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灾难预报应由保险公司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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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圣诞节假期在印度洋沿岸出现海啸，吞噬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远近闻名的度假胜地，转瞬间成了被愁云惨雾笼罩的苦海。

这固然是天灾，但也是人祸。刚听到海啸和人命伤亡数字攀升的消息时，我是震惊；但听到多个国家的地震局官员至少两小时前就探测到了地震，只是由于官僚作风延误了通报，而要避免悲剧，许多人只需要十五分钟就可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时，我第一反应是：灾难预报的工作，应该交给市场化的保险公司操办。

这次海啸四十年不遇，四十年不算短。大家想想，假设海啸波及的八个国家的地震局官员，持续四十年，每年都发出一次误报，直到今年才说中，那我问：一，对地震局官员而言，97.5%的误报率能让他们保住乌纱帽吗？二，对死难者而言，2.5%的准确率能说服他们听从警报，花十五分钟跑到高处，躲一躲灭顶之灾吗？

答案是显然的：一方面，地震局官员不愿意承担这么高的误报率。为了降低误报率，他们大事化小，三缄其口，互相推委；一旦出事，他们却不可能负起他人生命的责任。另一方面，同样的误报率——即准确率——却能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游客没有理由不接受准确率高达2.5%的救命警告。换言之，各国地震局官员与老百姓的“利益严重不对称”，是这次海啸造成重大人命伤亡的重要原因。

有什么机制，能克服这种不对称？有！是市场化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职能，可以归结为三个环环相扣的部分，即准确评估风险的或然率，对投保者提出合理的行为约束，并分摊个别投保者遭遇的损失。这三合一的职能，完全适用于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和预警。

首先，保险公司有强烈的动机，对天气、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进行恰如其分的的探索、分析、评估、公布和预警工作。如果某个保险公司高估了灾害发生的概率，它就会向当投保人索取过高的保费；这样，它就会被其他索取较低保费的保险公司赶出市场。反过来，如果低估了灾害的概率，它就必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索赔，最终被自然灾害打败。

结果是精算。这已经是保险业的基本事实。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险种，就有不同的赔率，背后都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和统计数据支持着。竞争中的保险公司，时刻都在孜孜不倦地修正着精算的结果，追求着对各种或然事件的更准确把握。

据说海啸前夕，某国的地震局官员以传真方式向其实已经退休的内政官员通报情况，而澳大利亚使馆向另外某国使馆传递的消息，被认为不合乎外交惯例而被搁置。要是让市场竞争中的保险公司负责预测和预警，延误了就得支付天文数字的赔偿，它们至于连电话都不会用吗？

当然，如果让保险公司从事灾难预报，它们为了减少灾害引起的索赔，很可能会增加误报的次数，从而增加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问题是，误报不可能毫无节制地增加，因为保险公司之间有竞争，而减少误报，从而减少经济损失，也是保险公司的竞争目标之一。

更重要的是，预防灾害是有代价的。五年前，强烈飓风“弗洛伊德”吹袭美国，当风向未明朗之际，东南沿岸二百多万居民，在官方的敦促下紧急疏散。数以万计的汽车造成大塞车，被佛罗里达州政府称之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后来虽然证实天气预报错了，但紧急疏散的决定，绝不应该受到责备。

道理很简单，为了避免无法确知的意外和灾害，我们不得不在事前额外多付一点代价。从事后看，因为飓风并没有吹到，紧急疏散的确造成了诸多不便和经济损失；但若飓风真的吹到了居民区，那么你事后无论再作多少次疏散，也无法挽回飓风所造成的的人命和财物损失。

再有，让保险公司来从事天气、地震和海啸的预报，还能加强对投保人的行为约束。不守规矩的投保人，得不到赔偿。如果保险公司对游客发出了警报，游客就有义务疏散，否则灾害一旦发生，投保人就得不到赔偿。这种由保险合约赋予的约束力，也有助于减少高危地区和高危时期的潜在伤亡。

愿死者安息，也愿市场机制加强人类追求知识和传递消息的动机！

转自http://www.stevenx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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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公司 Steven 佛罗里达州 Steve 自然灾害 灾难 预报

好文，至少比下面这篇好多了。

不过公众似乎比较喜欢下面这样的写法。

海啸让经济学家走开

证券时报/程实

　　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埃格兰1月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承诺向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受灾国提供捐款的总额已升至20亿美元。如果有人对国际社会的慷慨解囊嗤之以鼻，你千万不要

惊讶；如果他进而断言印度洋海啸不算太糟，你更不必为此怒发冲冠。因为很显然，有如此另类想法的人必然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世界的一条金科玉律是：激励是重要的。曼昆那本经典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就将此奉为经济学公理之一。如果从激励角度出发，灾害后的经济援助是全无“经济理性”的，因为这种对灾害后损失的救助降低了灾害的伤害程度，减少了灾害引致的痛苦，这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受灾国对灾害的接受度，使其缺乏缩小灾害振幅和防止灾害重现的激励。

　　这套逻辑听起来荒唐，但在经济学界其实并不鲜见。著名经济学家巴罗曾经在他的文集里不无自豪地提及他和爱尔兰传奇摇滚乐队U2关于非洲艾滋病救助的争论，当宅心仁厚的U2试图说服巴罗参与改善非洲艾滋病患者生存环境的活动时，这位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守望者却斩钉截铁地予以了拒绝，因为经济学素养使他坚信，所有减少艾滋病痛苦的努力都是对预防艾滋病的负面激励，本质上是无益于消灭艾滋病的“蠢事”。

　　经济学家们甚至会“大逆不道”地以为灾害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灾害可以通过“创造性的破坏”刺激灾后生产，拉动经济增长。这里的逻辑来自于经济学所谓的“破窗理论”，打碎玻璃能够产生玻璃生产需求，进而引致各种派生需求，无异于给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

　　然而实际上，对海啸或是艾滋病的灾后救助在普通人看来是如此的理所当然，而灾害本身更不会是什么大快人心的好事。为什么经济学会如此薄情寡义？这必须得追溯经济学的哲学根源。我们这里说的经济学，指的是源自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西方经济学，这门配置资源的社会科学是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这就注定了其世界观的偏颇。就连经济学鼻祖斯密本人在自己的另一本传世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也以“利他主义”为核心颠覆了自己的经济学世界观。

　　经济学是一门以价格为中轴的社会科学，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它的边界。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价格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例子。既然不能给生命标价，那么经济学习惯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无从施展。一味牵强地抬高经济学的“显学”地位，扩张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纵容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肆意渗透，只能得出有悖于人之常情的冷酷结论。

　　关于海啸的经济学分析至少提醒了我们，在面对其他诸如“扩大贫富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降低失业保险有助于充分就业”等稍显另类的经济学论断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家的话也并不总是令人信服的，没有边界的学科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这位程先生学过经济学吗？怎么竟然也自称自己是什么“金融系博士”？！

另外，尽管我极端坚持市场观点，但我还是不能同意薛兆丰的观点。保险公司只有动机对他们承保的那一部分资产的风险进行评估，而灾害预测则是非排他非竞争的典型的公共品。薛忽略了很多“市场的“制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