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东：在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忽略了李嘉图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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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忽略了李嘉图意味着什么 ——以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为例

唐正东

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不能说不深刻的，他从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二重拜物教的角度对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机械解释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以“历史”（前期）和“劳动”（后期）为核心概念的对马克思哲学的新解释。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经常大段引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的话。他自己也经常明确地讲过（特别是在他后期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经济学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那种“把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和以后作为纯粹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是“虚弱”的①。这些现象对我们正确地评判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观来说构成了一定的困难，似乎卢卡奇已经对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冲击力这一理论层面给予了充分的重要，因而，他已经代表了突破传统的从哲学到哲学的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思路，深入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广阔的思维语境中来深刻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的一种理论努力。其实，对这一点进行认真的反思会使我们发现，卢卡奇对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从德国近代哲学的思维语境来解读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内容及其哲学意义的，这与马克思后来的哲学思想的生成路径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一．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就已经显示出了这样的思路：他是从德国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角度（包括其二元论的缺陷性）来理解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本质的。在他看来，康德哲学中的那个人的认识所无法达到的“自在之物”实际上是用哲学的话语所表达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而康德对“自在之物”与“现象界”之间的二元论处理方式实际上说明的是由上述这种物化结构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对于这种物化意识来说，作为自在之物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是一种不能被人的理性所认识的东西，是一种跟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没有关系的客观存在。卢卡奇认为，古典经济学所达到的实际上也是这种把资本主义社会仅当作“自在之物”来对待的理论层次。斯密和李嘉图都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当作一种既定的事实，它只能当作理论的出发点，但不能当作理论分析的对象。不管是在前期还是在后期，卢卡奇都从这一角度来定位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层面的。由此，卢卡奇说，黑格尔的理论贡献在于用历史的话语改写了这种“自在之物”式的思维。而“改写”的方法就在于从整体性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理论中的“物”，从而引伸出了“关系”的历史性的发展的图景。在他看来，黑格尔改变了哲学在人类社会认识上的“物”性话语，提出了与人的活动与实践直接相关的社会认识论的历史性方法。当然，卢卡奇没忘记指出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特征，他认为，马克思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提升表现在用人的实践代表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实践。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了绝对精神的自我生成的特性，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呈现出了作为历史主客体同一的无产阶级的自我生长的特性。这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基本思路。在后期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接受了别人的批评，开始弱化了与黑格尔思想的上述那种理论同构性，转而用“劳动”作为理论的中心概念。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有关对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指责了，因为，在劳动概念的基础上，他把自然界拉进了自己的哲学理论线索之中，给了它一个社会存在的自然前提和基础的位置，“社会存在在整体上和在所有个别过程中都以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存在为前提。社会存在并不能象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哲学与所谓‘精神领域’相联系所做的那样，它被设想为作为自然存在的不相容的对立面而独立于自然存在。”②但紧接着这段话，卢卡奇马上来了一个注解，“自然无论是有机自然，还是无机自然的规律和范畴构成了社会范畴的一个归根结底（在根本改变它的本质的意义上）不可取消的基础。”③注意，卢卡奇这里有一个矛盾之处，既然连自然的本质都可以“根本改变”，那何谈它又是一种“不可取消的基础”？其实，只要进入卢卡奇的思路就可以发现，他要想在一种概念化的、逻辑推理化的而非真正现实的历史基础上引进一种对自然界问题的正确线索，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也只能象做做样子一样，为了与核心概念从历史向劳动的转变这一进程相配套，就把自然界的线索拉了进来。但实质上看，自然界的线索根本上是在他的主体理论线索之外的。也就是说，卢卡奇前后期思想中的从“历史”向“劳动”的转变并没有改变其对马克思哲学解释观中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特征。

