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经济史学沙龙在北京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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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0 日，“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经济史学沙龙”在线上举行。本次沙龙由三校一所联合主办，由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四家主办单位及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200 余位学者围绕“国家能力、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经济史学沙龙会议合照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研究员致开幕辞

活动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李伯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萧国亮先后致开幕辞。朱恒鹏研究员认为，本次论坛的主题不仅契合了经济史学的最新研究动向，也将极大助力于现实经济的研究，因为它涉及到两个重要话题，一是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在培育国家能力、优化国家治理、健全市场秩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与政策制定都大有裨益。例如，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提高养老金统筹层次，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这既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分配问题，也考验着国家的数据统计和收集能力。回溯历史，传统中国的治理方式中同样缺乏“数目字”管理，这一问题也一直延续至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或可为当下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和启示。

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李伯重致开幕辞

李伯重教授重点介绍了“经济史学沙龙”的缘由和举办历史。他指出，在民国时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知识界也先后创办了多个沙龙，在北平以朱光潜和林徽因创办的两大沙龙最为著名。这些沙龙为文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在民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史学沙龙”的创办初衷也是为传承这一学风，创造自由开放的氛围，让中青年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第一次沙龙于 2008 年 12 月 13 日由北大、清华两校联合举办，后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先后加入，形成了今天的“三校一所”，至今已有 12 年。十余年间，四家主办单位的人才队伍不断更新换代，增添了许多中青年力量，使沙龙规模和质量日益提升。今后还将采取更多元的形式、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进一步提升沙龙的品质，使其真正变成经济史学人交流思想、碰撞观点的阵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萧国亮致开幕辞

萧国亮教授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经济史学沙龙”创办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沙龙能够延续 12 年实属不易，这是三校一所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史学领域也由“小学科”成长为“大学科”，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层次更深、范围更广，并能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展开综合性的研究，这生动展现了经济史学的蓬勃生机和光明前景，这些优秀传统也应在后辈学人的努力下共同传承。萧国亮教授还认为，在新形势、新条件下，更应重视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四史”研究，其中有许多涉及经济史的内容，需要运用发展的、理性的视角进行深入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经济史学同仁应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通力合作、锐意进取，力争为经济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国家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主题论坛第一阶段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茹主持。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茹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长聘副教授郝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长聘副教授郝煜演以《从火耗归公到钱漕改章：政府间的可信承诺问题和财政合理化改革的成败》为题进行报告。他认为清代财政体系改革历史存在两次重要的循环。第一次循环是指，自清代初期以来州县征收税赋上缴中央，但并未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支出和非常规的公共品支出。鉴于此，雍正提出“正赋以供国用，耗羡以养廉员”从而进行改革，但这一承诺随即被继任政府所打破，很快又回到改革前的情况。实证研究发现，中央政府的挪用导致赈灾次数下降，而省级地方政府则开始挪用和摊抠州县的养廉，导致州县开始征收新的附加税。随后多年间这一情况一直无力改变，直到由太平天国战争被动地打破了原有的税收制度。因军事开支与战后善后工作的资金需要，在同治年间政府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专门用于地方的行政开支。至光绪年间，中央政府开始上提厘金并且把厘金用作跨省转移支付，在 1895 年之后，多达 80%的厘金被上提到中央用于偿还战争赔款等中央政府开支，致使财政税收层层摊派，是为第二次循环。总结而言，两次改革的起点都是蒙住眼的分权，改革的措施都是推行一种睁开眼的分权，甚至是收支两条线的权，但是随着合法化的附加税被不断的上收，并为上级的支出买单，随着转移支付不能兑现，地方政府又开始征收新的附加税，最后又回到了蒙住眼的分权。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周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周琳作了题为《从国家能力视角观察清代重庆市场兴衰》的报告。她提出，在现代化国家能力标准下，清代的巴县县衙从财政汲取能力、司法能力、市场保育能力、合法性能力等多方面都处于“不合格”的状态。但从另一个方面评判，在财政汲取能力方面，具有不光彩、不合法的一面，但实际上在原本不合理的制度下作出了合理的变通，无形中鼓励了商业的发展；在司法能力方面，衙门也具备了处理商业事务的经验；在市场保育能力方面，巴县县衙大部分时候维持了市场的有效运转，但在管理成本特别高的领域，市场变动特别大的时期，会出现治理失控的情况；与社会的协调能力方面，有保持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协商和沟通的八省客长、行帮等组织。由此，周琳副教授提出几点思考，第一，以动态和静态视角评估国家能力将得到不同结论；第二，清代巴县个案可以体现传统中国政府事务的“低成本运行”和“平衡至上”的原则，它所追求的治理目标也与现代国家有诸多不同，但这并不代表传统国家缺乏治理社会的意愿和能力。传统国家能够应对的治理规
模相对现代国家要小一些，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仍然能够有效治理；第三，在一个传统国家（或社会）强行植入现代“国家能力”的框架和考评标准，有时反而不适用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清末新政之后的重庆传统工商业就是一个例子。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龙登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龙登高以《基层自立与国家能力：制度基石与历史逻辑》为题进行了报告。龙登高教授认为，有学者认为对于大一统的政府，要强化国家能力，重点是对基层进行严密管制，但这一现象并不符合历史的观察。从我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基层自立有利于国家能力建设。龙登高教授指出专制体系下国家能力的首要目的是维系大一统政权的延续，因此不能简单地类比当今国家能力的定义。中国历史上具有多样化的民间组织形态，而民间自治的制度基础则是法律和产权，这在过往主题报告中已有所展现。龙登高教授总结了基层自立对国家能力的正面影响。首先，基层自治有效削弱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基层力量适当壮大有利于制衡和约束官僚体系。长期而言，地方基层力量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为消化社会潜在矛盾提供了重要渠道，有利于国家能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基层自治分散了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分担了责任和风险。同时，基层社会并不总是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对立，出于自身的利益，基层社会同样会拥护国家大一统和经济大市场的发展。再次，基层自治还能够激发民众的创造力，有利于制度竞争与创新。最后，基层自立缩减了委托-代理链条，有利于抑制信息扭曲失真，提升了官僚体系的效率，降低大一统政权的管理成本。尽管基层自立有诸多正面影响，但随着政府对于基层直接控制能力的提升，传统的基层自立有日渐式微的趋势，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点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席天扬点评

