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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木，到子长、吴起，这些民生领域的“平地惊雷”为什么发生在陕北的“能源走廊”上？仅仅是因为这里因煤炭、石油等资源迅速聚集的财富吗？
从经济实力来讲，这些地方只能说还算不错——只有神木进入了全国百强县，吴起的情况要差一些，而子长的政府可支配财力与全国大多数县城相仿，大约6亿元左右，在很多地方，这甚至只能勉强保障公务人员工资等政府运转费用。
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百强县都没有做的事情，陕北做了？
从最初的种种质疑到现在的认同，舆论已经呈现出一边倒的赞扬声，这些由基层政府自发进行的分配实验并不是“乌托邦”，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往往被认为观念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官员，也许确实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政绩观”或者“发展观”。
主持设计神木医改方案的神木县康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波对我讲过一句印象很深的话——“是进一步地追求GDP、搞一些形象政绩工程，还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不让老百姓受益，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经济干什么？”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然而公职人员精力、政府财力毕竟有限，在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两者之间，往往游移不定，前者关注的多了，做的多了，后者就难免少一些。追求GDP、把大量精力放在当地经济建设上，对于更多的地方政府来说，是一种常态，即使成为百强县，也难免面临持续不断的增长压力。
而陕北这些地区的政府理念、行动，更像是一种“倒逼式”的转型——政府插手经济事务的空间有限，遂有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分配到民生保障等服务领域。
陕北的财富积累得益于石油、煤炭等资源。而众所周知的是，对于石油资源的开采，国内仅有中石油等 “三大”，以及陕西的延长集团具有资金；而在神木，煤炭资源也早已被神华、兖矿等能源巨头和民企争相抢占。从榆林开往神木的高速公路两旁，兖矿等企业的煤矿比比皆是。
这意味着，陕北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不需要将大量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产业升级等经济事务上：石油资源涉及央企，地方难有话语权；而煤炭资源的切分，尤其是神华等大型项目，往往需要延安市甚至陕西省拍板决定。与大量发展制造业等常规产业的中国区县相比较，陕北的地方政府经济事务可能要更“空闲”一些。
不需要插手、或者说难以插手经济事务，客观上对政府理念和行动转型是一种“倒逼”：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体制上说，我相信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有抓经济保增长的欲望，但既然无从插手，这些或贫、或富的陕北县城执政者们，才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索民生保障问题，设计出成本不一的改革方案，并付诸行动。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陕北的模式不可复制，不在于方案是否可以异地操作，而在于政府理念在特殊情境下发生的切实转变。只是我想，如果其他的地方政府，一定要通过一道“防火墙”来隔离政府机构与经济事务，以实现倒逼转型的话，难免是一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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