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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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分析

1.路径依赖理论和中国金融制度的初始条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它是描述过去对现在和将来产生强大影响的术语.它类似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从制度的初始条件出发,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顺着初始的错误下滑,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锁定的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偌斯认为在交易费用存在和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中，存在着收益递增的现象。当行为主体通过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方式得到收益递增的时候，因为信息的不完全，很难从初始的条件中跳出来重新寻找新的路径。这也就导致了路径的锁定，从而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另外制度安排形成的利益集团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比现有体制更有效率.

根据以上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初始条件在制度变迁中有着显著的作用.研究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能够很好地理解制度变迁的过程. 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是多方面的，而高度统一的金融体制是起到主导作用的。金融体制的统一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责于一身；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改革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商业银行缺乏独立自主权力；金融秩序单一，金融结构严重匮乏。

2.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

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也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而且金融改革一直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总体上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改革。

首先，对“大一统”的单一银行体制，对中国人民银行独揽一切银行业务的制度实行改革，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即“银行的银行”和“执行金融政策的银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存的两级银行体制。早在1985 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就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保险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因此1985 年以后，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需要，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组建了一批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及之后的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以及目前正在筹建中的东北振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1994 年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相分离，专业银行商业化迈出实质性步伐。我国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原来由国家专业银行办理的政策性信贷业务，从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 年四大国有专业银行改组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商业化也进入了实质性实施阶段。但在管理体制和商业运营方面仍然处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阶段。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颁布实施，中央银行的职能转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之后1996 年4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办了公开市场业务。此外，我国在私人资金和国外资金进入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准入方面控制一直较严，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只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金融对外开放才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85 年，我国正式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四个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1990 年和1992 年，又先后批准在上海以及大连、天津等7 个城市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1992 年，国务院还批准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开始了保险业的对外开放试点。

其次，在外汇管理体制方面，早在1979 年我国就进行了初步改革，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为了满足企业之间外汇余缺调剂的需要，从1980 年起，还开始了外汇调剂业务。但是直到1994 年，我国才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对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实行并轨，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对境内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买卖外汇纳入了银行结售汇。1996 年12 月，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对于人民币资本项目，正如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局长郭树清所指出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国外学者研究认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应与银行体系的重组以及汇率体制的调整以适应更开放的金融环境相一致。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也表明，如果在国内银行和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前开放资本账户，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再次，1998 年以后，我国金融制度又进入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时期。大力发展证券市场，调整中央银行的组织结构（由按行政区划在各省设置分行改为在全国设立九个大区分行），就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特别是从2000 年开始，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筹资，这标志着中国封闭9多年的证券市场（或资本市场）开始对外资开放。到2003 年年底，金融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务院动用450 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来实施股份制试点改革。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言，“注资这件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注入资本金，它表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已经进入了全面加速的阶段”。

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渐进式金融改革，我国已初步培育了市场化的微观金融运行主体。这主要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意识和风险管理意识渐趋加强；金融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了几家完全民营或民营控股性质的金融机构（一家商业银行，八家证券公司，三家信托公司）。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截至2003 年底，在华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91 家，其中已有84 家获准从事人民币业务），其独资和合资的金融企业，使我国金融市场主体的竞争意识迅速增强。金融企业在大的方面已基本摆脱了与政府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宏观调控也逐步走向市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调控能力大大增强，调控日渐走向法制化的轨道，特别是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再贷款和国债回购业务对货币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表明宏观调控手段日趋走向市场化。而且，已初步建立了由借贷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渐进式金融改革的巨大成就。

3.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初始状态、递增报酬、突发小事件、转化成本、有限理性、多重均衡、利益集团政治和知识累积等是认识和分析路径依赖的重要工具)

由于几十年来的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最终形成了国民经济体系中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中央政府、国有企业、商业银行、资本市场、投资者之间相互制约，任何一方都缺乏打破这种制约的动力。这种关系表现在，财政首先将向国有企业注资的负担转嫁给商业银行，国有企业通过借款机制把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化成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风险，而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转换最终又转嫁到国家财政的头上；储户承担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和国企经营风险向投资者转嫁。风险转嫁过程中最终的风险承担者是政府财政和居民。而进一步延伸，所有的风险最终将会由所有储蓄个体承担，居民是最大的社会成本承担者。

在理性人假定模式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个行为主体总是力图在给定的制度约束下，谋求确定预期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和权利界定，如果现有制度安排存在潜在外部收益，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对所有权主体和控制主体尚处于界定状态的国有企业而言，它们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商业银行贷款约束很弱，与其说专业银行是债权人，倒不如说是资金供给者，结果现行的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是有益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并不存在外部性受益，相反，如果国有银行真正按照商业化运作，资金按市场原则配置、信贷约束硬化，对国有企业将是一大威胁。特别是对众多靠信贷维持的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市场化改革将使其面临巨大的破产冲击。所以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国有企业对这种金融体制变迁路径具有强烈的需求

