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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大问题
丁礼庭
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全体国民实现了温饱，大多数市民实现了小康。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都将给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此葬送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此，我们把这些主要问题分析如下，希望引起广大民众和有关人士的重视，同时也欢迎大家提出不同观点，让我们进一步共同探讨。
（一）、目前我国现实社会中违反“民主宪政”原则的集权管理体制所造成的绝对的权力带来的绝对的腐败，是目前我国所有重大问题的症结。
“民主宪政”不但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科学的、先进的政治体制，她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设计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的政治蓝图时，也为我们确立了民主的政治原则：“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19页）“（巴黎公社）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集第375页）由此可见以“全民普选”和“廉政”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
同时，以“全民普选”和“三权制衡”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宪政”，和以“司法独立”、“立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主要原则的“法制体系”是制约以权谋私的腐败的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措施，在集权管理体制造成的绝对的权力的前提下，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所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神圣的法制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因此我们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因为以权谋私的腐败造成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广大民众，如果我们能够在民主的原则下，运用民众的力量，利用在野的反对党派，利用自由的新闻媒体出版的舆论监督的话，那么将大大提高当权派的腐败成本和腐败风险，只有当社会上普遍实现腐败成本和腐败风险大大地大于腐败收入时，只有使大多数当权派想贪而不敢贪时，我们才能有效地制约腐败。
其次，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它必然地会造成二极分化，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以“民主宪政”、“法制体系”和“福利制度”三大原则来保障民众意志对各项社会政策的最终决策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占社会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从而把二极分化控制在允许的、合理的范围内，以便实现最大限度的、相对的社会公平。
在此，我们必须辩明在民主政体和反腐问题上的三大误区。
其一是；阿罗不可能定理认为在满足几个弱小的公理的前提下，集体决策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这个角度考虑，凌驾于集体决策之上的选择可能更容易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有人认为；专制的暴政不一定是坏事，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是在君主专制下达到，问题是实施专制的君主是不是贤明的。并且有人以此引伸出民主和专制之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之争。对此，我们认为集体决策虽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达到帕累托最优，但谁也不可否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保持决策的基本正确性。而专制政体虽在明君的统治下可能会更有效，但如果把全体人民和国家命运压在某个人身上，这不但不合理，也不可靠，这种赌博风险太大，问题的关键是专制制度一旦确立，“明君”有朝一日“变脸”，或继承者是“小人”，那么国家，民族和人民很难及时纠正，而必然造成社会灾难。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长达十年之久，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的证明，并且这种历史教训不是大大地多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吗？历史事实也是有力地说明专制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并非“明君”，而“小人”居多。这是和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有关。因此我们说：这种专制制度到底功在那里，利在何方，历史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民主和专制之争是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之争的谬论。
其二是：腐败问题不可避免，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都肯定地在存在腐败，像美国这样的，具有健全的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同样有腐败，并以此引申出对民主政体在反腐问题上的有效性的怀疑，以此为专制政体寻找存在理由。对此，我们承认，在任何社会模式中，就是在民主政体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腐败，这和其它犯罪一样不可能全部都避免，这是和人的本能和本性是自私的有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否认两者在数量上的差异，量变会引起质变，对特权社会的认定，不是看它有没有腐败行为，而是看它的腐败行为是否普遍存在，并占主导地位，并且老百姓一般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腐败。历史事实告我，凡是腐败的、罪恶的政权，必然地和专制相联系，而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古代社会姑且不论，从近代看，不管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还是斯大林和前东欧国家，甚至是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前印尼的苏哈托，前菲律宾的马科斯，还是蒋介石政权，更有一些非洲穷国，他们都不可否认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专制倾向。 在民主政体，人权健全的国家和社会中，虽然也存在腐败，但不得不承认只是个别现象，至少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老百姓靠自己的力量较容易得到纠正。而谁又能否认这些历史事实呢？