在评论环节，两位评论人对本阶段的三个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指出，研究历史上的国家治理问题不仅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今天也非常有价值。三位学者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来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社会，角度新颖，研究深入。但我们运用现代理论研究历史也要注意一个限度——比如传统社会国家财政能力非常有限，治理能力与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要谨慎运用今天的相关理论研究重要历史问题。对于龙登高教授的文章，仲伟民教授认为其视野开阔、观点独到，并且古今打通，值得学习。同时，仲伟民教授也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点：一是地方制度，我国古代的地方治理是严密控制还是放任自由，这两个极端都不太确切；二是中国古代的产权问题非常复杂、独特，套用今天的产权理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产权，可能会产生很大偏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席天扬指出，郝煜副教授的文章对我们理解清朝的国家能力，以及今天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很多启发，同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去理解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关系；第二，是否有可能区分挪用了养廉银之后是将其用于战争，还是用于私人消费；第三，文章中若能够出现一些有关吏治关系的分析，可能会有助于强化该文章的逻辑。席天扬助理教授认为龙登高教授的文章最重要的启示是区分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经济领域的分权和自治性，并指出政治上的集权和朴素的经济自由主义之间有可能是互补的关系。对于周琳副教授的文章，席天扬助理教授认为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做一些跨地区、国别的对比，可能会更加丰富研究的含义。
主题论坛第二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主编魏众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主编魏众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学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国家能力建设——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其基础的培育》为题进行了演讲。赵学军研究员指出他所所定义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指的是 1949 至 1956 年，这其中前三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五年则是“一五计划”。至 1956 年底，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赵学军研究员指出，对于财政、金融资源的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础，而培养壮大汲取能力的的前提途径还包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社会基础，及通过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财力基础。以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论逻辑。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建设新型财税体制及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提升了国家汲取能力。同时，新中国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改造了汲取能力的所有制基础。在产业基础方面，新中国以“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奠基中国工业化。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国家汲取能力的提升是在中国共产党强力领导下实现的，制度基础是单一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基础是产业结构转变。但是，汲取机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有时排斥市场力量，随着单一公有制经营效益下滑，汲取的成本也越来越高，需要政府予以协调。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龚关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龚关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从政府主导到有限监管——基于中外农村金融发展史的视角》为题进行了演讲。龚关副教授指出新世纪以来，政府不断主导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例如推行农信社完全商业化，鼓励推动商业银行进入农村和农业信贷，提出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等，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仍不甚理想。回溯农村金融的内在逻辑，龚关副教授认为农村金融的根本特点是能够为多样性的抵押和担保提供融资，其合理的途径是以合作金融为基础，通过组织合作社的方式，通过形成集体信用弥补个人抵押和担保能力不足的问题。从中外从村金融发展史和国外较为成功的农村金融经验来看，农村金融需要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需要建立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体系。龚关副教授总结了中国目前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以下思考。第一，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中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民存在角色错位问题，成功的合作金融需要农民作为主要角色参与经营管理。第二，农信社的领导管理体制或许要改革，完善的合作金融体系不必然存在一个实体的领导。第三，一旦农村金融可以发挥作用，商业金融是否进入农村可以留给市场力量自发决定。第四，政府干预应集中在总体制度设计、立法和合规性监管等领域。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刁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刁莉以《历史上的遗产与国家的作用初探——以东欧国家转轨为例（1992-2000）》为题进行了演讲。刁莉副教授认为对于东欧国家而言，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主义阶段的进程对其现有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在国家转型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前者体现在东欧各国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不同时期社会变革中的不同表现。后者则体现为社会主义阶段同时具备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积累大量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物资和财政资源的优势，同时又在所有制结构、收入的形成和分配制度、各级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及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存在一定路径依赖。刁莉副教授提出东欧国家的债务问题，是影响各国转轨进程的主要“制度性产生的历史遗产”之一。例如匈牙利采取面向外资全面私有化的方式引入直接投资，而捷克采取拍卖方式。转轨经济中的国家作用既要克服在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市场缺陷”，又要努力弥补市场发育的不足，培育市场。东欧各国遗留制度中规则的不完全、产权的模糊和腐败引发的道德危机造成经济转型初期成本较高，而在变革顺利推进时期，这些历史因素又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正向作用，刁莉副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之为“J 曲线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隋福民研究员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樊果副研究员点评

