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史学者线上讨论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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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婷 孙淑彬 龙辉洋 毕悦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 刘婷 孙淑彬 龙辉洋 毕悦）2020年6月20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协办的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史学者线上讨论会在京举行。本次活动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支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福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学者，及《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学习与探索》编审专家对青年学者们进行了点评指导。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近代中国商业、商人的转型”，会议共分为四个阶段，共有15位青年学者进行了报告陈述，近300人参与了会议。

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史学者线上讨论会部分学者合影

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史学者线上讨论会部分学者合影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致开幕词。他表示，“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史学者线上讨论会”是在连续四年举办的“北大中外经济思想暑期精品课程讲习班”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得益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多年来的大力支持，四届讲习班举办以来累计培训学员达280多人，对繁荣经济史学学科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由于疫情原因，第五届讲习班无法如期举办，希望通过线上研讨会的形式能够为各位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沟通与交流搭建一个优质的平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曾江以《清末民初商帮分流与商人转型》为题展开了报告。她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明清时期兴起的商帮在近代化大背景下的历史命运也出现了分化。总体而言，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大陆商人随着传统行业的衰落逐步消亡，而以苏商、粤商为代表的沿海商帮则抓住新的契机转向了金融业、工业等新兴产业，崛起于近现代的商业舞台，这表明商帮分流的关键在于传统商人的近代工业化转型。在工业化发展中，买办、华侨、士绅商人和传统下层商人这四类商人群体抓住了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浪潮兴起这两次契机完成了近代化转型。在商人转型的背景与动力方面，曾江认为，清末民初传统商帮分流和商人转型在时间、地域、阶层等方面都受到政府洋务运动的初始影响，并随着近代化认知的普及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地域和阶层中去。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刘杰报告的主题是《国家公债、工商税收与举债信用——近代中国国内公债担保问题研究（1894—1937）》。他认为，公债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政府举债行为，往往以国家财税为制度保障，而公债的偿付、担保问题一直是政府筹发公债之前所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晚清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担保管理的变动与工商税收密切关联。从早期举借外债依靠关税等提供担保，到举借内债为树立财政信用以吸引工商界乃至普罗大众承销公债，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关税、盐税以及其他工商税收作为举债担保的公债运行体系。刘杰从晚清民初公债制度运行与实践过程中得出结论：近代中国国家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公债大多依靠摊派，政府作为债务主体与大众作为债权主体的地位并不对称，政府信用的构造仍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他还从近代中西方财政金融大分流的视角分析认为，晚清民国举债机制与欧洲有较大区别最主要的一点是欧洲有较为成熟的议会政治信用可以支撑持续性举债，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支撑财政信用背后的近代化公共财政、税收与宪政民主代议政制的成功建立。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熊金武作了主题为《观念史视角下公司制度本土化研究》的报告。他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融入了15—19世纪西方兴起的公司制变革，体现为公司制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17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政府和商人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了解了其独特的组织形式，用基于葡萄牙语Companhia的粤语音译“公班衙”来代指公司。19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特许垄断权结束，西方公司制度进一步完善，然而中国依然停留在“公局”“洋行”等角度去理解现代企业。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化加速，中国人对公司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其为一种适合工业化需求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甚至出现了“公司热”。总体而言，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伴随着公司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出现了中外公司制度的趋同和观念上的“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可通约性”的变迁，最终“公司”用以正式明确地表述公司制度。

　　在评论环节，三位评论人先后对本阶段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朱英强调研究近代商人转型需要着重注意三点：第一，注意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第二，兼顾多样性与复杂性；第三，需要结合近代商人的思想、行为、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对其转型综合考察。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徽商发展研究所所长马陵合评价刘杰的文章内容深厚，对近代中国公债税收和国家信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时用相当大的篇幅进行近代中西方公债制度的比较，具备全球史的视野。但文章对“担保”和“偿还”、“国家公债”和“国家内债”等重点概念的界定和使用还要更加注重规范性和严谨性。《近代史研究》副编审潘晓霞认为，熊金武关注了观念和制度层面上的“公司”在17—20世纪的变迁和互动，进而对公司制度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但从观念史角度论述公司制度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和加强。

