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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另外，资本投资有个风险性问题（指正常水平的风险）。这个风险性不像在赌博场上，输与赢的概率是对等的，输与赢的总数量是相当的。非国有资本的投资风险是由其资本自行承担的，如果亏与赢的概率是对等的（数量折算其中），那么就不会有人去参与投资。这个道理同“省吃俭用”的资本积累的道理根源是一样的，投资者“输”掉100元对生活的影响总是大于“赢”100元对生活的影响（100元在整个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小时这种影响差别较小，所占比例越较大时影响也越大。再有钱，也有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暂时还没有或根本就不可能有，或者别人有却再多钱也不会卖给你；但穷到没饭吃的时候就要命了。很多投机性投资、高利贷等正是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资本投资赚钱的概率总是大于赔钱的概率，赚钱的总数量总是大于赔钱的总数量，只有这样大家才会去投资。
这里我们假定一个赢亏概率比值分界值为n1，赢亏概率比值小于n1时没有人愿意去投资，赢亏概率比值大于n1时有人愿意去投资，并且赢亏概率比值越大时投资者的投资激情越大。这里我们先假定现实中赢亏概率比值都为n1时，我们把这种资本主义“分散”管理所要付出的代价（正常的总赢亏差值）当做一种成本付出，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是正常合理的。但是这种风险的回报比例怎么计算呢？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投资者在不能很好“计算”的情况下（投资者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指管理水平相对较低者）总是尽力慎重“计算”，以偏向有利于自己的风险回报比例计算。不能很好计算的风险（△n2，指正常水平以下的）本是投资者的管理责任，但投资者总是把这部分责任算到了社会的责任上（剥削后的劳动力成本考虑），反过来因为“运气好”而未出现不利因素时，管理者却将其作为正常的风险化解而享受其“风险”回报（保险“押金”是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交的，风险度过后这部分“押金”被资本所有者据为己有了）。或者说，理论上的风险回报比例应以投资者的平均管理水平（不以常规意义的平均管理水平，过细的定量分析与计算也没多少意义，所以不深入分析了）为基础来计算（或者说不合格的管理者、投资者也掺入其中的市场影响），但实际上的风险回报比例n2(=n1+△n2，不用细算这样以等差形式表达是否合理，只是简单定性说明)计算依据的管理水平比平均管理水平低。
另外，在实际的投资活动中，投资者预计的赢亏概率比值n3(=n2+△n3)总是大于n2，这种赢亏概率比值超出n2增加的回报(△n3)有市场机遇的原因（无风险的部分，稳赚钱的因素条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钱可以去投资的）、投机的原因以及腐败的原因。这里的市场机遇指超出正常风险回报部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完全的按资分配的部分），因为正常的风险回报也属于市场机遇部分。并且在有了投机因素及腐败的因素，投资者也可能将投机及腐败因素预计的利益用去弥补正常风险，即按常规情况，别人不会去投资的项目这些人也会去投资，而且其回报仍然比那些正常风险回报大（这一点可以从一些离奇的企业调整，甚至所谓的“洗黑钱”的行为中看到，我们就不详细深入分析了）。
这样一来，从风险角度讲，按资分配的因素就是以上三种：正常的风险回报；投资者不负责任的非正常风险回报；市场机遇的原因（指超出基本风险回报部分）、投机的原因和腐败的原因等。良好的市场机遇带来的好处被投资者完全的“公开”的占有，即前面讲的按资分配，作为其最基本的利益驱动力。对于投机问题，投资者则总是妄图以市场规律为理论来掩护，将其“隐藏”到市场机遇给予的“效益”中，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有正常的规律性，也有其缺陷性，不当的政府干预甚至是政府官员腐败性的个人干预自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但一些合理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或将其算入投资者脑力劳动的价值中（私底下）。而投资风险则成了投资者投资赚钱、按资分配的“正当”理由，却掩盖了“非正常的风险回报”。投资者脑力劳动的价值（有时可能很明显的暴露投资的无能；有时投资者只管人际关系等“政治”活动去了，是否有多少真实才能被掩盖了；有些投资者有一定真才实干，但道德问题却难说）与基本的风险回报结合到一起以后（这种“复杂”的结合体能很好的“迷惑”劳动人民的视野，“掩盖”其它一切非“正常”的按资分配），更是成了投资者公开剥削劳动人民“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天经地义”的依据。
当然了，以上问题并不是投资者自己想的，或并没有想那么细（至少对大多数投资者是这样），是我“帮”投资者想的，但在投资者的“潜意识”中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其目的也在部分劳动人民中达到了。
马克思认为应将所有银行等金融工具收归国有，从风险角度讲，这也是避免因个体风险代价问题而产生不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按资分配。将资本通过国家银行进入资本市场，就可以避免正常风险回报、非正常风险回报及投机获利等不合理的按资分配。不过这样一来也会增加资本的管理成本，特别是防止腐败方面的管理成本以及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腐败带来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不是说私人资本就没有腐败问题）。但总的说来，不管是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管理好以后都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
总之，一切不合理的按资分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积累，及形式上的分配除外）都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这里我们就以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为例来简单谈谈吧。
【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也是这样一种不合理的按资分配，而且是超前分配（超前剥削）。美国的资本积累已非常充分，富余的资本想在正常投资领域以资本积累为名继续赚取利润已非常困难或根本不可能，于是投资者想出了一个“高招”，在穷人群体那里开辟了一个新的投资市场。穷人不是没钱买房吗，没关系，这些富余资本正好可以借给你买；你连首付的钱都没有也没关系，不用你付首付；如果你担心哪天失业连分期付款都给不起，也没关系，以房子来抵账就是了。这些资本太为穷人“着想”了，穷人当然高兴，当然愿意去借钱买房，没有压力，没有后顾之忧。不过投资者最终的目的还是看到这种借钱的高利息回报。但是这种资本投资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首先，房价比其实际成本高出很多（按资分配下的暴利），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不可能持续稳定，更不可能按投资者预想那样只涨不跌。其次，投资者一个最低级、最严重的错误是承诺可以房子来抵贷款。市场房价是变动的，而已购房的价格是确定的，投资者无形中无尚的、义务的承担了高价房的“市场保值”责任。你一个投资者凭什么为了一点利息的利益为此高价房进行“市场保值”呢（你有这样一个能力吗）？在这其中获利的是谁呢？当然首先是房地产商，赚了现钱，留给其它投资者一个未来的、有着风险的债务。其次的获利者就是一些“善于”投机的投资人。获利的人以合伙其它投资人超前剥削穷人为目的，结果不成（购房穷人毁约后不过是住了几天高价出租房而已），也就成了骗取其它投资人一笔钱的结果。这跟很多传销、投资炒作的欺骗行为类似道理，输家就是最后的买单者。如果最后的买单者是消费者（传销中是没有消费者或说没有买单的消费者，因为没有或很少有那么傻的消费者），那么这样一种欺骗往往就被“掩藏”起来了；如果最后的买单者是“落后”的投机者，那么这种欺骗就会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但大家可能还是“视而不见”，还是在别处找原因）。至于这场经济危机中各种金融政策、经济政策及社会的总体经济形式的影响我就不多谈了，这些也很重要，但我认为那些都是次要的、外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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