在评论环节，两位评论人先后对本阶段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隋福民研究员认为龚关副教授所研究的合作金融对于中国农村发展非常重要，而中国合作金融发展得不够好背后确实存在农民资本积累不足、政府过度主导和政府、农民角色错位的问题。隋福民研究员高度评价了龚关副教授结合欧美国家的比较研究视角，并建议将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纳入研究。刁莉副教授清晰阐述了东欧国家的发展历史，结合经济学的方法，从历史遗产探讨东欧国家的转型问题是很好的视角。历史表明，工业革命之后各国产生了“大分流”现象，大部分国家难以成功完成经济转型，因此对于世界经济史发展的研究，尤其是东欧国家转型问题还亟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樊果副研究员认为有学者曾提出国家能力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探讨。一是韦伯式的，强调资源集中的能力；二是托克维尔式的，强调一种广泛的能力。前者着重中央政府，后者侧重国家与社会。因此国家能力所涵盖的范畴可以是极为宽泛的。沿着赵学军研究员现有的研究思路，本次报告主要探讨了财政、金融的汲取能力，未来可探讨大规模工业化所带来的影响，乃至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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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大学 经济史学 经济增长 社科院 经济史

主题论坛第三阶段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丽群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丽群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周建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周建波进行了题为《中外文化交融、制度创新与盛唐的产生》的报告。周建波教授指出，盛唐的产生来自中国中古时期的制度创新而非科学技术方面的突破，而这些制度创新则归功于这一时期形成的佛化、汉化和胡化——即印度佛教文化、本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多元文化环境。不同文化的优缺点不同，在乱世和大一统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佛化扮演了关键的启动者和思想灵魂的角色。一方面，建立在超血缘博爱基础上的佛教热推动中国社会从混乱走向安定，胡汉民族也从冲突逐渐走向融合，通过在法律、土地、赋役、兵制、政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国家对世族门阀取得了绝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佛教的敬重生命、众生平等等观念通过保护生产力、提高女性社会参与能力等，增加了生产要素的供给。在隋唐大一统时期，佛教继续作用于巩固民族大融合、建立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同时在本土儒学的迅速复兴中，从社会物质生活层面回归到精神领域，胡化的尚武传统则融入异域文明；三者在大一统国家对制度的综合继承中形成了扬长避短的合作。最终，隋唐大一统国家的服务、管理社会能力大大增强，宏观层面世族势力仍对政府形成有力约束，微观层面佃客生产取代奴婢生产、具有契约组织的“社邑”的广泛建立，形成了富有效率的盛唐文化。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雷鸣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雷鸣以《清末民初士绅转型视角下的新教传播与社会经济转型》为题进行了报告。雷鸣副教授指出，中国乡绅这一主体被普遍认为在明清社会以后的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转型对于分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非常重要。他具体借助山东新教传播这一历史自然事件对地方乡绅秩序形成的冲击，探讨新教传播与山东地方乡绅转型的关系。雷鸣副教授首先梳理出地方基层治理、民间组织、家族宗族组织、地权分布、文化影响五个影响乡绅转型的分析维度，然后进一步以教育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山东乡绅转型的边疆。初步结论认为，新教传播对于山东新式教育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乡绅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乡绅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当地的家族宗族组织力量的强弱、民间组织的发达程度、地权分布基尼系数的高低，以及传统文化影响的强弱。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阿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阿风以《从田宅交易契税税率的变化看明清时代的“找价” 问题》为题展开了报告。他认为，土地买卖过程中“找价”现象出现于明代后期，到了清代演变成具有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以往的研究认为，“找价”习惯产生的原因是土地价格急剧上涨，找价是对于市场价格的补偿。同时，官府的规定缺乏体系性，而贫困者也利用买卖形成的人际关系进行敲诈勒索。阿风教授的研究表明，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找价”行为的产生与土地交易税率的变化有着一定的关系。事实上，找价行为的广泛出现，正是明代后期停止减免契税、强化田宅交易契税征收之际。而清朝建立后，政府持续强化对于田宅交易契税的征收，则在客观上推动了以避税为目的的找价行为。阿风教授同时指出在分析具体的找价行为时，要将作为恶习的找价行为与避税的找价行为区分开来，如此才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 “找价”的实质。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家伟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家伟报告的主题是《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提高的联动关系—以四行利润指数为线索的考察》。他认为，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金融史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宏观环境，为收入提高奠定了基础。而金融业通过资本配置，促进储蓄向生产投资转化，从而能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金融结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但如果金融业失去监管，亦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与收入提高能够形成联动关系，而这一切也都依赖于国家能力的强弱、社会的稳定程度等外部因素。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性质以及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决定了金融资本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翁翕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珏教授点评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宋丙涛点评

