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每天都能用到的中国智慧——战国六家诸子那些事儿

中国人是在人的道德关系中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西方人是在神的圣殿里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不仅如此，中国人就是对宗教也是采取人间的、实用的或者说功利的态度。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就是一种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它的得道成仙，它的神仙世界，并不在另外一个天国，它就是能够永远常驻的理想化的人间世界。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对宗教采取人间的、实用的、功利的态度，中国宗教的特点就是多神，并且大搞偶像崇拜。道教就以多神著称。而真正成熟的宗教其实都是一神论，并且反对偶像崇拜。例如宗教精神最强烈、护教热情最高的伊斯兰教就只崇拜真主，并且真主还不能有偶像，伊斯兰教教义认为崇拜偶像要下地狱。其实基督教、佛教原来也这样主张，但佛教到了中国后，为了本土化，也搞起了偶像崇拜，神也多起来了，其中许多神都是道教掺进去的，比如四大天王本来是道教的神。在保留了更多印度原始佛教精神的南传佛教，也就是小乘佛教（人家自己叫上座部佛教），你去看它的寺庙，里面一般只供释迦牟尼一尊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人间的、实用的、功利的角度出发，中国人崇拜的许多神其实都是死了的人（如老子、关羽等），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教就是祖先崇拜。任何祖宗任何人，只要死后还能发挥作用，都能变成神，中国人给神的编制是十分慷慨的。
　　
　　 清代有位外国传教士指出，中国人崇拜神又忽视神。孔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民谚讲“祭神如神在，不祭也无碍。拜神如神来，不拜也不怪”。其实中国人岂止是忽视神，有时还亵渎神。例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吉祥高贵的象征，但一到过年过节，我们还不是举着它耍来耍去？到了二月二，我们还吃龙鳞，吃龙胆。 为了防止灶王爷上天说人的坏话，我们竟能够把他的嘴用糖封起来。老舍曾说佛不是保险公司的老板，他不能替你保险一切。中国人确实就把宗教的神当成了保险公司的老板，当成了做买卖的对象。无事不登三宝殿，敬神没问题，什么神我都可以敬，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敬你多少，你也要还报多少，如果不灵，对不起，这个神啊我就换掉了。孟子说：“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今天说到“牺牲”指的是为正义事业而献身，但是牺牲的原意是祭祀时供献的牲畜，如牛羊猪等。今天所谓“社稷”指的是国家，“执干戈以捍社稷”，就是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但是社稷的原意是两个神，社是土神，稷是谷神，一个保佑土地，一个保佑粮食。孟子的意思是，我们祭祀你们这两位神，供献的牲畜完全合格，祭祀用的器皿干干净净，祭祀的时间分秒不差，但是我的国家还是今天水灾明天旱灾，对不起，你们这两位神不称职，还是下岗吧。
　　
　　 这种宗教态度有两重性。正面的效应是我们没有宗教发达国家常有的那种宗教迷狂、宗教极端主义。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为了宗教信仰还能发动战争？就像西方人也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还能信好几个神？负面的效应是由于缺乏虔诚、强烈、执著、纯净的宗教信仰，我们往往就缺乏对神圣事物的敬畏心和庄严感，缺乏只有宗教才能带来的文化深度。
　　
　　 从面对死亡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不同。面对死亡，人类感到格外惶惑，格外恐惧，因为他是有理性的存在，他意识到死亡而活着，他是走向死的生。一次，一位古罗马统帅率领着他的百万大军行进。百万大军行进，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但是这位统帅看着行进中的大军，突然落下了眼泪。下属问他：“您是这百万大军的统帅，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威风的吗？怎么还伤心落泪呢？”这位将军回答：“一百年后，这百万大军都在哪里啊？”将军在百万大军行军的无比壮观的场面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
　　
　　 古希腊有个耐人寻味的神话：太阳神阿波罗和牧羊人伊达斯都看中了少女玛尔珀萨。两位争得不可开交，就来到众神之王宙斯面前，请他裁决。宙斯说：“还是让这位少女自己来选择吧！”少女选择了谁？她没有选择永生的太阳神阿波罗，而是选择了凡人伊达斯。她为什么这样选择？她的理由是，阿波罗是神，神是超越时间的、不死的，我不如嫁个凡人，和他一起慢慢变老吧。不朽属于神，人注定要走向衰老，走向死亡。因此大文豪歌德感慨：“岁月给我们送来了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有一天他不送了，他给我们带走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尽管也有不尽的忧伤和感慨，但是死亡问题对于虔诚的宗教徒是一个多少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前面说过，他将在另外一个超越的世界，在天国获得永生。任何宗教的重要功能都是解决死亡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什么是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生最后一个问题的关怀。人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死亡。宗教通过天国的设定，解除信徒的死亡恐惧，让他们相信死后有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等待着他，信上帝，就意味着不朽。那么对于不相信另外一个世界的中国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由于缺乏虔诚的宗教情怀，中国人面对死亡，更是充满无尽的悲哀。古往今来，最惊心动魄的就是感叹人生短暂的死亡诗篇。因此孔子首先说出那句惊心动魄的话：“死生亦大矣！”人生大事就是两件，一个生，一个死啊。你读《古诗十九首》：“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你看那墓地中，风刮过白杨树，飒飒响。松柏在道两旁，阴森森。下面就埋着那死去的人，死者面前，漫漫黑夜无尽头。你读陶渊明：“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样一位隐士面对死亡也不能超然。就连曹操这一世枭雄，也不能不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连老百姓谈到死亡同样充满无奈的感伤。你看这首打油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过去城里人死了抬到城外去埋，坟墓的形状像一个土堆成的馒头，因此叫“土馒头”。古代的馒头就是今天的包子，带馅的，“土馒头”里面的尸体是城里人，因此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每个人都得吃一个，意思是每个人都要死。“莫嫌没滋味”，没滋味也得吃，怕死也得死。中国人特有的幽默调侃中透着无奈、感伤。
　　
　　 那么，面对无可逃避的死亡，中国人怎么办？前面说了，宗教徒在神的怀抱里解脱死亡，获得永生。不信这一套的中国人呢？他又如何解脱死亡的恐惧，获得永生。他不在神的怀抱里，不在天国，就在人世间，就在这一个世界里，完成生命的不朽。
　　
