加成比例的测算。

而一些未知参数如 及h可以采用sieve minimum distance estimator方法进行估算（Ai and Chen ,2003)。矩估算方程为： ，X为市场大小变量及研发能力变量的滞后4阶数，作为工具变量。解释变量可以有四种组合：市场规模可分为平滑与非平滑的，研发投入可分为投入角度与产出角度。

简单看下估算结果：作者验证非合作博弈模型有效性的方法是看模型在TRIPS实施前后的拟合优度，采用的是Pesaran and Smith (1994)’s generalized goodness-of-fit measure R2（在stata中如何实现） 拟合优度，发现模型在1980，1985，1990的表现要好于1995与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