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卢卡奇把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康德哲学拉在一起，把黑格尔与马克思拉在一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在卢卡奇看来，康德哲学中人不能认识和改变的“自在之物”与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思路是一样的，都具有拜物教的性质。所以，黑格尔对康德的超越，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超越都是用“历史”来代替了“物化”的思维方式。其实，这里漏掉了对斯密与李嘉图在经济学思路上的差异性的关注。从根本上说，康德与斯密的思路是有思想同构性的，他们都代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只是分别从不同的话语体系（一个是哲学的，一个是经济学的）来表达了这种思想而已。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大功绩就在于，指出了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缺陷性，并提出了有别于这种传统理性的“实践理性”的理论层面。在康德看来，传统抽象的形式理性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把数学和形式逻辑视为人类用来掌握世界的唯一的理性形式，似乎只有它才具有科学所要求的那种客观性和普遍性。康德指出，由此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认识论只能认识和把握对象的单纯的形式，而不能把握对象的整体和本质，更谈不上把握人类真实的生活整体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揭示了“自在之物”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揭示了传统认识论的过去一直被掩盖着的这种二元矛盾性。康德要解决这个矛盾，于是，他提出了“实践理性”的概念，他认为这样一来就把过去认识论中失却的那种与人相关联的东西补了回来。斯密也是如此。在重商主义理论中，财富就是财富，与人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因此，财富之间的交换直接就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辟，斯密用经济学的话语表达的启蒙思想是这样的：把商品的交换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只是触及了这种交换活动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到其本质的领域。真正的本质的领域应该在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劳动的层面上来把握和认识。于是，他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直接了当地指出，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之间的交换。从启蒙思想的角度来看，斯密的这种思想也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

我们再分析下去。这两人的思路中都有一种自然性的退却，人的主体性的上升的理论线索。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对人的社会性或主体性作理论张扬的时候，都是以自然性为理论参照系的。我要指出的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参照系及理论思路上，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触及人的真实主体性内涵及社会历史属性的。与自然性相对的人性或人的社会性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的类本性，因为它只是从理论的纯逻辑推演而来的，而不是从对现实社会历史的真实分析中得出的。康德在认识论中把“自在之物”定位在不可认识和把握的，因而，只能在道德领域谈论生活的真实和对象的整体性，这是与他理论中本身存在的一个矛盾相关的，即虽然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揭示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局限性，但他本身在这一领域却又是站在这种传统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可能解决传统理性主义的“二律背反”。这样一来，脱离了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把握和认识，在单纯的道德领域所展开的那种“实践理性”当然也就只能论及与形而上学的人有关的一些东西了。康德“实践理性”思路中展开的人只能是类的人，一般的人，或者说抽象的人，其原因正在于此。斯密也一样。为了批判与封建制度相关联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他所着重论述的理论层面是针对着把人仅仅看成自然性的人，因而跟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没有关系的这种观点的。对于这种理论需要来说，重点当然在于阐明财富与人的关系以及只有人的活动才真正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的思想。斯密是通过劳动的线索来完成这种理论任务的。至于社会经济生活本身是一个什么样子，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最起码从理论需要来说处于斯密的视域之外。事实上也是如此。斯密没有去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各阶级之间的内在矛盾或者说内在的利益对立关系，甚至把作为一个客观事实而存在的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相关联的财富的稀少性这一点也放弃了（这一点与他所在的格拉斯哥在他生活的那一时期的工商业相对繁荣有关，但至于也说明斯密只看到了局部的表面现象）。斯密在理论展开的过程中，首先假设了一个财富普遍丰裕的世界的存在，然后再去论述上述他所要达到的理论目的。正因为在这样的思路支配下，斯密的劳动才成了康芒斯所说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劳动”④，他的劳动价值论的重点也只是在于所购得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标准尺度的理论层面上。斯密放弃了对现实生活本质的理解，由此而论及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即斯密的人是一种假设出的自主的因而是抽象的人，他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理想化的形而上学的关系。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论及了工人、资本家、地主这些理论对象，但他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看成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而没有看出其中的内在的利益对立关系（象李嘉图所做的那样），就是对这一点的证明。