　　 肉体的不朽靠传宗接代，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情，重视家族关系。说起来，中国人格外重视生男孩，和这个传宗接代都有关系。古代社会只有男孩才列入家族排行，女孩是不算排行的。孔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前面讲他本来有九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但是都不算数，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尽管身体残疾也算数。因此孔子的字叫“仲尼”，“仲”就是排行第二的意思。古代社会兄弟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所谓伯仲叔季。这么做当然是重男轻女，但是为什么有这个重男轻女，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文化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他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女孩出嫁后就不是你家的了。这个看法说起来好像很荒唐，但是它却获得了现代科学的“证实”。现代遗传学已经破译了人体基因密码，也就是二十三对染色体。生男孩和生女孩的奥秘被揭开了，在遗传学的层面上得到解释。原来，男性精子的染色体是X和Y，女性卵子的染色体是X和X。男性的X和女性的X结合，就生女孩。男性的Y和女性的X结合，就生男孩。这个Y非常重要。如果不发生基因突变，一个家族始终有男孩传下来，那么这个Y也就传下来。这个Y真的就是这个家族的不变的骨血。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孩传宗接代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当然，讲这个道理不是让你去重男轻女。
　　
　　 肉体上的不朽靠传宗接代，精神上的不朽呢？那就是著名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太上”就是最高的意思，人生最高的不朽就是道德上的成就，能做圣人做圣人，做不了圣人做君子。中国人把道德不朽视为最高不朽，很有深意。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都是说追求道德的不朽，人人平等，只要你想，在道德上有教养都有可能，道德的不朽没有条件，这就在最高意义上宣示了人人平等。人生的第二个不朽是“立功”，也就是建功立业。政治家安邦定国，军事家保家卫国，企业家富民强国都属于立功。立功不像立德，要有点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机会，还有运气。一个人不是说你想当总统就一定能当总统，想当将军就一定能当将军，想当李嘉诚就一定能当李嘉诚。立功除了个人奋斗外，还需要机会和运气配合你。你的企业做得非常好，突然赶上金融危机，你也没有办法。人生的第三个不朽是“立言”，这是文人的事。科学家搞科研，文艺家写诗做文章，理论家著书立说都是立言。立言也有条件，那就是天赋。没有天赋，再努力成就也有限。不能说你喜欢写诗就一定能成为李白，你喜欢研究物理学就一定能成为爱因斯坦。冯友兰先生说得很俏皮：“你可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你不能说人皆可以为唐太宗，人皆可以为李白。”
　　
　　 总之，三不朽都是人间的事。中国人就是在这人间的一个世界中寻找人生意义，创造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不朽。宋代大儒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概括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四句教，寄托着儒家的人生理想。为天地立心就是发挥《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呵护一个和谐的自然；为生民立命就是实现孔子所说“富之教之”，实现孟子所谓仁政王道，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继往开来，弘扬优秀传统，开拓新的生活，走向一个和谐的世界。
　　
　　 中国人就是这样，以一种实用的智慧执著人生，热爱人生。就像当代大哲李泽厚师所说：“生命多么美好，自然如此美妙，天地何等仁慈！那么，又何必去追求虚无，讲究寂灭，舍弃生命，颂扬苦痛，皈依上帝呢？就好好地活在世界上吧！”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活着，我就好好干事；死了，我就安宁了。
　　
　　 这也是张载的名言，这句名言道出了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生死观。

之前我们讲的是儒家，接下来讲道家。
　　简单说，如果说儒家孔子教你如何做个好人，那么道家老子就是教你如何赢，是不是好人无所谓，或者干脆说，孔子所说的那种好人他根本反对去做。儒道互补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对于老子，很多人认为他的理论很“没用”，太虚。其实不仅仅现代人知道不是这样，就在古代也有很多人不信老子的学说是与世无争的学说，宋代大儒朱熹说老子以不争为争，“老子心最毒”，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说老子“为后世阴谋者法”，这都是怎么回事呢？
　　-----------------------------------------------------
　　
　　
　　
　　
　　 如果说儒家教我们做人，要求我们培育一种道德情怀，积极地投入生活；那么道家则教我们养生，要求我们养成一种自然态度，潇洒地对待生活。儒家的智慧，主要体现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但是儒家的智慧之外，还需要道家的智慧，就好像《易经》在乾卦之外还有坤卦。道家精神就是告诉你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知足常乐、韬光养晦、柔弱胜刚强、不为天下先、无为无不为……多少人生智慧蕴藏在道家不露声色的谦卑中。日月交辉，儒道互补，是中国的一大智慧。儒家和道家的互相补充，就像太阳和月亮交替运行，就像乾坤一体，刚柔相济。儒家风骨和道家气象，入世和出世，有为和无为，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慷慨悲歌和愤世嫉俗，身在江湖和心存魏阙，那样奇妙地相得益彰，组成了中国智慧既空灵又丰实的壮观画面。
　　
　　 谈到道家，有人一定会想到道教，想到张天师、全真七子、八仙过海、白云观、武当山。道家和道教具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道家就没有道教。道家的主要代表老子后来成了道教的教主，是三清之一，也就是太清道德天尊。更重要的是，老子和道家另外一位重要代表庄子，为道教提供了理论基础。道教两部非常重要的经典《道德真经》和《南华真经》，就是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但是道家和道教也有重大区别。简单地说，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是一种宗教。
　　
　　 我们说“以道养生”，很多人可能立刻就想到炼丹服药、吐故纳新、导引辟谷，长生不老……例如，道教经典《太平经》说：“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这是明确地将健康长寿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还有的道教经典说：“上德者神仙，中德者倍寿，下德者增年不横夭也。”（《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这是说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仙，中等境界是长寿，最低境界也是乐享天年、避免夭折。这个养生理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讲究一个世界、一个人生的文化心态。
　　
　　 道教讲养生，目的在于延年益寿乃至成仙不死，这对于生命有限的人类，自然具有无比巨大的诱惑力，但是，其中的糟粕也毋庸讳言。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皇帝为了追求长寿甚至成仙热衷于服食道士炼的丹药的情况，结果皇帝既没有长寿，更没有成仙，反而丧命。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和清朝的雍正皇帝，这两位最残暴又最精明的皇帝都是吃丹药而死。唐朝的皇帝格外崇信道教，结果六位皇帝中毒送命，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我们这里说的以道养生，主要不是道教的长寿理论和实践，更不是追求荒诞不经的长生不老，而是道家阐释的一种人生智慧、文化价值。
