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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以中芯国际等为主主力军的企业在芯片的“流片”产业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还远远不够。仅以光刻机而言，2万多个零部件（尤其是组件）都要质量性能过关才有可能保证整机的量产。因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控模式用于芯片产业链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中国的芯片设计能力与国外相比，差距不是很大，但“流片”产业水平差距就比较大了
1、产业基础差，装备水平低、工艺水平不高，人才匮乏。
2、西方国家对中国芯片的打压集中在芯片制造的流程方面，只要中国拿不出7nm及以下的工艺装备，西方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就不会放松。
3、除了装备，“流片”的耗材或辅料（比如高纯气体和助剂以及“光刻胶”等）中国基本靠进口。比如7nm光刻胶生产国虽然主要是日本，但是一旦中国解决了光刻机等工艺设备，美国必然会采取断然措施限制本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前有日韩“口舌战”给韩国芯片企业“断粮”的教训，后有台积电迫于“美国的供货渠道”不得已压缩与中国企业的合作的事实。华为尽管很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采取“备粮备荒”的措施，但毕竟仅以自己的一己之力还是不能完全解决企业乃至国家产业的发展之需。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学上讲的“国际分工合作”，只是一个“理论范式”。在单边主义的世界格局下对中国而言，已经变得非常不可靠。
4、芯片产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因此中国必须从战略上筹划应对措施，不能忽略任何一个环节。
二 中国怎样冲出这一”牢笼“呢？笔者有以下建议
其实，新中国发展的整个脉络就是在不断地“关税遏制”、“禁运”、“技术封锁”、限制人员交流等手段下走过来的。可以说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器”都是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自力更生努力下实现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的的优势，这一点在“求大于供”的宏观条件下体现出了一种“体制的优势”。刘易斯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予以了肯定：“如果政府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加上具备切实可行的实现措施，那么计划优于市场。反之，市场机制优于计划体制。”
再以光刻机为例：光刻机的技术总体包含“光、机、电”+工艺4大部分。“光”指光学镜头的分辨率和光的聚焦；“机”指机械运动的精度和准确度以及稳定性；“电”指设备驱动、状态检测和信号反馈控制；“工艺”就不用解释了，与一般的制造工艺概念差不多，只不过强调的是“流片”过程中的“工艺上机”更严格，条件更苛刻。通常的智能化控制水平至少在95%以上，尽管如此，人工干预还是不可或缺的。流片工艺最关键的是工艺的标准体系是否完善可靠，这就需要理论+人的经验积累和归纳演化的提升。世界上所有大的芯片代工企业在这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这种核心的工艺的经验积累永远不会告诉你。比如，日本小松可以免费提供其《KES工艺标准》，但如何保证实现这个标准的所有经验方法都不会泄露给用户和合作商。
“中国制造”最大的缺点就是：“重设计轻工艺，重产量轻质量，重生产，轻管理，重理论轻经验，重整机轻材料”。中国企业确实要向日本企业学习“不宜大而不强，不以小而不精”的经验。
过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的，有利也有弊。现在搞“集中力量办大事”就需要改变这种情况——用计划指令+市场机制的模式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来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在这其中，从体系的管控角度来讲，“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全面质量管理提供了一种“体系的机制”。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管理大师石川馨教授访华讲学时就关注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内涵的“企业禀赋和内生动力”并在此后的“日本制造”得到实践的验证。这是总的概括。
三 从芯片产业链的目标分解来看。以光刻机为例，我们考虑一下“模块化”的概念