卢卡奇看出了康德与斯密之间的这种内在的思想同构性，这是对的。象康德的“自在之物”一样，斯密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看不见的手”也是无法认识和把握的。“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就是斯密的“自在之物”。正如卢卡奇所说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即物化了的意识。康德的认识论中不可能生长出历史性的哲学话语，因为他的“二律背反”只是一种对立，而不是一种矛盾，因此，不管是黑格尔的建立在逻辑推演基础上的思辨历史观还是马克思的建立在现实历史内在矛盾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都不可能从中被牵引出来。要想展开历史的线索，康德便只能来到道德的领域。斯密也一样。在早年的《哲学论文集》中他还谈到了历史的线索问题，不过只是建立在“想象力”基础上的“历史”罢了，斯密用“哲学的历史”这一概念来界定这样一种“历史”⑤。到了后来的经济学阶段，历史的线索在斯密的思路中就越来越弱了，就连“想象力”的“历史”也没有了。原因就在于，斯密《国富论》的思路由于强调自主、自由的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事实上与历史的思路是不相符合的。尽管斯密即使在《国富论》中也看到了分工及分配过程所带来的弊病，但他事实上已无法把这一问题纳入到他的经济体系之中。这样，要想解决分工带来的人的异化等弊病，就只能求助于经济活动之外的教育等措施了，就象康德只能求助于道德领域来弥补认识论领域中未解决的问题一样。

二、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的超越表现在他用历史的眼光改写了康德的静态的思维模式。具体的措施是，黑格尔把在康德那里只能用数学和形式逻辑学来加以认识的静态的对象拉进了整体性的关系之中，从而以范畴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牵引出了一条历史性的哲学话语。所以，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哲学中“整体性”与“历史”这两个概念是最重要的概念。当卢卡奇在展开这一条思路时，他是把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也放在与康德同一个思维层面上来加以考虑的，即黑格尔对康德的超越同时也就是他对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超越。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卢卡奇的这一步理论推演是成问题的。因为，斯密在研究处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的“物”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的了。斯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物化意识并不意识着他看待经济活动中的物也只是从“物”即静态的客体性对象的角度来思考的。这恰恰是斯密所批判的重商主义的观点。斯密正是从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才会得出具有革命性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的。卢卡奇在这里明显地呈现出了只是从近代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内涵，而没有进入古典经济学本身的理论视域来理解这一问题所必然带来的思想局限性。这一点在他对青年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地抬高黑格尔的理论地位也是直接相关的。斯密的问题不在于不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物化结构，而在于他没有从现实历史中的负载着现实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工人、资本家、地主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结构的本质，因而才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社会结构的历史本质，才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把这里面的关系简单化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只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物”的本质，就可以得出关于这种“物”的历史性线索了。这一条思路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克思哲学观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卢卡奇正是这样来展开他的马克思哲学观解读的。他认为，马克思是接过了黑格尔的“接力棒”，他们两人的基本思路是处于同一个理论维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就明显地表现在这里，因为它们都把理论视为现实的自我认识。”⑥卢卡奇的问题就出在这种把马克思与黑格尔雷同，并用黑格尔色彩极浓的那种神秘的逻辑推演的思路来注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话语。既然现实是注定要自我生成的，因此，卢卡奇自然就没必要再去深入到他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内部去发现其中的内在矛盾并由此领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的客观性内容。他只要指出“物”的背后隐含着整体性的关系就行了，因为，历史性的线索是现成的（是从思辨逻辑中神秘地得出的），所以，尽管他没涉及整体性关系的内在矛盾层面，但依然可以构建出这些关系的历史性话语。神秘的逻辑的力量把卢卡奇思想中的“整体性关系”与“历史”这两个本来并没有给它们提供结合基础的东西“天才般”地组合到了一起。谁是这种神秘力量的化身？在卢卡奇的思路中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历史主客体同一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的过程同时也是客观历史为无产阶级实现其阶级使命提供客观条件的过程。这样，正象历史在黑格尔那里体现为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一样，按照卢卡奇的思路，历史在马克思那里也成了无产阶级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无产阶级成了历史分析的开端和起点。这一条理论线索由于放弃了对包括产生无产阶级的客观历史条件在内的真实历史过程的内在矛盾性的分析，因而，所能把握的历史必然只是一种抽象化的思辨历史，所能把握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辨关系。

