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导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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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打头的一篇，理由在于今日之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所遵循的研究规则和方法是这门学科赖以存活和发展的生命线。在经济学史上，在阐述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文献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如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意义和范围》、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等，但是它们的篇幅都不小，可以作为扩展读物。唯有弗里德曼这篇文章，在不长的篇幅里，对经济学方法作了出色的阐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仅来源于作者在20世纪经济科学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还在于它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中影响力最大的单篇文献。关于这篇文章的意义和基本内容，王志毅在导读中作了很好的说明，兹不赘述。我只想强调，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中不可动摇的基础部分。当然，不必否认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受到的非议很多，但是并没有遭到毁灭式的打击。
       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科斯的理论显而易见是不同于弗里德曼教授的。甚至可以说两者形成了一种方法论的对立面。遗憾的是科斯没有专门的方法论的作品，他的有关思想是融在自己的论文中的。好在周其仁教授的一篇文章很集中地讨论了科斯的方法，我们把来作为弗里德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对应。
       秉承了科斯传统的周其仁一直大声疾呼要研究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这种呼吁乃是对经济学界过分发达的数理取向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的意义何在？在于体现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弗里德曼的文章想要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经济学进行彻底改造的话，那么，周其仁以及在他背后矗立着的经济学大师——科斯，想要把经济学复归到真实的社会当中。如果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旨在将经济科学自然科学化，以便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求得确切的普适性的知识，那么周其仁所主张的则是通过丰富多彩的经济学现象去把握各自的机理，通过对各个局部和个体的深入体察去接近经济现象的真谛。
       那么这样两种方法论是否存在着矛盾呢？我认为这两者是既相矛盾又不矛盾。说这两者本质上并不矛盾，是因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归根到底建基于经济学的归纳方法，而个案的分析正是归纳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弗里德曼和科斯通过经济学的事实相互链接。
       但是两种的矛盾也许更加严重，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关于什么是事实，特别是什么构成经济学的事实，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在科斯看来，对经济理论研究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经济现象或者出现出来的事实，是真实的世界，如何经济研究必须关注事实本身，必须把一切理论悬置起来。这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是不能有不真实的假设的，经济学只能按照现象自身及其变化的路径去发现，充其量经济理论只能去直面真实世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济学的科学性将难以保证。从科斯开始的经济学革新不仅强调研究假定的有效性，而且强调研究假定的真实性。周其仁接受了这样一个研究的理念，而且在他看来真实的假定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是居于首位的。经济研究不能为了追求研究的效率和表达方式的精致优美而牺牲掉真实世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获得的经济理论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很可能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就像世界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经济研究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必然也是统一的。离开真实性的有效性是靠不住的。
       但是弗里德曼坚持，事实可以是完全经济学的，只要它合乎经济学逻辑推演的要求，这类事实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自由落体定律，它不考虑自然界的事实，而是设定了真空这样一个纯粹的设想。这样做不仅无碍于经典力学反而是经典力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相反，如果在一个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全面考虑各种现实发生作用的因素，而不进行任何必要的抽象，那么，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对事物的规律作出简洁的说明。结果无非就是把这件事情描述一番而已。经济现象之繁杂，更在自然现象之上，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必要的抽象显然是不行的。当年马克思写作他的《资本论》时，就非常重视运用科学的抽象法，他指出这种抽象完全是在头脑中进行的，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化学试剂或显微镜。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本质上讲的就是如何在经济研究中对事物进行合理的抽象，如何进行最合理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推演。没有好的假设就不会有好的经济学理论。对弗里德曼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何判断假设的好坏以及如何获得好的假设这样的问题上。在这个方面，弗里德曼是大胆的工具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在他看来，假设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真实，假设的真实性不是事先的要求，否则，任何研究工作将无法开展。任何假设都离开事实有一定的距离。要求假设符合事实无异于想要制作一份一比一的地图。
       既不可能也无意义。假设的合理性依存于它是否有助于进行逻辑推断，是否有助于得出可以验证的结论。如果一个研究的结论本身是可以解释现象而且是可以作出正确预测的，那么它所依据的假设就是好的，合意的，可以接受的。即使这个假设离开真实世界很远，那也无关紧要。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常被人称之为工具主义方法论，也即指这种方法强调研究结果与观察到的经济事实的契合，至于这种结果的推断所依赖的假定的真实性大小是无关紧要的。[1]
       那么，在经济学领域以外，是否有对这两个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评述呢？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文献，那就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战后世界著名思想家、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教授所撰写的一篇题为“经济论述中的模型与现实”的长文章。顾名思义，这篇文章主要对经济学中的模型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进行评价。贝尔教授虽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但是以他的学力和悟性，完全能够胜任讨论这样一个主题的工作。文章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不必我来重复。贝尔的社会学训练也许会使得他给科斯那样的研究方法于较高的权重，而不太接受弗里德曼的方法。贝尔实际上把战后经济学的危机归因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缺陷。
       [1]典型的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方法论。阿尔契安在他的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学中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可以对照起来阅读。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方法论又有着某种共性。弗里德曼的假设不能完全是无中生有，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断言，没有一门科学，它的假定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胡言乱语；科斯的真实也不是没有受到任何人类思维和观念影响的真实。所谓真实的世界和假设的世界之间的区分决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明显。拿科斯的方法来说，他提倡的研究真实世界，当然必须有方法论的基础准备，比如，挑选什么样的个案以及如何来处理个案以便抓住本质，这些都不是一个对经济学精神不甚了了的初学者所能够具备的。所以，个案何以可能，这在事先是已经被理论做过加工的。我们凭什么认为当下研究的个案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为什么不是随机抽取一个事件来研究，等等，这些至少在科斯这样研究个案的大师那里是已经清楚了的，或者即使事先不甚明了，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明了起来。他拿灯塔说事，把它作为纯粹公共产品供给的典范，他研究联邦通讯委员会，把它作为无形产权管制的典型机构……，这些无不体现着某种深刻的判断，是理论抽象的产物。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会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当不具备观察某些真实世界的条件时，我们如何真实世界的研究？如何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和探索？这个问题，弗里德曼从学理上作了回答，而科斯则用行动作了回答。弗里德曼的回答就是从不完全的事实中抽象出假定，而科斯则是从不完全的世界中寻求真实。抽象也好，寻求也好，都是离不开支援性的理论知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斯的真实世界未必会比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更加真实。因为，我们无从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使一个个案本身的真实性勿庸置疑，但这是否代表着普遍的真实则仍然不得而知。世界如此多样，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用来完全代替另外一件事情的，个案研究的本质缺陷就在与此。所以，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和科斯的方法论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不可调和。也许我们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得不接受必须以不真实的假定为基础展开经济学研究的痛苦事实。
       弗里德曼和科斯都是在经济学行当的内部各执方法论一端的大家。他们有资格来为自己的方法作出有力辩护，因为，他们都能够把各自的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是真正的大师。这意味着方法论的争论对于一般得研究者来说也许是不太重要的。只要你用得好，哪种方法都可以，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2]（转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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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基础 基础文献 文献选读 经济学基 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