　　第二阶段由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马金华主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周琳带来了题为《最初的“棒棒”——乾隆至同治时期的重庆脚夫》的报告。周琳沿着脚夫的暴力行为方式和脚夫的产权规则两条线索，介绍了重庆特有职业群体“棒棒”的前身：清代重庆脚夫。基于清代巴县档案，她认为，清代重庆脚夫的暴力行为特征源于清代政府未能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由于官府不仅不能解决脚夫群体的业务纠纷，还反过来通过差务、厘金等方式不断向脚夫群体索钱，结果导致脚夫群体成立帮派寻求自我庇护，最终在嘉庆末年道光初年放弃了群体原先自发产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规则，转而通过打架等方式解决内部纠纷。最后，周琳表示，政府治理能力与市场发展需要不匹配问题是清代市场发展的病根，其解决是近代商业和商人转型的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春英作了题为《从私到公：鄱阳县基层商业网络建设探讨（1949—1952）》的报告，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问题。王春英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方面通过税管系统，建立了“税局—工商联—同业公会—商贩”这一新的商业管理权力层级，以新的商业管理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同业公会；另一方面则通过建立合作社和国营公司，渗透进原有私营行业的商业网络，以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掌握住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面对新形势，商贩以向索贿妥协、五反揭发等新对策进行应对。然而，商贩的揭发行为让政府注意到行商偷漏税额的严重性。最终，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方式实现了对市场的全面控制。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世慧博士以《民国时期合伙商号破产后股东债务责任问题的争议》为主题作了报告。张世慧首先澄清，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合伙股东责任至少存在按股分担、连合分担、连带责任三种情况。通过考察清末至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大致30年间，数起实际商业案例中存在的合伙商号破产后股东责任的争议以及补救探索，张世慧认为，中国固有的合伙责任和西方的合伙无限责任不同，其在绝对的有限和无限之间保持着平衡，但近代合伙经营规模增大、风险增加，打破了这种平衡，促使合伙制度发生变革。另外，上述进程折射出的司法环境变迁，还反映了胶着时期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北洋时期，商会占据一定优势，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开始“驯化”商业力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刁莉作了题为《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与药商（1872—1919）》的报告。基于海关数据的整理，刁莉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内容三方面分析了汉口中药材进出口贸易发展的特点，并进一步从贸易路线、市场腹地和埠际流通呈现了近代汉口中药材贸易体系全景。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和生动的案例，她介绍了近代汉口药商的地理分布及其所发挥的救死扶伤的社会职能。报告最后分析了近代汉口中药材贸易对汉口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并指出近代汉口之所以能够成为繁荣的中药材贸易集散地，是因为其具有区位优势和市场需求，以及较弱的行政力量约束下较自由的贸易环境。

　　在评论环节，四位评论人依次对本阶段的四个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史研究室主任赵晓阳认为，周琳的研究成果非常成熟，理论、资料、观点兼而有之，同时提议在对于脚夫暴力行为特征的解释中，考虑除政府管理、市场发展之外民风民情因素的可能作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习与探索》副主编房宏琳肯定了王春英选题的稀有性及其学术价值，同时建议从对我国当前的商业网络建设、优化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借鉴意义等视角增加研究的现实观照，并就文章结构、标题拟定等方面提出了细致的参考意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龙登高从三个方面分享了张世慧的论文带来的启发与思考。其一，合伙制与公司制二者即使在西方也不完全对立，虽然在中国本土区别更加明显。其二，关于本土传统和西方现代制度，后者在中国去诠释中国传统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一些障碍。事实上法律逻辑应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其三，关于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英国的有限责任，被视为现代企业制度（包括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重大创新，而破产免责主义与有限责任具有相通性；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以及破产免责主义之间的经济逻辑值得深思。龙登高最后建议，研究者要驾驭史料，超越史料，并用学术语言去表述，进而用理论思考进行解释。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荷表示，刁莉在原始资料的搜集方面，工作丰富而充实，报告展示的结构或可进一步细化完善，例如可将内容按照汉口中药业的产业组织、药材贸易统计数据、以汉口药材市场为中心的历史地理经济研究等线索进一步细化为数篇工作。