　　
　　 道家讲养生甚至讲生命至上，这和儒家大不一样。儒家讲杀生成仁，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更说“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真理在手，前面即便有千军万马我也要勇往直前，这些真的是境界崇高，令人敬仰。但是道家从来不讲这些东西。老子讲长生久视、功成身退、韬光养晦、柔弱胜刚强，庄子讲“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什么意思呢？道家讲做好事不要太高调，搞得谁都知道你，也就谁都惦记你。做事要注意分寸，不要违法乱纪，这样你才能够保证安全，得享天年。庄子还讲“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一辈子不做官，只求满足自己的精神志向，功名利禄都在摧残生命，彻底地抛弃这些就能“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天地同寿，和日月齐光，和万物融为一体，这就是后来说的神仙了。
　　
　　 一句话，道家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和庄子都讲养生，也就是对生命的珍爱，因此我说以道养生。儒家孔孟并称，道家老庄并称，但老子和庄子其实也有很大区别。下面就先谈谈老子。
　　
　　
　　老子的修炼：破解道的奥秘
　　
　　
　　 和孔子比起来，老子更有传奇色彩和神秘意味。孔子只是在汉代很短一段时间内被当做神，说他是黑帝之子；孔庙尽管一直香火旺盛，但坐在里面的孔子不是神，而是中国文化第一人。老子就不同了，他是道家的创始人，又是道教的教主。最晚从东汉末年开始，老子就被道教徒奉为太上老君。到了唐代，因为老子姓李，皇帝也姓李，为了给自己增加神圣的色彩，唐朝从立国开始就拼命抬举老子和道教，所谓儒释道三教，道教排第一，儒教排第二，佛教排第三，唐太宗李世民还追认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又是神仙，又是教主，又是皇帝。老子由人变成神，这里面就隐藏着儒家和道家的不同追求，不同境界。
　　
　　 民间传说老子的母亲怀胎八十一年生下他，而且据说是他的母亲在一棵李子树下，自己剖开左侧肋骨在肋下所生。由于诞生在李子树下，所以老子姓李；八十一年而生，他生下时头发白了，还长了长长的胡子，因此被称为老子。这个故事当然比孔子的“龙生虎养鹰打扇”更荒诞，但是里面却也含有深意，那就是大器晚成，无论形象还是思想，老子都给人成精的感觉；另一方面传说也说明老子是先秦诸子中的老资格，是“子中之子”。
　　
　　 《史记》曾记载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孔子在老子面前俯首帖耳地接受训导，过后回味老子的教导，竟好几天说不出话来，搞得学生很着急。孔子对学生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如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见龙耶。”后来道家中人特别喜欢宣传这个故事，以此证明道家比儒家高明。此外，还有“老子化胡”的故事，说老子西行出关到了印度，变成释迦牟尼佛，创立了佛教，培养了一大批佛教徒。后来西晋有位叫王浮的道士又编造了《老子化胡经》，大肆渲染这个故事，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道教比佛教高明。
　　
　　 今天看来，“老子化胡”固然不可信，孔子是否真的拜访过老子也很可疑，不过这丝毫也不影响老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老子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可以和孔子齐名的伟人。不仅如此，老子还是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提起孔子充满轻视，他批评孔子说：这位老先生只会唠叨一些老套的道德教训，这些道德教训哪个民族都有，并且可能说得更好。他的书就不必翻译了，不翻译还保持一个圣人的形象（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中国哲学》）。当时欧洲的一份报纸曾登载了孔子的漫画，漫画下附了几句编造的孔子语录：外面有雾，开车要小心！天要下雨，别忘了带雨伞。话都不错，但全都是正确的废话，这些语录很能代表当时欧洲人对孔子的印象。黑格尔对孔子的轻视当然有其文化背景的局限，我们也不必过分在意。这里要说的是，尽管黑格尔对孔子很不感冒，但是提起老子却充满敬意，由衷地赞叹老子的深刻，认为其代表了东方的哲学智慧。
　　
　　老子作为哲学家为世界尊重，但他在中国却曾经被当成兵家。这是怎么回事？

反战的军事智慧：兵者不祥之器
　　
　　 唐代有位叫王真的说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句句谈兵，宋代文人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老子和孙子没什么区别，这些看法尽管有严重的夸张和歪曲，但也不能说丝毫没有根据。据说毛泽东也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翻开《老子》，直接讲兵的地方很多很多。
　　
　　 先来看老子关于战争的五字真言：“善战者不怒。”（《道德经•第六十八章》）这个看法十分英明。战争需要十分冷静地判断敌情，十分周密地谋划打法，愤怒之下作出的决策往往耽误大事，耽误大事的结果往往就是国破家亡。
　　
　　 再来看老子版的兵不厌诈：“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你想封锁他吗，就先让他张扬张扬；你想削弱他吗，就先让他强横强横；你想废掉他吗，就先让他兴旺兴旺；你想夺取他吗，就先给他点甜头。渔民打渔，渔网首先总是张开来抛出去，鱼儿进来了，才将渔网收起来，这是典型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欲擒故纵更是战争中惯用的套路，春秋时期吴国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国，但表面上却对吴王百依百顺，予取予求，粮食、马匹、兵器、战船，大量战略物资还有美女等，源源不断地从越国运到吴国。吴王对勾践放了心，转而向齐国和晋国两大强国挑战，结果国力耗尽，勾践趁机起兵，一举灭掉了吴国。这是古代的例子。举一个现代的例子，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心腹爱将胡宗南率二十多万王牌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胡宗南占领延安，得意扬扬，以为占了大便宜，结果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几个战役下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只好狼狈地逃离了陕北。这些都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典型战例。
　　
　　 总之，战争的艺术就是想尽办法制造假象，千方百计迷惑敌人，这就是兵家的辩证法。老子和孙子都深通这个辩证法。但老子谈到战争最宝贵的思想不在于这个战争辩证法，而是他在谈论战争时体现的人道情怀、和平精神和反战意识。
　　
　　 出于关注民生疾苦的人道情怀，老子令人惊心地指出了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军队驻扎之处，一定荆棘丛生，一场大战过后，必然出现荒年。因此老子强烈地提出了反战主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革是不祥的东西，大家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老子又警告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道德经•第三十章》）意思是说，用大道辅佐君主的人，不靠兵力逞强于天下。如果迷信武力，很容易遭到报复，这就叫“其事好还”。所谓“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我害人人也害我，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无休无止，大家都输。
