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道德运动是本末倒置,黔驴技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国家在历史上以及现在愈演愈烈的诚信缺失,其根源是历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恶果。孔夫子学说其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历代统治者所提倡、宣扬的只是其三纲五常,忠君尽孝那些要老百姓绝对服从强者权势的部分,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伟大思想并不提倡。统治者搞举孝廉,后来的科举制度,再后来的道德模范,其实用意就是用一些高不可攀、泯灭人性的高标准约束臣民,在整个社会搞竞争、争先,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重等级、讲攀比、更浮躁,养子则望成龙,养女则望成凤的攀比竞争之风愈演愈烈。被统制人群的竞争、一定程度的争斗是统制者最中意的事情。统治者制定脱离人性的孝廉、道德标准,评判这一切的最后决定权为最高统治者,而实际上绝大多数统治者对这些标准都不屑一顾。老百姓中做不到这些标准而又想争先的人就会作假,拉关系,有求于评判者,使世风日下。统治者颁布制度、规定,往往首先由统治阶层的少数人破坏,而往往不会得到应有的惩治,底下人看到这一点也仿而效之。于是中国的明面上的制度、规定都大体成为摆设,生出种种潜规则,黑社会。在中国只要你有一定的权势背景,任你破坏制度、规章都可以通过走关系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大大从轻发落。而制度规定也任由统治者的好恶变来变去。
宋美龄有一次在总统府接待一个美国老朋友。面对墙上张贴着禁止吸烟的提示,这位美国烟民,欲吸烟而不敢,一度抓耳挠腮。宋美龄看出来她的尴尬说:你尽管抽吧,在中国这都是写给底下人看的。宋美龄是受过多年美国文化熏陶的,回到中国不久居然也这么快地入乡随俗。想来中国本土的当权者一定有不少更是有这样的固有观念。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只是老百姓与一部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美好愿望。实际上在中国从来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生存的人文环境极差,中国老百姓的吃苦能力忍耐力极强。对老百姓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看到这些情况,中国的一部分善观天色的聪明人,采取了投机取巧,拍马溜须,钻空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投靠强者,为虎作伥等等生存方式,他们无视任何明面上的制度、规定,只认准一点那就是服从强权,权势就是规则。而很多正值、耿直的人们虽然真诚地面对社会,一心扑在工作事业,往往敌不过聪明人背后的暗枪。而陷入迷茫和厌倦。中国的聪明人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聪明。
中国要想进步,应该彻底改革现在的一些做法,管理原则,指导思想。应该提倡老庄哲学,无为之治。不要搞那么多的先进评比,指定那么多无法企及的圣人规范。不要给老百姓造成那么多的精神压力(包括支援灾区,捐款这样的善事,也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真正尊重自愿的原则)。要提倡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只要不违反宪法,不伤害他人的利益,要容许人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中国的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时期李世民的统制理念都奉行老庄思想,无为之治,让老百姓更自由,休养生息。才成就了中国古代的繁荣发展。
在2000多年前的较为蒙昧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汉民族作为东方的一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用孔孟之道启发庶民的道德修养,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牺牲一些民众的自由,强化大家族的关系链条。搞一些举全国之力的大项目,大工程(如治水、挖运河、屯田),也许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成就了中国在那个时代的强盛。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中国的上层建筑,国家权力方式,社会价值观念,几千年一贯制。当然会严重束缚社会的进步。
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几千年独尊儒术,特别是独尊儒家学说保守落后的部分,造成中国的日渐衰败,统治集团腐败透顶,老百姓奴性十足,诚信缺失,骗子、造假横行。难道我们还不惊醒吗。
小沈阳也好,赵本山也好,郭德纲也好,都只是娱乐明星,娱乐明星不等于劳动模范;劳动模范不等于道德楷模;道德楷模不等于政治家;不能应为政治的需要把他们捧到天上,相反,出了问题也没有必要上升到民族存亡的程度。
百花齐放,俗有俗的受众,雅有雅的群体,互补干涉、指责、眼红。这才是无为而治的社会,无为的社会才可能成为和谐的社会。
娱乐明星,只要有一部分老百姓喜欢,愿意掏钱,这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自由。你也可以不选择,嗤之以鼻,这是你的自由。你中央电视台觉得格调不高也可以不选择上电视,这是你的权力。但是只要小沈阳们没有违反宪法,没有教人杀人放火,违法乱纪,就有他们演出的自由,没有必要为这点儿事情喋喋不休、纠缠不清、浪费时间,至于为此搞什么运动更是劳民伤财,故伎重演,文革遗风再刮,不会有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