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一方面行使国家财政出纳的职责,另一方面受到国家很多的政策和资金的优惠。在这种体制下，国有银行本身并不具备强烈的改革动机，因为（1）现在的国有银行垄断分割储蓄信贷市场，金融业市场进入壁垒坚固、社会资金短缺而需求旺盛、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严重偏离的金融制度安排，使国有银行具有巨大的垄断利益，对国有银行而言，金融市场化改革无疑将有损其垄断利益，以至国有银行内部改革动力不足。（2）垄断利益的相关性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形成对待外部改革压力时相互达成“默契”，形成对改革方案的联合抵抗力。（3）目前国有银行具有双重目标：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又要考虑自身受益。而持有公有金融产权（导致预算约束软化）去追求自身收益必然导致各家银行最大限度将金融风险外部化，谁都不愿营运风险资产，谁都设法维护既有的产权边界，最终导致中央银行和社会公众成为金融风险甚至整个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的最后承担者。

作为中央政府，它目前的效用函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下，政府是最后风险的承担者，承担一定的成本。但考虑到银行业巨大的外部效应，在保持银行业的稳定的同时，能够使经济实现增长，政府就愿意保持这种路径锁定状态，即使当前是处于银行业经营的低效率状态。政府在这种体制下缺乏改革的动力还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1）国家银行的部分营业税和利润上交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更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某项金融改革可能影响国有银行利税时，中央政府往往陷入两难境地；（2）多年来，国有银行事实上一直承担着重要的宏观调控职能，政府部门总是通过对专业银行经营决策的直接参与来实现特定的经济政策意向。主要体现为：让专业银行承担指定用途的政策性贷款；强制专业银行贷款流向特定企业或部门；借助对转业银行贷款总量的控制调控社会总需求。市场取向的金融改革无疑将削弱政府对银行经营决策的直接干预能力，从而影响政府推动金融改革的内在动力。（3）由于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对地方政府具有浓重的实际隶属性，地方政府可借助多种途径使国有银行分支结构对本地区投入更多的资金、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工具。所以地方政府对维持金融现状总是有极大兴趣，缺乏改革的动力。

对于居民而言，由于金融体系中缺乏可供选择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缺乏充分的投资渠道，居民只能接受现有的制度安排，把大量的储蓄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和政府支持的资本市场。在这种体制中，居民有动力跳出路径依赖，但他们缺乏改变路径轨迹的手段。以上几种关系相互制约，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而且这种体系在运作过程中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4.入世对我国金融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影响

根据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协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将立即允许外资银行经营所有国外客户的外汇业务;１年后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中国客户的外汇业务,开办合资银行;２年后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批发业务;５年内撤销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和顾客限制;５年后外资银行可以与中国的自然人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2006年根据WTO的契约，要对外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到时候要履行契约，开放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就会大规模涌入，与国内银行展开全面的竞争。

我国银行业的现状：

中国银行以国有银行作为主导地位，占到总资产的75%，另外有100多家各类银行，包括地方政府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其他一些比如外资银行。中国的银行业的基本现状应该是三个字——高、低、差，就是不良资产比例高，资本金低，营利能力差，当然还有公司治理结构落后，普遍存在危机感。我下面大致解释一下，不良贷款比例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21.4%，如果按照五级分类就是26%，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我给出一些比较你们就可以发现事情的严重性，根据2000年的数据世界前20大银行的坏帐仅3.27%，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即使是那个时候，东南亚各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只有6%，美国的花旗银行甚至只有2.7%，中国的不良贷款率是这些比较有效益的银行的差不多8倍；资本金低：资本金理论上已经枯竭，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损失9000亿，再加上非信贷损失4000亿，如果扣除这些损失的话，资本金就基本上没有了；营利差：中国银行业的营利模式是非常单调的，主要是靠存贷款的利息差，它的利润率非常的低，四大商业银行的人均利润率只有1万元人民币，但是境内外资银行的人均利润率是25万，只有人家的1/25，对于类似的股份制的就相当于2.5万元，所以可以看出来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也是很低的。

易纲曾经分析认为，加入WTO以后，如果不进行改革，我国银行业面临着客户边缘化、价值链边缘化、金融创新边缘化、人才边缘化的危机。因此在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前，无论是从政府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出发，还是从银行业的生存角度考虑，银行必须改革，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目前银行改革的五种方案：第一种是坚持国有，在坚持国有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内部改造提高效益，改造的方式主要是实行股份制，改变治理结构成立董事会，监督行长，人事上与政府级别脱钩，改变官本位。第二个改革思路也是坚持国有，但是应该分拆大银行以加强竞争。第三种是发展地方银行，地方银行我们这里讲的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第四种是发展民营银行。第四种是引入外资，通过参股、合资和外资独资等形式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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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制度 中国金融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金融 制度 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