其三是，有人借口以中国人口众多，人口综合素质较差，经济落后，因此民主对广大民众来说，只是一种他们没有能力享用，也无法享用的奢侈品。但我们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毛泽东曾经讲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怎么到了关键时刻，群众变成了连民主也无法享用的“群氓”了？我们认为民众最知道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只要不剥夺他们的应有权利，他们最知道怎么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如何保障民众利益，是民主政体，也是所有科学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的目标。因此那种把民众当“阿斗”的所谓社会“精英意识”的实质，就是以此为借口，以便达到长期剥夺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以便进一步通过以权谋私来剥削广大民众利益。而这种剥削，才是真正的、阻碍历史进步的剥削。而那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资本的正常利润的事实，并不是真正的剥削，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的正常利益，它虽然回带来二极分化，但是它完全可以通过完善和健全的“民主宪政”、“法制体系”、“福利制度”将它控制在允许的、合理的范围内。我们甚至可以拿印度为例，印度和我国的人口数量、人口文化程度、人口素质、经济水平等条件甚至比我国还差。但是他们那里的民主原则不是贯彻得好好的吗？至少他们在制约腐败和饥荒救灾等方面比我国效果好得多。比如，拿饥荒救灾来说，在民主体制下，一般都能及时救灾，并迅速采取措施，恢复生产。而在集权体制下，必须有待于最高领导想明白，然后才能有具体措施，因此印度建国以后，几乎没有重大饥饿死亡事件，就是遇到灾年，一般也能及时救灾。而我国仅六十年代初，就因饥荒而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三千多万（《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著 程晓农译 著者系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极其成因》）几乎和八年抗日战争总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差不多，而且饥荒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最后，民主体制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依靠明君、清官来恩施，因为历代的明君、清官都是以王权的巩固为最大原则，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以忠君为前提的。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政治原则都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的观点来分析，任何个人、集团和政党都不可能自愿地、自觉地放弃巨大的政权垄断利益而主动放弃政权垄断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主问题，和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一样，都必然是通过广大民众的奋斗拼搏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到“人”的因素上来，必须强调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的主题必然是“人”。要搞制度改革，必须首先重塑国民人格，必须从不断提高“每个人”的综合素质来切入主题。因此我们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唤起民众，其次才是经济建设。回观历史，中华民族从“五四”以来，无论是胡适、罗隆基还是建国后的张志新、林皓、遇罗克等，走的无一不是“精英路线”，就是鲁迅，虽然能够直面、解剖弱者人生，但是也不能够真正走向工农，真正做到发动工农。因此我们的前辈都在争取民主的历程中失败了，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在中华民族争取民主的道路，“精英路线”绝对走不通，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社会变革，都必然有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充分发动民众、发动工农，最后由广大民众起来，才能实现和完成社会变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世界上最空虚，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广告词——“打土豪、分田地”，通过整整二十八年精心细致的努力来发动广大农民，才能最后夺取政权。因此，在中国，只有真正发动民众，才能最后实现社会变革。所以，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并不是“接受工农再教育”，而是一个“教育工农”、“发动工农”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以“人”为中心来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当全体国民之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之独立人格真正得到重塑和确立之时，也将是我国民主宪政，制度改革实现之时，更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之日。
（二）权大于法，司法不独立，立法不独立，有发不依，执法不公，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是目前我国法制建设中的最大问题。
目前我国的法制状况是：一方面，目前是我国法制建设最好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是，目前我国还是存在着严重的权大于法造成的绝对权力不断干涉司法公正而引起的司法腐败，这是我国目前法制建设过程中的最主要问题。因此集权管理体制制约了民主建设，同时也制约了法制建设。法制的完善和健全必须依靠民主的决策，而民主原则必须以法制为保障。二者相辅相成，是任何文明社会的基础原则和根本理念。但是，如果没有民主体制，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神圣的法制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苟延残喘。因此，我们在此再次强调，是民主还是集权，是法治还是人治，是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到底是不是权大于法的标志，就是司法和立法是不是独立。因此，“全民普选”和“三权制衡”也是“民主宪政”和完善的法治体系的根本标志，也是会不会出现大面积腐败的根本标志。而如果把民主和法制控制在集权体制下。那么必然形成权力干涉司法的结果，司法腐败也就不可避免，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我们认为，在目前严重的腐败状态下，立法机关必须马上出台“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干部私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法律条文。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在我国反腐败压力如此之大的时期，我国的立法机构为什么不及时出台这一能够有效制约腐败的法律条文。因为一旦当权派公开申报了自己的个人财产，那么不但可以有效制约他们今后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进一步清算他们以前的腐败行为，因为公开申报个人财产必须说明这些财产的来源，一旦和公开个人财产和正常的收入不附合，相差距离较大的话，就完全有理由司法介入调查。但这一连中学生都明白的、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却至今不见音讯，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央的反腐败的决心。