　　
　　 因此人对人，国对国，都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仗是能不打尽量不打。你看今天的中东局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打得不可开交。自杀炸弹对狂轰滥炸，互相报复不断升级，双方都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不仅给自己，也给世界带来了大麻烦。
　　
　　 老子在战争问题上和孔子有共同语言。前面谈儒家的时候提到，孔子之所以称赞管仲够得上仁，就是因为管仲作为齐国政治的CEO，多次召集诸侯，却没有一次是靠武力威胁。那么老子是不是一味地、绝对地反战，从而抹杀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呢？不是的。他明确地指出，尽管战争不能不造成很大的破坏，但也有“不得已而用之”的时候。“不得已而用之”应该就是指不能不打，不得不打的战争了。与此有关，老子关于战争还提出一个深刻的命题：“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道德经•第六十九章》）两军对垒，实力相当，哀痛的一方才能获得胜利。所谓哀兵必胜，典故就出在这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哀兵通常是被欺负的一方、被侵略的一方、悲愤的一方、正义的一方、人道的一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方，他们为了保家卫国才不得不拿起武器，具有一种悲壮感，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像二战时期中国的抗日军民，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红军，就都是哀兵。哀兵必胜的思想同样体现了老子的和平精神。
　　
　　 我们看老子的军事智慧，简直就是反战的智慧。他对战争破坏性的揭露，对战争手段的厌恶，简直和他的对立派儒家的孟子异曲同工。孟子在战国时代，也就是主要靠战争来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响亮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谁最能打仗就判谁死刑，这种主张对于那个时代自然太离谱，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听孟子的。但超越时代的局限，孟子的反战思想却表现出强大的人道力量和批判精神。请看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揭露、控诉和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为争夺土地而打仗，杀死的人漫山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打仗，杀死的人充满城池，这都是吃人呀，死刑都不足以赎清他们的罪恶。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和老子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正是同样震撼人心的控诉吗？孟子所提出的“善战者服上刑”，锋芒所向正是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善战者当然也要谴责和打击，例如二战结束后，盟军审判和惩罚日本、德国的法西斯战犯。
　　
　　 老子对于战争则提出了更彻底的人道要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革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要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扬扬，如果得意扬扬，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是不会得天下的。战争杀人众多，应该对它有一种哀痛的心情，即使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
　　
　　 对老子这个说法，自然要具体分析。当正义之师战胜了邪恶势力时，意味着灾难的结束，那么庆祝胜利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唐朝安史之乱，政府军战胜割据势力，平息了叛乱，杜甫的反应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谁也不能说杜甫就是喜欢杀人。八年抗战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抗日军民欢天喜地，上街庆祝，德国法西斯灭亡后，苏联红军脚踏法西斯的军旗游行，都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不能理解为胜利者的骄横得意。
　　
　　 但是，不能由此否定老子的人道情怀。战争毕竟是人类的互相残杀行为，毕竟是大规模的毁灭和破坏。李白写诗说“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就是在直接宣传老子的反战、厌战以及慎战的思想。杜甫也写诗宣传老子的战争观：“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对外战争应该只限于保家卫国，制止侵略战争，不应该毫无节制地扩大战争，否则一定要搞得伤亡惨重。他的《兵车行》更是千古绝唱，流露出深厚的人道情怀：“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写亲人上战场，家人送别的悲惨场面，生离死别，难割难舍，哭声震天……杜甫又写战死的冤魂：“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你看那古战场，多少阵亡者暴尸荒野，已经化成粼粼白骨。阴惨惨的天空，凄风苦雨，好像战死的冤魂在哭泣，在诉说……唐朝另外一位诗人陈陶的一首《陇西行》更是令人痛断肝肠：“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士奋不顾身，血染沙场，战死在无定河边的阵地上。可怜他的妻子独守闺房，还在日思夜想地盼着夫君回家团聚，这位妻子哪里想得相见的夫君早已经化成了无定河边的白骨。
　　
　　 古语讲“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多，百姓苦，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就连大军阀曹操也写诗惊叹战乱造成的人间惨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兵车行》、《陇西行》都是撼人心魄的控诉，都是欲哭无泪的同情，它艺术地体现了从孔子、孙子、老子、墨子、孟子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反战意识与和平精神。
　　
　　 当然，历史的真实是仁厚之心阻挡不住贪欲制造的残暴。战国末期，秦将白起俘虏赵军四十万，除了二百四十个老弱病残，其余的竟然都被他活埋了。秦末战乱，二十万秦军向楚霸王项羽投降，后来竟然全部被项羽活埋。文明越进步，战争越残酷。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一千六百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六千万人的生命。一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万，打的完全是消耗战，消耗的是什么？是一批批年轻的生命、一个个血肉之躯。一场战役下来，七十万人命丧沙场，因此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地狱”。二战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夺去了一千八百万中国人的生命，苏联五年卫国战争中有多达两千七百万人死亡，仅红军就阵亡近九百万。战争狂人不仅给他们侵略的对象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也饱受战争摧残。残酷的战争史，罕见的暴行，说明了道德要求在强权面前的脆弱，先贤只有仰天长叹了！