　　马金华对第一、二阶段的七篇主题报告进行了总结，指出这些报告殊途同归地揭示了三对关系：其一是商人、工商团体、国家三者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复杂关系；其二是近代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博弈关系；其三是西方现代与中国本土传统之间一种引进、争斗又融合的复杂关系。她认为，这三对关系不仅展现了近代中国的复杂场景，其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当下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思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阶段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主持。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伊巍作了题为《近代海关附加税与疏浚事业资金供给模式》的报告。伊巍认为，清末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疏浚以及港口建设事业，由于涉及中外官商各方面利益相关集团的合作与博弈，并未对外开放，而是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疏浚机构，且留存至今。从概念上说，疏浚公共事业属于准公共物品，以政府为主导，经历了从官办、官督洋办到公益法人的制度演变。而其资金来源，从官督洋办时期的政府拨款，演变到了公益法人时期向洋商、洋轮征收浚浦税。在这些资金的支撑之下，浚浦局完成了多项卓著的工作，奠定了上海运输中心和交通中心建设的基础。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中西方交流、中外官商、利益相关方合作互动博弈的非常好的案例，也体现了创新性的税种对于公共事业资金供给的有力支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婧汇报了题为《道咸年间蔚泰厚票号在苏州的代办捐纳业务研究》的报告。李婧首先介绍了票号发展历程以及许大龄、伍跃、燕红忠等学者对于捐纳的相关研究，指出在票号于同治元年（1862年）大规模承办官款汇兑业务前，它包揽的政府业务主要是代办捐纳业务。通过整理相关史料，她发现为报捐者垫付资金是票号代捐业务的重要环节。垫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短期抵押借款，收益率在7%左右。通过代办捐纳业务，票号不仅创造了经济收入，降低了它在挫折期的倒闭风险，更发展并维护了政商关系，有利于由主要为民间商人提供汇兑服务向主要为官府提供汇兑服务的转变，在票号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沈博带来了题为《从学商到商学：二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商学教育》的报告。沈博提到，鸦片战争后，海内外华商开始进行近代化转型，商学教育也开始逐步发展。他认为，商学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商业近代化的重要内容。随后，沈博以二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为例作进一步讨论。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校商学教育和社会商学教育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兴起。前者面向在校学生，覆盖面较小；后者包括创办商业报刊、举办国货展览会等，覆盖面更广。沈博认为，近代商学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帮助提升当地华人华商的商学素养，以适应复杂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国货展览会等形式传导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加强华商内部的沟通。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魏文享作了题为《近代同业公会与行业市场信息沟通机制的构建》的报告。魏文享首先回溯了关于传统行业组织的研究，延伸到对同业公会组织的研究，从信息的流动和沟通去探讨同业公会本身市场的角色。魏文享认为，明清时期会馆公所的行业市场信息沟通方式包括本地和业内、外地和业外两种。在市场资源方面，会馆公所使用了会员管理制度，以同业公议、会员联谊、公益互助、创办同业会刊等方式开展活动，为会员、为同业之间的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机会。然而，传统的信息沟通受到交通、通讯以及媒介等影响，获得信息的成本和效率可能受到很大的制约，很难形成跨区域的同业公共信息的资源网，这由后来商会和同业公会的组织体系的建立得以解决。商会和同业公会的组织体系的建立，把行业组织从区域内部的在地市场延伸到了区域甚至是全国的商人组织体系，增强了信息的可获得性。总的来说，同业公会的政治、法律及市场地位的确立，在制度上确定了它市场信息的搜寻者、供给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它的信息沟通机制具有极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可以提供更好地节约企业会员的信息成本，从而有助于企业会员的经营。

　　在评议环节，四位评议人先后对本阶段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超群认为，伊巍的研究基于大量原始英文材料，跨长时段、涉及中外、官民商等多方，是一个全景式的深入研究，但其间关于疏浚公共事业的准公共品性质定义、资金供给模式的效益比较等分析可以进一步改善。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历史研究所所长高春平指出，李婧的报告深入分析了票号和委托代理、票号业务的发展和市场的关系，史料挖掘充分，但对于捐纳、票号代办业务中官商利益输送等弊端也需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林枫对沈博的报告进行了评议，表示沈博的研究主题新颖，切入点准确，对商学教育和近代海外华商经营变革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但可以再多考察国内和新加坡在经济、社会与商业网络方面交往的因素，以及将新加坡的商学教育和国内华侨背景学校的商学教育进行比较。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郝煜副教授认为，魏文享的研究主题深入，切入点新颖，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并在评议中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魏文享文章中晚清同业公会向民国同业公会转型的机制。