1、光——光学透镜是光刻机的核心部件，光学透镜性能的关键在于光学材料和研磨工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机械研磨还不能完全代替人工研磨。从荷兰ASML公司到日本小林研业，高精度光学透镜最终还是需要靠人工研磨完成。ASML公司的7nm光刻机所用的透镜，由一个高度专业的，世代相传的家族式人工研磨团队来完成；同样，日本小林研业为苹果公司的手机表面处理也有一个类似的人工研磨团队来完成。这些团队的成员都是研磨的“大国工匠”之类的人物。他们的“触感”可以感觉出几个纳米的差异——一种“心与手的契合”。光有理论还不行，还需要精湛的技巧。这种产品，大企业未必能做好，倒是某些颇有专长，规模不大的研磨加工的老字号能胜任，即高度专业的“小而精”企业。
2、机——精密机械，精加工手段。就像3D打印一样：设备精度一般要求满足不大于1/3允许加工误差的要求（比如7nm光刻机，加工位移误差应在2nm以下）。中国数控机床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但是在精密未加工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3、电——高精度智能控制系统中，传感器是监测和反馈控制的核心部件。而传感器的敏感头的精度是决定传感器精度的关键，还有信号转换的A/D,D/D芯片也是很关键的器件（当然，这一部分差距还不大，关键在于传感器的敏感材料国内空点还有不少，如果进口（只有那几个外国企业能提供），也不能排除美国的制裁和打压。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一旦中国的技术水平接近到一定水平。美国还会出手遏制中国的“新需求”。所以中国制造一定要有“华为的危机意识”。
4、工艺——工艺水平有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再好的理论也不可能先给出一个完美的工艺技术。人不在多，而在技术能力。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里讲到的“如果企业的禀赋和内生动力不足，那么你就是买来技术专利也用不好”，更别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此技术人才的培养要精而不是只讲“量”。这一点。田长霖已经告诫过我们多次“大学不能大而化之，要有大师，要能培养出大师”。现在的大学本科和专科职业院校一定要紧紧抓住学科建设，不能一味的强调办学规模。而且对于工科而言，要鼓励工程师和“大国工匠”走上讲台，走进实验基地。过去企业邮局调侃的话“工程师画个圈，技师点个点就是眼睛，至于这个眼睛有没有神，那就看工程师和技师之间的造化了”。话虽糙，道理在那里明摆着。
“三结合”是什么意思？按照QC理论的新解释就是管理者、技术人员和一线操作者在技术攻关活动中（即朱兰“螺旋上升”理论中的PDCA循环）从各自的角色发现问题，共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连续的循环上升过程，从而不断在新的层次上提高水平。
大学一定要重点加强学科建设，哪怕一个大学只有一个学科专业，只要你是世界一流水平，就足以称之为“名牌大学”。因此高等教育一定要转变办学的思维。从人才的角度来讲，尽快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层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战略思维
四 产业链的“工业树”原理
从产业链体系来讲，每一个”节点“都有大文章要做。就”流片“而言，理想的”链条“就像棵”树“——主干是大企业，像台积电、西门子、阿尔卡特、罗罗公司······，而这颗”树的“枝叶”就是千万个”追求精湛，追求极致，高度专业“的中小企业。即产业链从主干到分支环节都是“关键控制点”（借用QC理论就是“关键工序控制点”。），从一个螺丝到一个数控模块，从一个聚焦光路到整个信号反馈系统，从光刻胶到高纯辅料，所有的高性能、高品质材料、零部件和软件程序都在这些“不求全只求专”的”创业板“龙头企业中诞生出来。只有这样，一台光刻机就从设计到”精品组合“，再经过最好的工艺调试，就能从生产线上走进用户的厂房里”发出奇异的光彩“。欧洲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的模式。
上世纪70-80年代，瑞士的企业90%是中小企业，但乌斯特公司（根据纺织部情报所资料该公司当时只有86个人）提供的硬件产品和质量水平评估的世界排名（即《乌斯特公报》）在WTO框架内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世界纺织品领域，WTO成员国的海关商检和企业都以此为评估检验的依据——“一棵小树遮盖世界”。这是一个“不以小而不为”的范例。
中国工业不仅要讲“大国重器”，也要强调“小而专精”（没有合适的名词表述，笔者把它称之为“工业树”原理）。只有打好基础，才有“弯道超车的可能。
发展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但是国家安全和国民的福祉不会受任何政治势力的阻止。对于扛着“美国优先大旗”的“蓬佩奥们”，拿范增先生的一幅画《我就这样了》来对照他们，实在是恰如其分。美国霸权的任何企图都不可能阻拦中国的发展之路。“待到山花烂漫时”，“试看试看天下谁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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