卢卡奇之所以对马克思哲学作如此的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由于不能对斯密经济学的哲学内涵作出准确的解读，因而，对李嘉图与斯密经济学观点的哲学价值的不同也不能作出准确的把握。立足于德国近代哲学的思路，而不是立足于古典经济学本身的思路，斯密与李嘉图两人的经济观点的哲学意义必然是一样的。因为，一旦把斯密与康德并列，那就说明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那条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性理论线索被遮蔽了。既然这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上李嘉图对斯密观点的推进这一理论层面自然也就不可能落入上述那种研究者的理论视域。卢卡奇忽视这一点的原因正在于此。其实，卢卡奇在这里所忽视的恰恰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理论线索。因为，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斯密那里，所谓的社会关系其实还不是真实社会历史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一种代表着资产阶级启蒙意识形态的理想化的关系，从这样的关系出发还不可能生长出一种客观历史性的理论话语。因此，如果说尽管斯密论及了人与人的关系，但他的理论本身并没有提供一种超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结构的方法，因而，当卢卡奇在接着斯密的线索往下讲时提出了神秘性的历史观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当我们面对李嘉图在这一问题上所提供的新观点时就会发现，李嘉图为一种新的历史观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历史观与卢卡奇的那种历史观相比显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与斯密相比，李嘉图在出发点上就显得要唯物主义得多。他不以任何的假设条件为前提，而是直接以财富的稀少性作为自己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的。在此基础上，李嘉图以从内含劳动量的角度来理解的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深入剖析了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资本家、地主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和矛盾关系。尽管只是量上的分析，但李嘉图毕竟点出这种代表真实社会关系的理论层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他“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⑦当然，由于李嘉图只是对这种真实的社会关系作了量上的分析，还没有深入到质的领域，因此，他本人是无法把这一理论层面扩展并深化到与其自己的经济理论中具有的那条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线索相结合并由此而生成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线索的。不过，他毕竟为这样的一种新的历史思维提供了潜在的理论生长空间。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马克思正是在摆脱了从德国近代哲学的背景中来观察斯密与李嘉图的关系的思维方式，完全站到古典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的线索之中的时候，才真正解读出了李嘉图的哲学意义，并通过对他的超越而达成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卢卡奇没有把握住这一点，他不知道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不是一种外在的继承，而是一种内在的扬弃。黑格尔没有完全理解李嘉图经济学的哲学意义，而马克思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就开始全面把握住了李嘉图。卢卡奇立足于德国近代哲学的思路，包括在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价值的理解中也简单地沿用了这一思路，因此，他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理解中当然会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解读的基础，然后，用这一手稿中的思想来诠释马克思后来的哲学作品，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等。因为，就相对于自然性、物性而言的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具备了。如果不能够仔细地领会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所提出的社会关系概念与德国近代哲学家如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如赫斯的社会关系概念在理论层次上而不仅仅在同一理论层次上的不同理论内容方面的不同，那么，要想突破卢卡奇的这一解读模式是很困难的。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以李嘉图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为哲学座标系中的参照对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这样解读出的马克思甚至在某些重要的理论思想上还没有达到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李嘉图的水平。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一点作出分析。

三、

由于卢卡奇始终是从相对于“拜物教的对象性形式”，即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的角度来理解存在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的“真正的对象性”的，也就是说，他始终是从自然性的退却，人的特性的上升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社会”和“历史”性的（且不说他早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即使是在其晚期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也是这样认为的。譬如，他在这一著作中说，“由于劳动中目的性设定的行为，社会存在本身也就出现了。社会存在发展的历史过程包含着最重要的从‘自在存在’向着‘自为存在’的极重要的转变，因而也包含着克服纯自然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而进入越来越纯粹的、越来越真正的社会性形式和内容的趋势。在本体论上，这种目的性设定形式作为一种物质性现实的物质性改变形式保持为某种完全崭新的东西。”⑧），因此，卢卡奇在对社会关系概念的分析上即使不象斯密那样把它理解为假设条件下的抽象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他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的挖掘。卢卡奇所达到的只是对这种社会整体性关系的确认。在他的思路中，这种社会整体性关系的历史性是现成的，是不需要从对上述这种社会关系的自身矛盾中挖掘出来的，因此，在对社会整体关系的分析中当然也就不需要关注其内在矛盾性的一面了。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解释下列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是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都经常引用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的段落，譬如，他最乐意引用的是马克思的这么一段著名的话：“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⑨从表面上，卢卡奇似乎完全进入了马克思社会关系的理论视域，但问题的关键是，卢卡奇在引用到这段话的时候，只满足于指出黑人在不同的“整体的关系”中会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纺纱机在不同的“整体的关系”中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他却没有深入到这种不同的“整体的关系”的内部去寻找出其中的内在矛盾并进而构划这种“整体的关系”的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他的神秘历史逻辑的帮助下，卢卡奇没有关注这一理论层面。从这一意义上说，卢卡奇所解读出来的马克思当然没有李嘉图深刻，因为李嘉图毕竟还触及了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的领域（尽管只是从量的关系上来触及的）。

