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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小凯教授为主要代表人物而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思想萌芽于中国本土，其体系则形成于美利坚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长为一颗枝繁叶茂的理论大树。近几年它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在青年学子中激起了热烈反响，并得到迅速传播。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这句话点出了杨小凯教授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要领略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我们必须洞悉其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的实质。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现在，我们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 1977）、克鲁格曼（Krugman, 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 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 Jones，1995a, b, 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 Jones ，1995), 杨（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 1995a, pp. 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斯密－杨格定理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定理。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我们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酬。
可见，以斯密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经济现实。但是，仅有分工理论还不够，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理论。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那如何才能演进到一个以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呢？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科斯就出现了。他说，分工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对风险的厌恶也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保险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张五常（1983）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力交易费用低于产品交易费用的结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中却没有直接的经济增长含义。而贯通斯密、杨格、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理论的，则正是杨小凯等人。他们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同时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从而彻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上述缺陷。他们的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这样，一个新的理论通途就开辟出来了。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同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各分支学说的左修右补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真可谓气薄云天。在它看来，经济学只需要一个框架。在新兴古典框架下，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等，将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主流经济学大河。
贺学会的文章说，杨小凯教授的贡献更在于“内生经济分析”。此话当然一点不错。但是，这样说却不能准确刻画出新兴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塞尔、克鲁格曼、罗默等人都是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其直接标志就是提高了经济分析的内生化程度。但是，他们的理论往往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此方面内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彼方面的预见却又同现实大相径庭。他们的理论中，总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挥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沿用的分析框架扼制了其理论的生命空间。当你在新古典框架内左冲右撞总也找不见出口之时，你不妨因循杨小凯指点的途径前行，你会发现世界顿然变得开阔。无疑，新古典经济学是博大而精深的，也正是植根于这种博大精深，才有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天高云阔。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充足的养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二
阿罗称赞杨小凯将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其实就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内核，正是分工与专业化思想。但是，马歇尔却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分工问题。因为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前，处理古典分工与专业化概念的数学方法还没有发明。马歇尔于是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即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人不能选择其专业化水平，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即分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外生给定的。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厂商的存在也是外生给定的。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就从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框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参见Yang & Ng, 1993）。而斯密、杨格、斯蒂格勒、科斯、张五常、杨小凯等人，则代表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们将分工等经济组织问题视为经济学之核心。
要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形式化，新古典边际分析不够用，我们要用到超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也并非天外来客。它既同边际分析有关，又不尽相同。贺学会和赵红军的文章谈到超边际分析时，都以为其只包括两步，即首先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求出其最优解；然后再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从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点解。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如果只有这两步，那么在马歇尔时代就完全可以做到。超边际分析不只包括这两步，他们忽略了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即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如果没有这第一步，则根本无从进行超边际分析。而且，对每个角点解进行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际分析。
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两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这在数学上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因此，在“两个人两种产品”的经济中，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6＝64。其中有63个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用公式表示就是23m－1。其中m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种可能的决策，1表示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23×3－1，共有511个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问题就出来了：如何才能从这63或511个甚至更多可能的角点解中找到最优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2种产品，我们就要逐一计算63个角点解的最大值，然后进行总收益－成本比较？在现实世界中，单个的决策者会根据他面临的特定限制条件来解决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正如赵红军提到，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超边际决策），但作为经济学家，关键是要将其纳入经济学形式化的分析体系。马歇尔显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这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理论界的难题，被杨小凯成功地解决。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假如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意味着专业化生产比自给自足生产效率更高）和交易费用，则一个人的最优决策决不会是同时购买和生产同一种商品，而且最多只卖一种商品，尽管他可以生产几种商品。简单地说，我们将这称为文定理，因为文玫（Wen ，1996）将这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的情形。文定理意味着，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少得多。目前，一个更强版本的文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也已被姚顺天证明。这就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有了文定理，我们就可以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比如2种产品有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情况，如果用文定理排除，内点解和绝大多数角点解就永远不会是最优。我们实际上只需考虑基于3种模式的3个角点解。第一种模式是，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都自给自足，没有交易行为发生。第二种模式是，专业生产粮食，用卖粮食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模式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卖衣物的钱购买粮食。也就是说，一个人进行决策时，只会选择这三种模式中的一种。