　　
　　 说老子的军事智慧，并不意味着承认《道德经》是兵书，更不是承认老子是兵家，世界上哪里有老子这样反战的兵家？唐代王真说《老子》五千言句句谈兵，显然太夸张了，老子尽管有军事艺术的精辟论述，但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老子谈论战争时的人道精神，和平主义。老子论战，着眼点恰好不在打打杀杀，而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好生之德。这种好生之德，更鲜明地体现于老子的政治智慧。老子谈兵，就是要从军事智慧中引申出政治智慧。下面就来谈老子的政治智慧。

反战的军事智慧：兵者不祥之器
　　
　　 唐代有位叫王真的说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句句谈兵，宋代文人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老子和孙子没什么区别，这些看法尽管有严重的夸张和歪曲，但也不能说丝毫没有根据。据说毛泽东也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翻开《老子》，直接讲兵的地方很多很多。
　　
　　 先来看老子关于战争的五字真言：“善战者不怒。”（《道德经•第六十八章》）这个看法十分英明。战争需要十分冷静地判断敌情，十分周密地谋划打法，愤怒之下作出的决策往往耽误大事，耽误大事的结果往往就是国破家亡。
　　
　　 再来看老子版的兵不厌诈：“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你想封锁他吗，就先让他张扬张扬；你想削弱他吗，就先让他强横强横；你想废掉他吗，就先让他兴旺兴旺；你想夺取他吗，就先给他点甜头。渔民打渔，渔网首先总是张开来抛出去，鱼儿进来了，才将渔网收起来，这是典型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欲擒故纵更是战争中惯用的套路，春秋时期吴国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国，但表面上却对吴王百依百顺，予取予求，粮食、马匹、兵器、战船，大量战略物资还有美女等，源源不断地从越国运到吴国。吴王对勾践放了心，转而向齐国和晋国两大强国挑战，结果国力耗尽，勾践趁机起兵，一举灭掉了吴国。这是古代的例子。举一个现代的例子，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心腹爱将胡宗南率二十多万王牌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胡宗南占领延安，得意扬扬，以为占了大便宜，结果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几个战役下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只好狼狈地逃离了陕北。这些都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典型战例。
　　
　　 总之，战争的艺术就是想尽办法制造假象，千方百计迷惑敌人，这就是兵家的辩证法。老子和孙子都深通这个辩证法。但老子谈到战争最宝贵的思想不在于这个战争辩证法，而是他在谈论战争时体现的人道情怀、和平精神和反战意识。
　　
　　 出于关注民生疾苦的人道情怀，老子令人惊心地指出了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军队驻扎之处，一定荆棘丛生，一场大战过后，必然出现荒年。因此老子强烈地提出了反战主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革是不祥的东西，大家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老子又警告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道德经•第三十章》）意思是说，用大道辅佐君主的人，不靠兵力逞强于天下。如果迷信武力，很容易遭到报复，这就叫“其事好还”。所谓“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我害人人也害我，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无休无止，大家都输。
　　
　　 因此人对人，国对国，都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仗是能不打尽量不打。你看今天的中东局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打得不可开交。自杀炸弹对狂轰滥炸，互相报复不断升级，双方都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不仅给自己，也给世界带来了大麻烦。
　　
　　 老子在战争问题上和孔子有共同语言。前面谈儒家的时候提到，孔子之所以称赞管仲够得上仁，就是因为管仲作为齐国政治的CEO，多次召集诸侯，却没有一次是靠武力威胁。那么老子是不是一味地、绝对地反战，从而抹杀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呢？不是的。他明确地指出，尽管战争不能不造成很大的破坏，但也有“不得已而用之”的时候。“不得已而用之”应该就是指不能不打，不得不打的战争了。与此有关，老子关于战争还提出一个深刻的命题：“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道德经•第六十九章》）两军对垒，实力相当，哀痛的一方才能获得胜利。所谓哀兵必胜，典故就出在这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哀兵通常是被欺负的一方、被侵略的一方、悲愤的一方、正义的一方、人道的一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方，他们为了保家卫国才不得不拿起武器，具有一种悲壮感，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像二战时期中国的抗日军民，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红军，就都是哀兵。哀兵必胜的思想同样体现了老子的和平精神。
　　
　　 我们看老子的军事智慧，简直就是反战的智慧。他对战争破坏性的揭露，对战争手段的厌恶，简直和他的对立派儒家的孟子异曲同工。孟子在战国时代，也就是主要靠战争来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响亮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谁最能打仗就判谁死刑，这种主张对于那个时代自然太离谱，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听孟子的。但超越时代的局限，孟子的反战思想却表现出强大的人道力量和批判精神。请看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揭露、控诉和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为争夺土地而打仗，杀死的人漫山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打仗，杀死的人充满城池，这都是吃人呀，死刑都不足以赎清他们的罪恶。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和老子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正是同样震撼人心的控诉吗？孟子所提出的“善战者服上刑”，锋芒所向正是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善战者当然也要谴责和打击，例如二战结束后，盟军审判和惩罚日本、德国的法西斯战犯。
　　
　　 老子对于战争则提出了更彻底的人道要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革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要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扬扬，如果得意扬扬，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是不会得天下的。战争杀人众多，应该对它有一种哀痛的心情，即使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