离开了对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的关注，卢卡奇所理解的“历史”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历史性只可能是建立在纯粹的逻辑力量基础之上的神秘的历史性。其实，卢卡奇的两个中心概念即“历史”和“整体性”是相互支撑，但同时却并没有构成一种内在的有机关系。正如上面所述，他的社会关系概念由于仅仅停留在对一种整体的关系的确认上，因此，仅凭它自身事实上是无法生长出一种历史性的话语的。但卢卡奇由于同时引进了黑格尔式的神目性历史观，因此，这种在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卢卡奇手里就轻松地解决了。而反过来，卢卡奇的历史概念也得到了其“整体的关系”概念的外在支撑。由于卢卡奇的“整体的关系”涉及到了经济范畴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的本质，因此，是这一概念帮助了卢卡奇把他的“历史”打扮成摧毁了一切物化性质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史。因此，当我们读到卢卡奇的这样一些话，如，“所以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⑩以及“认识现象的真正的对象性，认识它的历史性质和它在社会总体中的实际作用，就构成认识的统一不可分的行动。”11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看似已经达到马克思哲学语境的话语其实存在着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它的两大注意点之间没有搭起任何的“桥梁”。这就势必导致对上述两个中心概念的理解都是不深刻的。“历史”在卢卡奇那里只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成了对一种社会经验性关系的确认。其实，在真正的马克思哲学思路中，历史与社会关系之间是一种内在的有机关系。离开了历史性的思维线索，社会关系的内涵就不可能达到具体的、现实的层面，就永远不可能得出真实的利益矛盾关系之中的工人、资本家，地主、农民，奴隶、奴隶主等等之间的关系的内容。有时候，即使一个思想家谈到了诸如资本家、工人这些一些概念，但就其实质而言，他有可能并没有触及真实的资本家与工人的现实关系的层面，亚当·斯密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卢卡奇也是如此。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是真实地建立在其“历史”概念之上的，卢卡奇没达到这样的境界，他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整体的关系”的概念并没有受到其历史概念的制约，而只是在自身独立形成之后与其历史概念共同构成一个思想体系。反过来，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也是建立在其社会关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是真实的社会关系在其内在矛盾推动下的客观运动构成了历史的本真内容。但卢卡奇在这一点上同样没达到马克思的境界，它的历史概念具有黑格尔式的逻辑神秘性的原因正在于此。

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却会具有不同的内容，记住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评价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很有意义。卢卡奇的很多话语是很“豪迈”的，并且极具马克思哲学的外表，如“只有认识并且承认，必须用整体在本体论上的存在优先性去取代‘物性的’存在观，必须用对于充满活力的过程所具有的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的认识去取代人们对这些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因果性的解释，我们才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认识和阐明存在（当然首先是社会存在）的范畴问题。”12但我们只要立足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角度，就能清楚地发现卢卡奇与马克思之间在哲学话语层面上其实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卢卡奇直到后期都一直没有摆脱历史的因果性问题上的神秘性，以及社会存在问题上的目的论设定性，正象早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样，他在后期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对这两条线索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这一问题，也没有作出清晰的答复。13在我看来，只要卢卡奇不改变他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历史”范畴上的思维模式，他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忽视李嘉图唯物主义的理论线索，卢卡奇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是很大的。这样，当我们在读到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这段话，即“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14时，就会意识到，历史过程的预言家与历史过程的科学认识者之间毕竟存在很大的不同。

①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张西平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47页。

②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张西平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页。

③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张西平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页。

④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于树生译，第199页。

⑤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Wightman and J. Bryce, Oxford, 1980, p46.

⑥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3页。

⑧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张西平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页。

⑨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2页。

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2页。

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3页。

12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张西平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13 参见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张西平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1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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