（三）、有没有完善和健全的福利制度，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也是任何强国的必备条件，更是中华民族自强复兴的前提条件。
目前我国在一千美元的人均收入的水平下，我国的福利制度却是如此地支离破碎，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救助几乎等于没有。不但严重影响广大劳动者及其后代的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而且严重制约我国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持续高速发展。
（1）、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已经步入了经济大国的行列，但由于人口负担过重，去掉人口增长因素，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比率也是较低的，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上则是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第二个更重要的，更有效的就是提高人均经济水平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依靠内涵来持久地发展经济，而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综合文化科技素质，而这一重任就主要地落在教育工作上，因此看一个国家经济上发展有没有后劲。主要的就是看其教育水平。纵观当今所有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教育上的发达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再次崛起，很大原因是由于他们能在二战战败，在遍地瓦砾、满目疮痍的情况下饿着肚子搞教育的正确决策。因此教育综合水平，不但事关人口综合素质，而且事关中华民族自强复兴大业。
但是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和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不但严重影响了全人口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因此首先必须切实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保证100%的入学率，实行切合实际的教育经济救助措施，决不允许任何儿童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大幅度降低高中和大学的收费标准，同时大幅度提高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进行高中和大学教育收费的级差梯级改革，国家财政保证“公立”学校的低学费收入造成的学校资金缺口，同时也创建部分高学费的学校，以满足高收入阶层的要求。
其次创建低成本、底费用的（甚至可以是免费的）成人教育，特别是利用现成的中小学校舍来开办民工夜校，对广大民工进行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以便从提高弱势群体的劳动能力为基础来不断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最后，实行财政上劫富济贫式的经验经费地区统筹分担制度，以便有效地缩小由于地区间财政收入差别造成的教育投入的差别。
（2）、近日中央高层领导已经公开承认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主要的决不仅仅是市场因素和政府财政投入太少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医疗腐败造成的医药、检测费用虚高。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上医院看一次感冒之类的小病就得化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亲身经历。因此，我们在此预言，如果我们新的医疗保险制度不能运用民主和法制手段来有效地制约腐败的话，单靠政府财政有限的增加，根本填不满由医疗腐败造成的医药和检测费用虚高的黑洞。在目前的非常时期，我们必须实行药品价格管制，以生产成本加合理的毛利空间来从严管制医药价格，必须大幅度压低药品销售费用，从源头上控制药品价格，这主要是因为药品价格是低弹性，甚至是无弹性的价格特征，所以市场调节对它的调节功能非常有限，必须在非常时期实行价格管制。并且还必须从严打击医生对病人提出的不必要的医疗检测，从严打击医疗腐败。
同时，适当提高医生诊疗的人工费用和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来弥补医院亏损。
（3）、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房价，特别是必须从控制地价着手来控制房价，并且大规模开发经济适用房，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4）、适当地、逐步地、合理的不断提高各地区最低工资水平，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
我们决不能光看到提高工资造成的生产成本和物价的提高，甚至完全没有必要为由于工资提高造成的出口价格的提高，会影响我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担心。因为我国出口的工业品价格有足够的竞争空间来提高工资水平。其次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但能够通过有效提高劳动者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有效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且还能够通过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最后，它也是缩小二极分化，实现相对公平的有效措施。
那么以上措施造成的财政缺口怎么补，主要措施就是向反腐败要效益，根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节目报道，我国每年光流出的赌金就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其中还不包括其他类型的腐败资金，只要我们能够运用民主和法制截留70-80%的腐败资金，就可以为我们办好多有效的事情。其次，国企私有化所得的国家收入也应该是福利制度的重要的资金来源，因为大部分国企的财产本来就是已经退休的和正在工作的职工创造的财富，从“取自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出发，以国企私有化所得资金用于民众福利完全合情合理。
（四）、切实地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保证。
在这里，我们必须切实地从根本上解决四大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和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来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的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这已经在上面第（三）点中详细论述了，在此不再详细展开。