　　
　　 对老子这个说法，自然要具体分析。当正义之师战胜了邪恶势力时，意味着灾难的结束，那么庆祝胜利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唐朝安史之乱，政府军战胜割据势力，平息了叛乱，杜甫的反应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谁也不能说杜甫就是喜欢杀人。八年抗战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抗日军民欢天喜地，上街庆祝，德国法西斯灭亡后，苏联红军脚踏法西斯的军旗游行，都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不能理解为胜利者的骄横得意。
　　
　　 但是，不能由此否定老子的人道情怀。战争毕竟是人类的互相残杀行为，毕竟是大规模的毁灭和破坏。李白写诗说“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就是在直接宣传老子的反战、厌战以及慎战的思想。杜甫也写诗宣传老子的战争观：“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对外战争应该只限于保家卫国，制止侵略战争，不应该毫无节制地扩大战争，否则一定要搞得伤亡惨重。他的《兵车行》更是千古绝唱，流露出深厚的人道情怀：“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写亲人上战场，家人送别的悲惨场面，生离死别，难割难舍，哭声震天……杜甫又写战死的冤魂：“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你看那古战场，多少阵亡者暴尸荒野，已经化成粼粼白骨。阴惨惨的天空，凄风苦雨，好像战死的冤魂在哭泣，在诉说……唐朝另外一位诗人陈陶的一首《陇西行》更是令人痛断肝肠：“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士奋不顾身，血染沙场，战死在无定河边的阵地上。可怜他的妻子独守闺房，还在日思夜想地盼着夫君回家团聚，这位妻子哪里想得相见的夫君早已经化成了无定河边的白骨。
　　
　　 古语讲“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多，百姓苦，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就连大军阀曹操也写诗惊叹战乱造成的人间惨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兵车行》、《陇西行》都是撼人心魄的控诉，都是欲哭无泪的同情，它艺术地体现了从孔子、孙子、老子、墨子、孟子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反战意识与和平精神。
　　
　　 当然，历史的真实是仁厚之心阻挡不住贪欲制造的残暴。战国末期，秦将白起俘虏赵军四十万，除了二百四十个老弱病残，其余的竟然都被他活埋了。秦末战乱，二十万秦军向楚霸王项羽投降，后来竟然全部被项羽活埋。文明越进步，战争越残酷。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一千六百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六千万人的生命。一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万，打的完全是消耗战，消耗的是什么？是一批批年轻的生命、一个个血肉之躯。一场战役下来，七十万人命丧沙场，因此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地狱”。二战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夺去了一千八百万中国人的生命，苏联五年卫国战争中有多达两千七百万人死亡，仅红军就阵亡近九百万。战争狂人不仅给他们侵略的对象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也饱受战争摧残。残酷的战争史，罕见的暴行，说明了道德要求在强权面前的脆弱，先贤只有仰天长叹了！
　　
　　 说老子的军事智慧，并不意味着承认《道德经》是兵书，更不是承认老子是兵家，世界上哪里有老子这样反战的兵家？唐代王真说《老子》五千言句句谈兵，显然太夸张了，老子尽管有军事艺术的精辟论述，但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老子谈论战争时的人道精神，和平主义。老子论战，着眼点恰好不在打打杀杀，而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好生之德。这种好生之德，更鲜明地体现于老子的政治智慧。老子谈兵，就是要从军事智慧中引申出政治智慧。下面就来谈老子的政治智慧。

不折腾的政治智慧：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的政治思想中充满了对百姓的同情，对贪得无厌的统治者的憎恨。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道德经•第七十五章》）老百姓之所以忍饥挨饿，就是由于统治者收的苛捐杂税太多。老子更进一步尖锐地批判腐败的统治者，痛斥他们的强盗行径：“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德经•第五十三章》）大道平平坦坦，但是君王偏偏喜欢走邪路。朝政腐败极了，农田已经非常荒芜，百姓的粮仓已经十分空虚，但统治者还照样地穿着绫罗绸缎，佩着锋利的宝剑威吓百姓，精美的饮食都吃厌了，国家的财富都刮净了。这就叫强盗头子呀，他们是多么的无道啊！老子由此感慨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来补充不足的，人间的规律却是剥夺不足的来供奉有余的。
　　
　　 损不足以奉有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起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的典故出自《圣经》。《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主人远行前，把仆人叫来，按照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都来向我汇报。”主人回来时，第一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我又赚了五千。”主人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把更多的事务交给他管理，让他享受当主人的快乐。第二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给我的二千银子，我又赚了二千。”主人听了也很高兴，于是也让他享受当主人的快乐。第三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给我的一千银子，我一直埋藏在地里，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你回来了，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吧！”主人听了很生气，于是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千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后来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将这个故事拿过来打比方，把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社会经济现象称为马太效应。
　　在中国，老子最早揭示了这个马太效应。“损不足以奉有余”，七个字精练地概括了所谓马太效应。老子如果活到今天，恐怕还要产生关于马太效应的知识产权纠纷。他会不会和西方人打打官司，说应该将马太效应改成老子效应呢？当然不会。后面我要谈到，老子奉行的是不争哲学，他是不会为任何问题去打官司的。
　　
