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同思想”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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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同思想的出处（ZT）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篇文章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究竟归属哪一家，众说纷纭。马克思说，怀疑一切。怀疑是因为不像儒家思想，我非常怀疑这是出于儒家吗？大同思想很多学者都论证是墨家思想。真相只有一个，我也认为是属于墨家思想。

    世之显学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战国时代，墨家和儒家同为显学。就像猫竖起尾巴是生气，狗竖起尾巴是欢喜，儒墨显学思想相异。
    现在让我们看看两个学派的差异吧。

    墨家：兼爱与利
     说起这家学说，我刚开始老想起兼爱非攻，后来读了《墨子全译》，才知道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以《兼爱中》的兼相愛，交相利一言说出了墨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墨家的学说是主张爱无等差，言如何明利用利。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墨子·法仪》）
     墨者有巨子腹暾，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暾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弗诛，腹暾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吕氏春秋·去私》）
     过去的法律是一种维护奴隶贵族的法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不施于尊者。（《礼记·曲礼》）。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奴隶贵族认为会破坏等级制度，失去他们的特权，会有八佾舞于庭的事件出现。刚开始晋国的叔向也和孔仲尼说类似的话，因为子产铸刑书，让百姓知道法律，叔向认为做法错误，子产回信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在西方有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在东方有中国子产铸刑书。子产为了挽救郑国混乱的政治，公布法律条文，也和十二铜表法一样维护贵族利益，让百姓知道法律，令贵族不敢滥用权力，达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以救世也。
     墨家学说有平民性质，墨家认为法律不可无偏袒。基于爱无等差的思想。获，人 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墨子·小取》）。获和臧分别是男奴和女奴，墨家破天荒地承认他们是人，即使在古希腊这样充满理想的社会，也不承认奴隶是人。

    儒家：礼乐和仁德
     儒家的思想主张是礼乐和仁德。何为礼乐？周之礼乐重在亲亲尊尊。孔子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标榜自己秉承夏商周三代典籍文物，因此仲尼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因此董仲舒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欲恢复周代亲亲尊尊的社会，恢复周代的宗法制以达到礼乐有序，做到仁而好礼。何为仁德，仁者爱人(孔子语)，爱有等差（孟子语）。他对当时的社会感到失望，提倡恢复周朝礼乐，做个有仁德的君子。西汉时，汉宣帝重用酷吏稳固江山，太子刘奭认为父皇施政过于严苛，请求汉宣帝多重用儒生，汉宣帝训斥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从这一点看出外儒内法的实质，也说明了儒家的终极目标是周政，即周公之政。先秦儒家最推崇的圣人也是周公。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第七》），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学道家学说的人说怎么觉得像老顽固。孔孟之道是一脉相承，到战国时候，孟子还提倡周代的井田制。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而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废井田开阡陌，一个个法家人物用流血换来变法的失败或成功，也给后世留下“恶法”、“刻薄寡恩”的名声，让人想起马克思的话，恶，是历史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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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道之行也 战国时代 墨家思想 孔孟之道 吕氏春秋 思想 儒家 大同 墨学

  回到我要说的主题，大同思想的来源，真的属于儒家吗？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凡是儒家的缺陷都说是统治者扭曲的，儒家的优点被埋没了。如果将一颗弹珠埋在土里，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发芽，但是如果将一粒种子放在土里，就会发芽。这是为什么？因为弹珠和种子的内部条件有差别造成，形成同样的土壤不同的情况，如果儒家不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会取得独尊地位吗？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第十八》）这些长幼之节、君臣之义都是有等级的。儒家和法家能够合作，形成外儒内法，是因为儒法的理想都是有阶级的社会，只不过一个温和一个严峻。儒家向往夏商周的社会，法家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孔子也说过：“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论语·八佾篇第三》），他心中是很在意君主的权威，而韩非子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也是提倡忠君，不过是绝对忠君，法家比儒家跨更大一步。自从进入夏朝起，中国就有君权，分为王权和皇权。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儒法两家也提倡礼，所以秦始皇出巡的时候才那么声势浩大。