第二，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废除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切歧视农民的制度，记得“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先生在农大演讲时列举了十几大对农民歧视的制度，简直可以说是我们的不合理的制度直接造就了我们自己的“三农问题”，如果不能成系列地改变和废除这些不合理的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第三，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问题，这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而且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既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上向农业倾斜，还必须从价格调控上提高农产品价格。甚至在必要时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使我国农业有能力自己解决发展所需的资金。另外我们还必须从长远计划我国农业的规模发展问题，因为从长远看来，我国农业不可能长期地依靠单干和分散经营。从单干和分散经营向规模生产和集约生产发展，是所有农业发达的国家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农民以土地、生产资料、资金自愿地、民主地组合成股份制企业是我国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一个不错的设想。这就有待于专家和政府的设计和引导，更有待于政府从利益上来激励。
第四，我们必须切实解决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问题，目前农村人口一般都向大、中城市流动，这自然地增加了大城市的各方面的压力，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规模太大反而不利于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一般都离乡不离土，近距离流向中小城市，在返乡和文化习俗的适应上更有利些。这又要求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各种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比如西部大开发就是非常有效的决策。
（五）、储蓄率过高，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由于福利制度的缺失和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造成民众生活后顾之忧严重，。如青年人大量储蓄为买房，中年人为子女教育而储蓄，老年人则为巨大的医疗费用而储蓄，所以大多数国民都不敢放开享受他们应有的消费水平，大家都严重地消费不足。我国的储蓄率长期超过40%。同时，我国收入差距不合理地拉大，使社会财富不合理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正常发展，而近十年的消费萎缩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而长期的外贸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遭遇美元恶意贬值，直接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另外严重的内需不足，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如果长期地以投资需求来垫补消费需求不足，必然造成长期经济隐患，因为投资需求必然创造几年后的供给，也必然造成几年后的生产过剩的经济隐患，如果再加上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完全有可能由此葬送改革开放的大好经济形势。
最后，我们认为：国强，首先必须民富，可以说，民富是国强的唯一的基础和标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全部都是“藏富于民”，都造就了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归根结底，到底是让大多数民众富起来，成为中产阶级，还是让少数人富起来，让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也是最终能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决策，也是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南美发展困惑的最终区别。
因此，完善和健全我国的福利制度，有效地控制二极分化和缩小收入差距，增加民众的生活安全感，让他们尽情地享受他们应有的消费水平，是降低储蓄率，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根本保证。
（六）、以权谋私的腐败造成的大量金融坏帐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引发全面经济危机的定时炸弹。
目前在我国金融领域以权谋私的腐败造成的大量金融坏帐，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完全有可能由此而引起全面经济危机。英国 <银行家>杂志也谈到截止2002年12月, 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了1万4千亿人民币 。而到2004年7月，德国经济周刊估计不良贷款已上升到四千亿美元 ( 超过三万亿人民币) 。某些国外金融专家估计，中国银行业积累的呆帐数额现在就已经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60％ 。2003年11月份，标准普尔公司对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了评级，其中中国银行以BB+级居首，广东发展银行以CCCpi级居于最末。即使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2004年元月分别获得了政府225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后，标准普尔公司的评级依然是在具有投资价值的BBB之下 。显然，这些银行是不具备投资价值的。从技术上来说，中国的银行已经破产 。不但现实问题如此严重，而且在2006年底，我们将进一步面临WTO 的协议的规定，中国的银行就要在中国境内面对世界各大银行竞争，可以预见，到那时，中国的银行的资金来源将严重萎缩；更何况由于中国企业信用度风险高,中国的银行存款贷款差也高于国际同行0.5%到1.5% 。这样一来，中国的银行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无可挽救的劣势。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及时地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有效制约金融领域以权谋私的腐败和控制金融坏帐的话，我国各大银行很难在2006年以后，在和世界各个财大气粗、规范有序的跨国大银行的竞争中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如果我国的银行不能好自为之，那么几年以后跨国银行在我国金融领域占居主动权的话，那么这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悲哀。