　　 有人批评老子不讲感情，专谈权术，十分冷酷，但从老子的政治批判来看，他其实非常关注民间疾苦，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和贪婪，抨击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很有正义感，是个热心肠的老头儿。政治如此黑暗，出路何在？老子不仅是批判家，他还热心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理想。谈到老子的政治理想，人们立刻就会想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意思就是说统治者的政策要顺其自然，不要骚扰老百姓。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符合正义的执政者绝不自作聪明，异想天开，更不会心存私欲，他们把老百姓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把老百姓的心当做自己的心，这就是无为而治，很像今天我们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政治家真难找，将希望寄托于圣人的政治道德，来实现“以百姓心为心”，恐怕很不可靠，必须得有个制度，真正让百姓的心决定官员的命运，他得不到百姓的心就保不住乌纱帽，这样他才会不得不以百姓之心为心。
　　
　　 老子关于治国还有一句千载传诵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这句话最生动地体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小鲜就是小鱼的意思，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会煎鱼的都知道，煎鱼不能总去翻腾它，翻来翻去就翻碎了。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不能总去折腾老百姓，这就是无为而治。这有点像今天我们说的政府职能转换，多服务少命令，行政权力的干预越少越好，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越少越好。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谈政治竟然想出这样生动而独特的比喻，发明这种出人意表的命题，真的是令人惊叹。据说，老子这句话受到商汤王的丞相伊尹的启发。伊尹原来是位厨师，他将治国比作炒菜，火大了不行，火小了也不行，咸了不行，淡了也不行，五味调和，恰到好处才是高明的厨师，搞政治的道理也一样。美国前总统里根对老子的这个治国智慧非常欣赏，还曾将它引用到自己的国情咨文中。除了不折腾的意思之外，老子这句话更是道出了搞政治的一种境界：举重若轻，以小观大，四两拨千斤。政治在老子这里，已经不是复杂的权力角逐、利害相争，而是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行为艺术。中国历史上有境界、有气象的政治家，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老子的智慧。
　　天地万物，有什么能大于日月？但是你看杜甫的诗：“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人间万事，有什么能大于改朝换代？但是你看邵雍的话：“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唐尧禅让虞舜，商汤讨伐暴君夏桀，周武王推翻残暴的商纣王，都是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邵雍这位老夫子却把它轻松地点化为喝几杯酒，下一盘棋，这不正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老子气象吗？
　　
　　 中华文化是一种艺术气质非常浓厚的文化，悠悠无尽的历史烟云，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都可以被中国人用时光之水洗尽它的污浊和血腥，再将它们化成审美意象，欣赏之，玩味之。正所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说：对于人生，你如果从现实的角度去看，那真是悲惨得无可救药；但是你从艺术的眼光去看，那又是赏心悦目的大戏。中国人就非常喜欢用艺术的眼光看人生。老子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将国家的头等大事顿时化成了烹调般的艺术。
　　
　　 老子讲无为，人们常说这是消极、无所事事的态度，朱熹就批评老子光占便宜不做事。但这是误解，实际上无为并不是躺在床上睡大觉什么也不干，并不是懒汉哲学。“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小鱼不能乱翻，但也不能总是不翻，那样也把鱼煎糊了。如果这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失职渎职，行政不作为。例如食品安全问题。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危，保证食品安全应该是政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就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行政不作为。最近又有媒体揭露了地沟油的问题。据有关专家介绍，地沟油具有强烈致癌物质黄曲霉素，比砒霜还要毒一百倍。但就是这种地沟油，每年要被国人消费二三百万吨，而国人每年消费的植物油总共两千三百多万吨。就是说，国人平均吃十次饭就要吃上一次地沟油，真的是触目惊心！记得多年前，违法使用地沟油的事件就已经屡被披露，但时至今日，不法商人仍在丧尽天良地使用地沟油。这期间已经有多少人中了毒，甚至致癌、丧命？受害者找谁去算账，找谁去申诉？这个责任谁来负，怎样负？地沟油之后，又有媒体披露了人们日常大量使用的餐盒近60%含毒。有关专家指出，我国的食品垃圾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沟油、毒餐盒之所以畅行无阻，丧尽天良的不法商人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向餐桌上投毒，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的不作为。我们一直以解决了十三亿人的生存权而自豪。但是连吃饭安全都不能保障，这个生存权就大打折扣了。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的行政不作为是失职渎职，绝不是老子所说的无为。
　　
　　 在老子这里，无为的意思就是不妄为，更不能胡作非为，也就是顺乎自然。无为应该和自然连读，叫做自然无为。老子的原话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为了无不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这话听着好像绕口令，是不是？其实老子的意思就是一句话，只有遵循自然的规律，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违背自然的有为就是自作聪明地瞎折腾，只能适得其反，搞得民怨沸腾。因此无为而治表面上看很消极，实际上却是积极的政治智慧。由此看来，宋代的大儒朱熹批评老子对国家天下没有丝毫责任感，实在是冤枉了老子。