    儒家喜欢的夏商周社会是有贵族等级，奴隶贵族的职位是世袭的，和大同社会是不一样的。
     因此，尽管孔子西行不入秦，但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还是拜孔子的九世孙孔鲋为文通君，来教化百姓。要不是孔鲋主张诸侯制，投靠陈胜、吴广军队，秦朝可能用法家、儒家思想治国，更有利统治。到汉代，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儒家终于学乖了，融合了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来完善自己学说体系，就拿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来说，取自墨家的《明鬼》、《天志》，不过用鬼神说事，也被公孙弘（儒相公孙弘嫉妒董仲舒，只因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让董仲舒去做江都王丞相，董仲舒知道江都王迟早会出事，只能辞官回家，江都王后来因谋反而自杀。）拿来攻击，对汉武帝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终于董仲舒抑郁不得志，写了篇《士不遇赋》。田蚡、公孙弘（两人先后作丞相）主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运动，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理论者。自此儒家开始收纳诸子百家的学说，来补充儒学体系。其中《礼记》成书大约在荀子之后，而从孔子到荀子相隔百年，可见其成书之晚。

荀子说：“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儒效篇》）其中有一类俗儒是言谈类墨子，另外几种儒者，在《墨子·非儒》中也有论述，可见《非儒》中说的是真实情况，并非虚假，也可参见《荀子·非十二子篇》。其中《非十二子篇》将墨翟和宋鈃一起批判。不过他对宋鈃很是尊重，作为学生的荀子平常对老师宋鈃尊称“子宋子”，在《墨子》一书中墨翟与禽骨厘分别被称为子墨子和子禽子，这是墨家用来称呼老师，表示师承关系，荀子回忆起在稷下学宫求学于宋鈃的一段经历，他评价：“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愚惑众。是墨翟宋钘也。”又说：“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荀子·正论篇》）估计他不满墨家学说而弃墨从儒。不过，荀子和其他儒者不一样的地方，从墨家学得逻辑。“逻辑”古称“辩学”，辩学是墨家首创，墨辩与印度因明学、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而辩学也是随着墨家而消失。《荀子》一书中的篇目不似《孟子》全文取开头三个字作为标题，孟子模仿《论语》的篇目形式，而荀子是将想要说的提炼出来做篇目如《荀子》中的《 劝学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这一点和《墨子》篇目形式一样，如《墨子》中的《 亲士第一》、《修身第二》、《所染第三》、《法仪第四》……，其中“修身”用词一致，竟然也排在第二。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荀子反对禅让学说，说：“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荀子·正论篇》）由此看来禅让说不是儒家首创，近来学术界认为封禅说起源于墨家，荀子学墨非墨应该很了解，既然后来以儒者自居，他也清楚儒学讲什么，儒家主张宗法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哪有禅让制的让贤之风？

而孟子在稷下学宫想必听了宋鈃的禅让说，来移花接木鼓吹禅让说，可惜他还是摆脱不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偏袒自己人的思想，万章问：“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孟子回答：“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

      从这点来说，哪有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让我想起贫困的颜渊死的时候，孔子不给他买棺椁，那是颜渊的老父请求。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真重视礼，可是礼真的很重要吗？《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说：“礼，贵者公，贱者名，而俱有敬僈焉，等异论也。”（译文：礼，尊贵的人被称为“公”，卑贱的人被直呼其名，这都有尊敬和轻僈的意思。因此，礼表明人与人之间等级差别的序次。）夫子欲何为？栖栖一代中！你所追求的礼扼杀了人的上进心，也使卑贱者感到世上的不公，起来反抗，中国历朝历代为什么有那么多起义？忍了又忍，都是因为不公，活不下去，起来反抗。仁是爱有等差配合着礼的等级次序。这世上有多少人能够忍受自己处于卑贱地位？我最喜爱的老子说过：“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正合“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