在评论环节，三位评论人先后对本阶段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翁翕认为，周建波教授的报告回应了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如何实现制度创新与国家能力建设这一问题，填补了西方文献强调外部竞争、难以适用于大一统国家的理论空白；同时提议可对佛教在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进行国际化比较。对于雷鸣副教授的报告，翁翕教授认为其通过乡绅转型理解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思路及其对乡绅转型重要因素的梳理非常好，但建议考虑模型变量设计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珏认为，何家伟教授的研究对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同时在数据选择处理和量化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完善。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宋丙涛肯定了阿风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以小见大来探讨明清时期的“找价”问题，同时建议从明清时期地方官员的态度、儒家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主题论坛的闭幕式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亚光主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茹、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叶坦先后致闭幕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周建波对本次沙龙作简短总结。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亚光主持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茹致闭幕辞

王玉茹教授向周建波教授团队组织本次沙龙表示感谢。她认为，本次沙龙的主题非常切合实际，充分体现了经济史学“史为今用”的历史使命，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史”学习教育的要求。经济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突破教条主义和以西方发展模式构建分析范式这两方面问题，用市场经济的共通性理论构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中国经济学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在开展经济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史学人应该坚持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在与西方主流学界进行充分交流的同时，注意反思和发掘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特质及其原因，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她提醒经济史学界的青年学者要注意共同维护学术生态，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要求学界同仁在做好自己的基础上，和谐共融，避免恶性竞争，让良好的学术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共同维系学科的繁荣。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叶坦致闭幕辞

叶坦研究员充分肯定本次沙龙主题精准把握前沿，内容涵括古今中外。她从两个方面简要谈感受设想。一是关于沙龙。2008 年创办至今，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三个突出变化。一是参与学者远远超出“三校一所”，成为全国性经济史学交流平台。二是学科专业从经济史拓展到包括经济思想史等在内的整个经济史学界，研究内容从中国延伸到世界，科研方法覆盖社会史、宗教史等领域。三是沙龙的举办载体从现场发展到网络云上，扩展到自媒体等等，大大降低参与成本提高学术绩效，成为经济史学界的鲜明品牌。二是关于科研。她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史学学者关注经济史学，有些研究很有见地，值得我们深思。她提出有成就的研究多来自系统性的学术层累递进，不可能出赶热点或一蹴而就。国家与学界都逐步注重经济史学，学术建制如经济史学系的建立也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有责任实现经济史学的创新突破，具体路径如“三通”发展：古今贯通、中外融通和两史打通——沙龙就是个好平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周建波总结

周建波教授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次沙龙只能以线上会议的方式进行，然而还是吸引了学界与社会的诸多关注。他对未能充分给与会学人们提供尽兴的交流机会表示抱歉，并向关注、支持经济史学发展的学界同仁和听众表示感谢。他强调，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经济史学沙龙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三校一所的共同协作，但这不仅仅是三校一所的会议，更承担着推动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重要使命。近年来，经济史学繁荣发展，然而我们仍需有危机感，需充分认识学科发展的短板，积极推动跨学科合作，努力做到理论与史料相结合，争取实现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更好发展。
（供稿人：毕悦、龙辉洋、黄文心、孙淑彬、刘婷、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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