　　第四阶段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丽智主持。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许晨博士以《近代福州木材交易及其商业票据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票据在隋唐时期就已产生，但其功能与现代商业票据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驱动，传统票据向现代票据加速转化。福州作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在此转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福州木材业素来发达，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木材集散市场；但由于木材交易距离远、规模大、周期长，因此往往依赖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支持。“木票”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从现代金融学的角度看，“木票”是一种可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体现了对传统商业票据的突破和创新；但它仅仅适用于个别行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燕红忠带来了主题为《新式教育对银行职工工资的影响——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员档案的研究》的报告。他指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在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也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但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缺乏微观视角的考察。燕红忠运用计量方法，系统性考察了新式教育对银行职员工资的影响及机制，发现相比于传统教育，现代教育的工资回报显著提高，且这种工资溢价主要来自人力资本的提升，而非同乡关系或个人能力的影响。他还从银行职员的晋升速度和部门调动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工资溢价的作用机制。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马长伟以《徽商投资银行业的探索与失败》为题进行了演讲。他提出，在传统社会，典当业是徽商从事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几乎垄断了武汉和上海的典业市场；近代以来，徽商也积极投资或参与银行业的经营，但经营效果惨淡。总体来看，其失败可归结为“资本”和“制度”两方面原因。就资本因素来看，徽商的物质资本相对匮乏，人力资本重视不够，社会资本的范围狭窄。就制度因素来看，在正式制度层面，历届政府的管控约束了徽商银行业的发展；而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徽商对旧式经营模式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在银行管理中存在明显的“钱庄化”趋势。徽商在近代银行业领域的失败表明，新业态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传统社会的制度和资源，更需要资本、制度等方面的同步变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庞浩作了主题为《产权不稳定与近代区域体系的发展：以有限产权保护为中心》的报告。制度经济学普遍认为，国家对产权提供广泛的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也有研究认为，不完全的产权保护同样也能催生经济发展。为了验证上述假说，庞浩及其合作者以20世纪初四川地区银行体系的发展过程为例，重点探讨了产权不稳定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在四川独特的“防区”制度下，获得防区军阀产权保护的强弱会显著影响银行进入该地区的可能性，且军阀网络带来的有限产权保护同样促进了地区银行业的持续发展。这一案例说明，在产权不稳定的情况下，地方控制者依然可以通过提供有限的产权保护来实现金融发展。

　　在评论环节，四位评论人先后对本阶段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教授认为，许晨的研究着眼于福州“木票”这一地区性商业票据，生动诠释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但其研究涉及的史料大多在1903年前，仍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兰日旭提出，燕红忠的研究以上海新式银行为例，探讨了新式教育与职工工资的关系，选题新颖、计量方法规范；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近代中国新式银行业中的代表性，是有待商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吴敏超指出，马长伟的研究运用对比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了徽商在近代银行业转型中的探索与失败原因，但在史料收集、原创性观点、论文完成度等方面还可继续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为鹏提出，庞浩的研究发掘了四川银行业这一学界关注较少的领域，论证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应深入论述四川银行业的发展历程，并使用更加客观的度量指标。

　　最后，张亚光致闭幕辞。他用四个“精”字来概括本次论坛，即精心的筹备、精彩的报告、精辟的点评和精准的时间把握。他也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向参加本次论坛的学者和听众表示衷心感谢，并欢迎各位同仁持续关注“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史学者线上讨论会”及北大经济史学系主办的其他系列活动。周建波也指出，各位同仁学者对本次论坛的热忱参与，展现了领域内青年学者的良好风貌，反映了中国经济史学这一小众学科的强大生命力和光明前景。本次论坛至此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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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婷 孙淑彬 龙辉洋 毕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钟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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