墨子认为应该“尚贤”，“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和“选贤与能”的说法一样。（《墨子·尚贤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与“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一样的，《墨子·兼爱下》墨子说：“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一样。《墨子·兼爱下》中的“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 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 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和“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一样的精神。

《汉书·艺文志》如是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和“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法是契合的；“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和“选贤与能”契合；“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和“大人世及以为礼”契合。“是以上同”和《大同》篇目如两片虎符相契，开篇就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以孝视天下”的翻版。众所周知，仲尼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提倡“和”，墨家提倡“同”。《墨子》中有《尚同》，表达了墨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想。这是《礼记》中的“大同”和墨家“尚同‘契合之处，读起来是有墨学的味道。

由此可以说大同思想是出于墨家，《礼记·礼运》的作者将墨家思想表述出来，汉代儒家已经一统天下，不敢公开，只能借仲尼之名说出。

礼运大同篇可能是前面荀子所说的“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的俗儒所做。与《礼记·礼运》相反的是《礼运·大学》说的“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这两篇的观点相反，可以说大同思想不出于儒家。而《礼记》里面大部分是讲如何行礼，如《曲礼》、《丧服四制》、《服问》、《燕义》……，真难得，想出这么多礼仪，明君臣之礼，真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和墨家的“节用”、“节葬”相反。禽滑厘本来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学生，后来因为烦儒家礼仪过于繁琐，转学于墨子，从此潜心于墨学。“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於鲁，墨子学焉。”（《吕氏春秋·当染》）可以看出墨子也学于儒。所以墨子和禽子都很了解儒家，反对儒家的亲亲尊尊，提出禅让的说法，希望实现举贤任能的理想。墨家推崇的是被禅让的大禹，墨翟弟子随巢子做了《山海经》，里面讲述了许多神话，墨家是讲《明鬼》和《天志》的，想必他们受上古历史的启发，推崇禅让制推崇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在《墨子·鲁问》中：“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 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从这段来说墨家推崇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公输般虽然是工匠，但是因为他贤能，所以墨子将要把天下给予公输般。

连梁溟漱、李泽厚等新儒家代表都认为大同思想不属于孔子，不属于儒家思想，属于墨家思想。
      在宋代，吕祖谦对朱熹说：“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其真是老聃、墨翟之论。如果大家通读四书五经会发现《礼记·礼运》，和儒家思想有冲突，让人感觉儒家反对三代圣王之治，和儒家标榜自己是继承夏商周三代的传统的观点不一致。四书五经可以证明大同思想不是儒家思想
     而新儒家创始人熊十力老先生曾经为了说明大同思想属于儒家，特意弄了个“大同儒”和“小康儒”，说孔子有大同思想，而孔子的某些弟子不行，持小康思想。不过熊十力老先生将历史扭曲，别出心裁，曲从己意，深得春秋笔法，篡改历史。孔子所修改的《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曰：“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而《左传》解释道：“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为了所谓君君臣臣的政治观竟然不惜篡改历史，“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无语了，我最喜爱的庄子说过，儒者伪辞，墨者兼爱，真是说得透彻。类似的事件也出现在孟子身上。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他认为武王伐纣是仁义，怎么会血流满地使盾牌漂浮起来？孟子和孔子一样喜欢修改历史，不过孟子没办法修改，因为《尚书》是夏、商和西周以来的历史记录。怪不得李贽说孟子“乖谬不通”，孟子有时候说的话确实乖谬不通。