实际上，杨小凯教授为简便起见而在教材中称第二步为一个“给定角点解的边际分析”，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导，因为第二步涉及到很多边际分析不适用的角点解。他的本意是，如果你假定一个角点解中所有为零的变量都不在决策问题考虑之列的话，则第二步看起来就象是边际分析。严格地说，边际分析只能运用到内点解，而不能运用到角点解。但是，如果你假定一个角点解中所有为零的变量都不存在的话，则一个角点解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内点解。这样，对角点解的分析看起来就象是边际分析。比如，自给自足模式角点解的6个变量是：2种产品的自给量为正，而2种产品的购买量和售卖量各自为零（不加考虑）。这看起来就只是求最优自给量的边际分析。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之后进行的对不同角点解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是一个创新，因为经济学家在1950年代就已经知道这一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即使运用了非线性规划也是如此。但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不仅要用到非线性规划，而且内点解不可能是最优。角点解是一个通例而不是例外。
贺学会和赵红军等人认为超边际分析的第二步只是单纯的边际分析，原因就在于此。此外，他们之所以认为超边际分析只包括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因为杨小凯教科书的模型中大多数是由“两个人―两种商品”组成的经济，第一步排除不可能为最优角点解的过程并没有一一重复列出，书中的超边际分析大都是从第二步开始进行的，很多读者不会注意到第一步。而恰恰是这第一步，才是超边际分析中的一个重大技术突破。的确，如果依样画瓢对书中的模型进行求解，我们采用两步法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超边际分析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在一篇独立的论文中用两步法进行超边际分析，审稿人就会这样问你：为什么不对每个角点解，而只对少数几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两步法断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完整的超边际分析应该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可见，超边际分析脱胎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的威力要远远大于边际分析。哲人说过，天才与常人之间，只不过一纸之隔。在这薄如蝉翼的纸被捅破之前，人们被迫在漫长的黑夜中探索。尽管超边际分析亦非万能之器，但你至少可以借助它的光亮，走出眼前这片黑暗。
三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眼中，新古典分析框架固然有不少缺陷，其分析工具固然不足以分析经济组织问题，但它100多年下来形成的研究方法却是完美的。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所谓四层次研究法。它是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实践的一个缩影，其魂魄所在，乃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完整地继承。
这四个研究层次包括：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或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人的自利行为。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如果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考虑时间因素，则分别会有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及什么是应该的这类与价值判断有关的问题，而只问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得出这种后果是否对全社会有利的判断。
如果只是这样抽象地介绍，你可能还无法体味到这种方法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是何等重要。实际上，是否自觉遵循这种研究方法，正是检验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是计划思路还是市场思路的标尺，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同一个管理学家或工程学家的区别所在。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而作出决策，而且用均衡的概念研究不同个体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折衷。这种发生在市场上的全社会两难冲突，要比单纯个人决策中的两难冲突复杂得多。
经济学同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之间的差别，正与两难冲突的这两个层次有关。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不是个别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是无数个体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而管理学家往往将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当成一项精密工程来计划地对待。这种思路同兰格的计算机社会主义异曲同工。如果用管理学家的思维来管理国家经济，那出台的就多半会是一堆计划色彩浓厚的做法。但管理学家，尤其是生活在有浓郁计划传统的中国的管理学家们，却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回头想想，80年代在中国曾盛极一时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根本就是一个计划的思路，会将中国的改革引向歧途。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从来不用计划的思路来思考问题。他们一定是先研究个人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的自利决策行为，然后再研究这些个体决策交互作用会产生何种经济后果。也就是说，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由下至上”而不是“由上至下”的。经济学家的本分不在于改造世界，而更多地在于解释世界。那种由上至下的中央计划思考方式，隐含地需要借助一个神灵的辅佑，但你不是神，你怎么可以为无数的个体预设目标？所以，经济绩效好坏的关键，取决于个体是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取决于是否有一套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和控制政府权力的宪政规则。
如果你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四层次研究法就应该深入脑髓，成为你思考问题的自觉方式。这实质上就是要牢固地树立起经济学的信仰。经济学信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无形之手乃上帝之手，有形之手则来自人造之神。人是不可以造神的。古今多少憾事，不都因人们敬畏人造之神而起？我们要牢记斯密下面这段至理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这段话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官员们美丽的诺言。每个人必须先救自己，然后才能救别人。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每个人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公平竞争，才可能创造共同繁荣的利他世界。
四
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性区别，杨小凯教授在“再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答黄兆基”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此文收录在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中，读者可进一步地查阅。我要顺便提及，茅于轼教授是最早对杨小凯教授经济学贡献进行系统介绍的国内学者之一（见“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介绍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一文，载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但在我看来，他对杨小凯学术成就的介绍中，也有一些欠准确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杨小凯教授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个新学派的思想，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追踪他的思路。
读过杨小凯的书，你不得不佩服，他能将一门枯燥无味的经济学煅造得如此妙趣横生。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教材，就象听故事大王讲身边的故事。而如果你偏又钟情于数学符号，则那里也大有你用武之地。当你在读了大学、硕士甚至博士之后发现自己对经济学还是半懂不懂时，你可以去读读杨小凯的书。他会将你带到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你会突然发觉，什么什么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权理论、工业化理论、城市化理论、新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等等之间，从此不再有与邻为壑的边界。这种在经济学各个领域之间纵横自如的感觉，是何等地心旷神怡。学习经济学就象练习武功，如果不将全身穴道贯通，则武功就总也难臻化境。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种经济学，如果你将这门学派的内容尽在掌中，则你对经济学就会一通百通，达到一种登高望远的境地。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从马歇尔开始，经过100多年的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其中新的流派层出不穷。一种流派要成为主流经济学，其观点要经受时间的洗礼。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开放的体系。在杨小凯的教材中，你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内容，也可以系统地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你可以饶有兴趣地一页一页往下读，看新兴古典经济学如何同新古典经济学面对面地交锋，看最终到底谁将一领风骚，而判定胜负的裁判不是别人，正是心明如镜的你。这是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大体框架已经形成，其基础理论层面的一些技术难题也已为一批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解决。但是，这个学派毕竟处于初创，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做出重大成果。你可以批评它、发展它，也可以试着推翻它。无论如何，这都是经济学的幸事，学术的幸事。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学子们，借着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个生机勃勃的舞台，向经济学的顶峰发起冲击！你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怀疑或不满的地方，也许正是你日后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出发之地。
让我们一起，为学术的昌盛祈福吧！
来 源：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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