　　老子的无为而治，说到底就是要求统治者不要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折腾百姓，以满足自己的贪欲。有良心的政治家应该体谅民生的艰难，轻徭薄赋，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尊重和保障民众的福祉，与民休息，让民众自由发展。这显然是一种关注民生的进步的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和儒家主张的仁政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在历史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西汉初年的黄老之治、文景之治都以老子的无为而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萧何提出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三大治国原则，都是直接发挥老子的政治思想，它对医治秦末战争创伤，巩固西汉政权，民众安居乐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汉初，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初期，只有贯彻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国家发展战略，让民众休养生息，政权才能得以巩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依据自己的无为理论给政治家评了一个等级：“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德经•第十七章》）最好的政治家，是人民根本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其次的政治家，是人民亲近赞美他；再次的政治家，是人民害怕他；最差的政治家，是人民蔑视嘲笑他。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给天下的政治家评了一个等级。这个等级评得好厉害，到了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琢磨，特别值得官员们思量。
　　
　　 “太上不知有之”，老百姓感觉不到他存在的政治家是最棒的政治家，这是在说，不折腾老百姓的政治家是最好的政治家。老子是在告诫统治者不要炫耀权力，好大喜功，苛捐杂税，贪污腐败，瞎指挥，胡折腾，大搞形象工程，专门制造假政绩。你到北欧去看，你正在街上遛狗呢，突然发现有位老太太也在你旁边遛狗，你定睛一看，这不是咱们的女王吗？你到超市买鸡蛋，正挑着呢，突然发现旁边有位老头也在挑鸡蛋，你定睛一看，这不是咱们的首相吗？这样的女王和首相，就是老子说的“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第二等的政治家是老百姓赞美他，亲近他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汉文帝算是体现了这种标准的政治家。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全面遵循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法律上减轻刑罚，历史上首次废除残酷的肉刑，监狱中几乎没有犯人；经济上撤掉关卡，自由通商，大幅降低税赋，甚至长达十二年免收田赋，徭役三年一次，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思想文化上废除舆论管制，广开言路；个人生活上节俭自律，本来想修个露台，但是一听说花费黄金一百斤，相当于中等以上人家十户收入，立刻作罢。自己的一件袍子修修补补穿了二十多年，皇后的衣服不许裙摆拖地，帷帐不让绣花。为自己修筑的坟墓要求利用现有的山头，不允许专门起坟，陪葬品只用瓦器，不允许用金银铜铁锡等贵金属，以节省劳动力和费用。汉文帝的政治表现和生活作风充分体现了老子主张的“慈”和“俭”，因此他顺利克服了即位初期的政治危机，使国家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很快呈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开启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文帝因此获得民众的广泛赞誉。直到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捣毁所有能捣毁的帝王陵墓，唯独对汉文帝的坟墓灞陵专门加以保护。
　　“其次畏之”，第三等的政治家是老百姓害怕他的政治家。这自然是指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像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想当年萨达姆穷兵黩武，遭到国际制裁，国内经济陷入危机。国际舆论谴责萨达姆，他却说伊拉克人民都拥护他，还搞了个民意测验，结果竟拥有百分之百的拥护率。伊拉克民众真的拥护他吗？显然不是，他们是害怕他，迫于专制淫威不得不违心地投赞成票。
　　
　　 老百姓害怕的政治家还不是最差的政治家，最差的政治家是老百姓拼命编他的笑话，嘲弄他，蔑视他。例如希特勒，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说：一次他来到一个精神病院视察，问一个病人，是否知道他是谁，病人摇摇头。于是，希特勒大声宣布：“我是阿道夫•希特勒，你们的领袖。我的力量之大，可以与上帝相比！”病人们微笑着，同情地望着他。其中一个人拍拍希特勒的肩膀说道：“是啊，是啊，我们开始得病时，也像你这样子。”在这种辛辣的讽刺、轻蔑的嘲弄中，穷凶极恶的希特勒顿时就成了一个小丑。还有一则关于苏联的笑话说：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回到家里高兴地对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老婆回答：“没有油啊。”“那就煮！”“没有锅呀。”“那就烤！”“没有柴呀。”伊万气坏了，跑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那条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圈，上身竟然跃出水面，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斯大林万岁！”这是在讽刺斯大林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物质短缺，民生艰难。老子的这个政治家等级表，值得政治家们贴在自己办公室的墙壁上，每天对照对照，看看自己属于哪个等级。
　　最后，老子对胡作非为、凶残暴虐的统治者发出了严重警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老百姓被逼得忍无可忍，造反了，那时你再怎么镇压屠杀也没有用。百姓已经不怕死了，你还用死亡来威胁他们，岂不是枉费心机？这是几千年来回荡在统治者头上的惊雷般的怒吼，深沉的老子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历史一再证实着老子的判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朝的命运。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帝国，八面威风，不可一世。但是秦始皇以为马上打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靠暴力能够统一中国，靠暴力也能够为所欲为地压榨百姓。于是严刑酷法，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穷奢极欲。秦始皇嗜杀成性，是历史上少有的杀人魔王。一次他出游梁山宫，看到丞相的随行车马很多，心里很不高兴。有人因此告诫丞相，丞相从此便减少了车马。这个暴君知道后大怒，猜测身旁的随行将自己的不满告知了丞相，竟然下令将自己身旁的随从全都杀了。公元前211年，有不满秦始皇暴政的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个暴君知道后，立刻派人追查，找不到刻字的人，竟然将住在陨石附近的百姓全都杀光。“焚书坑儒”的暴行更是尽人皆知，遗臭万年。就是这样一个杀人魔王，今天居然还有人肉麻地美化他。某位台湾来的江湖先生竟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说是那些被活埋的儒生很讨厌，总背后议论政治。议论政治就讨厌，讨厌就该活埋，这是什么逻辑？秦始皇千古之后总算找到了“知音”。此外，秦始皇又是“仁君”，又是“纯爷们”，这类吹捧都在公共媒体上堂而皇之地宣扬。但是当年秦朝的百姓可不这么看，尽管秦始皇和他的儿子二世皇帝胡亥乃至李斯、赵高等凶残无比，动辄以酷刑、屠杀来威吓百姓，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九百个小百姓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很快就结束了秦朝暴政。貌似强大无比的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二世而亡。

很不错的帖子，值得看看

好文让人受益。顶起来慢慢看

这好像只有赵士林先生的国学六法中的第一法，请问还有剩下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