（七）、大多数民众无法坚守“讲真话”这一公民道德底线，言而无信，行不守约，造成普遍的信用危机，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普遍的守信行为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和经济顺利运转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健全与否，是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的根本保障。但是，我国目前的信用机制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缺乏有效的市场规范管理和信用风险监控机制。社会上，各种信用关系混乱、无理拖欠、欺诈、赖帐等失信行为广泛发生，资金拖欠造成“三角债”、“多头债” 屡见不鲜，受不良债务拖欠影响的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0%以上，2001年，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三角债”、“多头债”约为15,000亿元，比12年前上升了11倍 。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所增加的财务费用2000亿元 。而且非法集资泛滥，从而造成国家税款严重流失。根据资料显示, 各种税收流失损失达到每年有 5700 亿元至 6800 亿元人民币 。每年我国因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 ，其中造成税收损失高达100亿元左右 。违约合同欺诈、质量价格欺诈、虚假广告等信用问题普遍存在。近年来所订立的各种合同中，欺诈率约达30% ，而履约率仅有约50%左右 。虚假信息和数据普遍存在。目前，企业做假账，披露虚假财务数据，统计数据造假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证券市场上,各种形式的造假更是花样翻新，如编造上市公司前三年的报表, 隐瞒重大事项，伪造银行对账单等等屡见不鲜。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信用危机，它已经成为妨碍我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严重障碍。人民银行研究局引用的调查资料显示：因信用缺失造成企业直接和间接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受此影响GDP 减少约2个百分点。其中逃废债1800亿元，合同欺诈55亿元，产假售假造成损失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财务费用2000亿元 。如果按照我国一年GDP新增的产值约7000亿计算，5855亿信用损失几乎相当于我国每年新增的83.6%产值。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建立一套能经受得住可能发生的金融冲击的金融架构和设计一套高效的国家信用监控系统，全面整合社会上各种信息资源，并使这些资源在信用交往中得到了充分利用, 从而帮助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信用标准，已经成为我国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以上数据来自《写在 “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夜------中国金融安全的策略》杨璧菲、胡峻鸣）
（八）、环境立法不完善，环保执法不到位，绝对权力的以权谋私干涉环保执法，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由于绝对权力的政绩工程一好遮百丑，在盲目追求产值的前提下，必然的损害环保执法，它们和以权谋私的腐败共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且进一步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重要隐患。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的话，那么这不仅仅是阻碍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甚至是对全人类的犯罪。
（九）、大力发展高消耗的低端产品引起的资源浪费，将大大提高我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并且将进一步加剧我国的资源短缺。
其中必须解决二大问题，一是：必须消除和改变我们生产中的浪费现象，在我国现实的工业生产中，无论是因为科技含量不足，还是由于浪费，我们的单位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率都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从长远考虑，我国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而在不远的将来，大部分农业人口将转向工业生产，毫不夸张地说，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低端产品甚至可以满足全世界的大部分需求，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有效地降低我国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率，那么，不但会严重地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在全世界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情况下，这甚至是对全人类和子孙后代的犯罪。
其次是，我们必须及时地实现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把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地向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转换。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期内及时地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而长期地在低端产业中徘徊，那么无论从产业的利润回报，还是从原材料、能源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来说，将很难使我国的经济长期高速持续的发展。而要实现产业机构的升级换代，首先必须先实现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升级换代，这就有待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成人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第二是政府必须在宏观调控中有目的地调节产业间的利益关系，激励人们向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转换。