     熊十力的学生牟宗三说，当一群人面临致死的饥饿时，我只有一块面包，应该给谁吃？基督教说给大家吃，儒家弟子说给母亲吃。牟宗三说儒家的爱比基督教的爱更实在。儒家看来是认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熊十力和牟宗三是一对师徒，由此更加说明大同思想不出于儒家。况且孔子是因为什么而停止写《春秋》？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但是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因为麟出现被人抓获而认为天道没有惩戒的作用而不写了，可以说到老了也没放弃“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七十三岁之时，孔子大病三日之后去世。

墨学的影响

     墨家学派虽然消失了，但也和道法等学派看似销声匿迹，却也对后人有影响。比如道教就是道墨合流，道教的最明显的是讲鬼神。就是取自墨家《明鬼》和《天志》，在道教中墨子也是神仙，称为“太极仙卿”，《神仙传》有记载墨子如何成仙，称其学说很多人学习。而王阳明将《礼运·大学》中的“新民”解释为“亲民”：“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亲吾之母以及天下人之母。……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这段话被论敌指责为墨家“兼爱”邪说的翻版。王阳明的学说刚开始不被承认为儒学。到了泰州学派（王阳明后学的分支），李贽和好友焦竑推崇杨墨，非难孟子，说孟子“乖谬不通”。我奇怪理学家们不是说千载无真儒吗？说学习了《孟子》是得千年不传之绝学，说孟子得孔子真传，把孟子抬到仅次于孔圣人的“亚圣”，心学、理学正是靠孟子才有兴起，怎么泰州学派非难孟子？看来李贽思想确实受墨家影响大（《明儒学案》有记载）。李贽在《墨子批选自序》说：“予又何敢言之，言之则其罪。”李贽这个人白天放歌喝酒，做狂人，也怕“言之则其罪”，不过，李贽勇敢地说为千圣万贤（诸子百家）继绝学、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说法。我比较佩服李贽，站起来说话的一个人！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确实需要思想解放。如果中国能像文艺复兴那样学习古希腊般的逻辑，怎么会只是萌芽。因为那个爆发式的时代，需要人文、理性来推动，而逻辑是科学理性的源泉，大家都认为墨家是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学派。我放眼望去心学虽然吸收墨学的营养，却也和别的儒家学派一样是空谈心性，不愧是叫心学。大同思想出于墨家，而儒者将它写在《礼运》上，正好应了一句话，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墨子·大取》），尽管有些儒生口头上反对墨子的思想，但还是被墨学所吸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本来是不知道墨子其人其事，更无从谈起墨学。我本来是立志学于陆王心学。王阳明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让我读起来联想到《墨子》中的《天志》、《明鬼》，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认为林黛玉不像薛宝钗劝他功名利禄，于是对也劝他的袭人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她生分了。”或许是仲尼说了太多类似薛宝钗的话，让我和他生分了。就像贾宝玉永远不会爱上薛宝钗一样，有的学说注定不会喜欢。

附录：宋鈃也叫“宋荣子”《庄子·逍遥游》记道：“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宋子和告子都是墨家学派的弟子，被墨家巨子派往稷下学宫传学。宋子提出“性寡欲”是为了解决众人不信鬼神而胡作非为的问题。告子（名不详，一说名不害）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表明了墨家的人性观区别于法家的“人性本恶”和儒家的“人性本善”。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所染》）从可以看出墨家人性观是“性无善无不善”，这使墨家知道法律和道德是同等重要，因为“性无善无不善”，不能单纯靠法律也不能单纯靠道德。

二三子复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犹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

二三子复於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墨子.公孟》

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墨子.公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章句》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循正义云：“‘谓’者犹云‘藉口’于性耳。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孟子·告子章句》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告子章句》

不管大同思想出自儒家还是墨家，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宇宙的自身运动造就了生命奇迹，而作为奇迹的人类在自身进化和大自然的搏斗中，甚至是人与人的纠缠中诞生了思想，一种学说总是要表明一种态度，即对待自身、对待他人、对待人类社会甚至整个宇宙得态度。万物应有万变。好的东西应该学习为己所用，但最最应该的是自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