（十）、我们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首先必须改革我国不合理的制度，但是，要实现制度改革，首先必须先改变中国“人”，必须将广大国民的“奴性人格”和“糊涂人格”重塑成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独立人格，要完成这一重任，将有待于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我们认为科学的、先进的社会体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任何社会的变革都必然是通过大多数民众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这就有待于大多数民众的觉悟和他们为新的社会体制奋斗的能力，所有这一切进一步说明，全体国民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解决所有一切问题最根本的前提，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一切社会问题，也就是不但必须通过保障，促进和充分实现每个人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一切权利，即通过完善的人权，来提高社会上每个人的创造性实践能力，调动和促进其在劳动实践中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并以此来促进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必须通过社会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来进一步重塑中国国民的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的独立人格。
因此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必须改变传统课堂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和以提高劳动技能为目的的教育模式为素质教育的方式和以人文素质为目的的教育模式，并及时地改变我国学生“高分低能”的现状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因此教育改革，不仅仅是“减轻学生负担”。 我们认为作为学生，理所当然地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艰辛和负担，而任何真才实学，任何学习成绩都来自于“勤奋”和“拼搏”，“爱拼才会赢”也是学生最需要的观念之一。而任何勤奋和拼搏都来自于某种压力和目标，只有有了学习压力，才会去勤奋拼搏，只有勤奋拼搏了，才会有成绩，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因此，我们认为不但不能减轻学生负担，而且还必须加强学习上的勤奋和拼搏，而重要的只是改善和加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改变学习的观念，方式和内容。我们必须对“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的学习精神赋予现代的方式和内容。把学生从“考分”“死读书”中解放出来，引向素质、知识、能力、人文和自由的人格，这才是目前教育改革的重点，而不仅仅是“减轻学生负担”和“减少学习量”。
如果说建国以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些成绩的话，那么主要的也是像体育界中多出成绩一样，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压力和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真是我们的教育界和体育界一样，是在不断的淘汰和筛选中产生“效益”。因此我们担心一旦取消这种公平的竞争压力，那么我们连目前的教育成绩也会失去。真是在上述观点指导下，我们提出了目前教育改革，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几大具体内容，供各位教育专家参考
1、“启发教育”是知识教育的基本方式。
我们认为必须改变以往讲解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改革那种着重讲解，倾注书本知识，死做大量习题的方法，而采用一种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培养学生自学能力，预习能力，自我理解能力，自我分析能力及自我总结能力，培养他们在学习中善于发现问题，善于自我解决问题能力，多采用讨论，争论，甚至学生上讲台等一系列活跃的学习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原则不应该是“教学生知识”，而应该是学生“自己学知识”。只有当学生具有较高的自学能力，并保持这种自学习惯时，他们在离开学校后，才能继续“自我深造”，不断拼搏，才能在人生道路上有所建树，如果他们缺乏自学能力，他们在校时期成绩再好，踏上社会后没有继续自我深造能力，他们也将一事无成，因为人生在校时间才十几年，这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是很短的，所学知识也有限的，只有保持以后几十年不断“自我深造”、拼搏奋斗才能有所作为。
2、“个性教育”是我国中小学教育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一批千遍一律，同一模式的，“百分加绵羊”式的优秀学生呢？还是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独立个性，具有独立人格，丰富多彩，各有千秋的，甚至带有不同“小缺点”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主体”呢？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中国文化传统最主要的“儒”“道”两家的经典学说，还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都异口同声地赞同前者。而本文的观点却是反潮流地赞同后者，我们认为，缺乏个性是中国学生，也是中国国民最重要的缺点之一。历来的教育理念，不管是“儒”家的“克已复礼”，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甚至十年动乱中的“斗私批修”，直至现在新世纪还一致提倡“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切，直至生命”的完美的教育理念，无不异口同声地片面强调“服从”、“遵命”，强调“共性”“集体”和“理性指导”的重要性。而片面地忽视和压制“个性”和“感性欲望”的发展。而事实上，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任何集体利益的发展，都有待于个体的创造性实践，而个体的劳动实践的成果，有待于个体利益的激励，同样任何“理性指导”也必然以“感性欲望”为基础，任何片面强调“集体利益”和“理性指导”的教育方式，都必然产生异化——“说假话”、“搞欺骗”，以此作为获取个人私利的“敲门砖”。这种情况以前发生得还少吗？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尤其在目前我国学生和国民的个性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注重个性教育和个性发展。教育必须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要因人而异，启发引导，和自我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独立个性，独立人格，因为个性的健全和充分发展是学生和国民创造性实践能力充分发挥的前提条件。我们很难设想一个缺乏个性，缺乏独立人格，缺乏个性想象力的，观念绝对传统的“百分加绵羊”式的优秀学生能有丰富的，蓬勃的，突破传统和共性的创造能力。我国学生“高分低能”现象的致命伤也正是缺乏独立的、完善的、与众不同的、超常的、“个性”发展。
3、（三）“人格教育”和“人文教育”是中国学生必须加强的必修课。
应该说：“人格教育”是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最基础的、必不可少的、甚至比“知识教育”更重要的原则。学校教学生最重要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善良的，正真的，合格的公民，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格教育”。并且必须运用丰富的人文思想来把学生培养成具有人文教养的、具有凌然风骨的、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第二重要的才是科学知识。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小学甚至大学中的“政治”这门学科进行改革，必须减少一些空洞的说教，大量增加一些“人格教育”、“人文教育”、“道德教育”、“法律教育”、“个性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我们的教育必须提倡“君子可以好财，但必须取之有道”的观念。教会学生为国家和为人民作贡献的同时去赚钱，去获取私人利益。即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同一轨道上，放在同一方向上。我们还必须教会学生一旦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传统教育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是教生为国家、为人民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这个观念固然不错，但这只能是少数优秀分子的作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相情愿的事，如过分强求就会产生异化，把此观念当成获取个人利益的“敲门砖”。因此我们认为，“人格教育”必须在此问题上教学生做到“决不可以为获取利私而损害他人利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做人原则，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气节，这就是我们的“人格教育”的基本点。我们经济常听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在国企中，要么你全身心地投入一种往往是牺牲国家利益或企业利益的“关系学”，把上上下下的关系摆平，要么你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甚至会面临下岗困境，靠过硬技术和知识站住脚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太少太难了。不管这话是否属实，我们的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宁可一辈子恪守清贫，也决不同流合污搞关系学，我们必须为过去“不为五斗米折腰”、“士可杀，不可辱”等封建文人人格模式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教育学生做一个善良的正真的，合格的公民，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格。
我们的“人格教育”和“人文教育”还必须把学生培育成一个具有大无畏的、坚忍不拔的追求真理的勇士，把学生培育成一个可以牺牲自己任何利益甚至生命来换取科学真理和自己的永远站立的自由灵魂的斗士。把他们培养成“昂首鄙视一切阿谀奉承，横眉冷对一切骄横的权贵”的，具有凌然风骨的知识分子 。
4、“法制教育”是我国学生必修的重要一课。
目前“法制教育”在中小学，甚至大学的教育大纲中所占的质和量无疑地是非常欠缺的，在目前的中国，以法治国的理念还不能在全国上下彻底贯彻落实，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法制缺少了民主的呼应，就好比一只断了翅膀的雄鹰，再也不能在蓝天翱翔，只能屈辱地倒拜在权力的淫威下。所以从古到今，权大于法，以权代法是我国不能真正成为法制大国的根本原因。法制在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与民休戚相关的、举足轻重的实效，那么在人们的法制意识，和在我们的法制教育中也就必然没有占有它应有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法制教育”，把它提高到它所应占有的地位，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历史重任，我们必须培养出一大批学法、懂法、执法、行法，打击违法的文明公民，为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创新教育”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所谓“创新教育”就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创造性实践能力，使他们善于发现，善于批判、善于创新，善于改革传统中一切不合理的因素。这也是评判一个学生真实能力的重要标准，甚至比分数还重要。这也是我国几千年来，包括建国以来教育工作中长期忽视的，也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最可贵能力。我们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创建了我国思想文化，哲学艺术，和史学的基础后，二千多年来一直没有重大突破，这和欧洲的文化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宗教神学到文艺复兴、民主共和，一直到当代人权思想，不断地高潮迭起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学说如何完美，不可突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这些经典学说时往往盲目崇拜，甚至作茧自缚。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缺少批判精神，创新精神，这也是我们在历史上从强盛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教会学生在学习和阅读时除了弄懂弄通，尽量吸取其“营养”外，还必须有第三步和第四步，即批判和创新过程，必须找出所学内容中的谬误，不科学，和过时的东西，因为任何再完美的学说理论，尤其是社科方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必然会产生不合理，不科学之处，比如，如果没有邓小平对斯大林、毛泽东所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和突破，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邓小平理论，因此我们必须使学生学习这些伟人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用批判和创新的眼光审视任何学习内容，甚至是任何权威理论，决不盲目崇拜，因为有了批判才会有创新，有了创新才会有进化和发展。
其次，我们必须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决不能贬低它的为标新立异，即使他们的想法和观点是错误的，也必须启发和引导他们自己弄懂，真正明白错误在哪里，在他们没有明白错误在哪里时，要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必须解释，我们之所以没有将“国企改制”问题单列一大点来分析论述，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国企改制”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国企本身的问题，其实质上是一个民主和反腐败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解决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的话，如果全体国民能够因此而成为国企的真正所有者的话，那么国企也就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同时也将通过腐败的制约而大大提高企业效率，那时国企改制就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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