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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印五十年的对比===＝＝看看先辈们建国前30年都干了些什么
（转自新华网发展论坛）
1997年8月10日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1947年8月尼赫鲁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五十年后，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也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5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印度只有44分。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得力于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时期的土地改革政策、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共产党对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报纸，更不是亲共报纸，绝不是亲毛报纸，在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在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正义的中国学者以印度为参照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一批批被“解放”了的领导干部、所谓的知识精英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自惭形秽，不考虑我国起步时一穷二白的家底，迎合着某些人否定过去的心里，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横比文章，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g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也有一些人愤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证明前三十年的伟业。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大合唱中，在一切否定过去的大背景下，显得是那么孤弱。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诅咒文g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转变为“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爬行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拌随着摇滚乐迷漫了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单向与发达国家横比的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了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毫不逊色，而且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为了说明问题，有几份统计资料烦请读者耐下心来看一看：
1965-1985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国别 增长率（%）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② 印度 1.7 台湾省缺
英国 1.6 苏联 5.89③ 巴西 4.3 泰国 4.0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加纳 -2.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南朝鲜 6.6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马来西亚 4.4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尼日利亚 2.2
以上选列了西方发达国家、亚洲 “小龙” “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更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一点也不逊色，且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让我们来看一下问题的实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和地区，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象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雕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的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后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 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象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有史可查）。正是靠着这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了起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但其中相当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南朝鲜）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的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９２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８２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有封索、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苦干，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 “神迹”又是什么？
有人说五十年代日本与中国基础相同，我们与日本同时起步。我不知这些人是看了由哪个人编著的在哪个年代出版的哪种资料，但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二战前日本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然一个小小的岛国哪来的势力侵吞半个亚洲、长戈直指苏美？而二战并没有摧毁日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
建国前30年先辈们都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前三十年，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也有统计数字为证：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④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1995年 49-78年 52-78年 78-95年
工农业产值
（指数） 56.5 100 779 3303⑤ 9.47 8.21 8.8
钢铁（万吨）15.8 135 3178 9153 20.1 12.9 6.4
煤炭（亿吨）0.32 0.66 6.18 12.12 10.7 8.98 4.04
粮食（万担）2264 2378 6095 8902 3.47 3.69 2.25
棉花（万担）44.4 130.4 216.7 434.1 5.61 4.17
肉类（万吨）338.5 856.3 3692 8.98
石油（万吨）1244 10405 14764 26.3 23.4 2.07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得到答案。五、六十年代，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鹤立鸡群式的人物，而是很普遍。当时，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多大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不错，从57年开始20年没大涨工资，百姓生活改善的速度不是很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象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给后人打好基础，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20多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保家卫国，二是置办家业。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北部西部苏联在中苏边境囤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东部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要反攻大陆，中国面临南北夹击、全面被围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一些经济建设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搞深挖洞广积粮，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是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所谓置办的家业，且不谈1965以前的巨大建设成就，单说1965年之后所谓的经济建设“停滞”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简明教程》记载，农业上，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1975年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建成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海河等一些大中小型河道得到大规模治理，农村道路网、农田水利网普遍形成，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杂--交玉米、良种小麦开始繁育推广。
工业上，建设了一大pi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qing油田、胜li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线、tan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zha机工程等，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yang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宝成电气化铁路，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军事、科技方面，两弹爆炸，多种卫星上天，运十研制，人工胰岛素合成，核艇、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下水，轰6、歼7、歼8、强5升空，战略导弹成功，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10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且不谈工业、农业、国防、交通、能源、教育、科研等方面浩大的基础建设，仅工农业总产值就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356亿元，番了一番还多。在建国17年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10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一个只知穿着华丽的服饰，整天领着孩子下馆子逛商场，而不思给后人留下家产的家长，尽管一时会赢得孩子的欢心，但绝不是一个好家长。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巨大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或许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发展这么快，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更快一些，就象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关系。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是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的，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的工业革命，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有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就搭积木。再可以想一想，建一栋房子，打地基很慢，起屋则是很快的。
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曾经有过辉煌。遗憾的是，许多人，光顾了咒骂自己光辉的过去了，光顾了奴性发作了，这一切几乎完全被遗忘了，或者完全被抹去了意义！难道这是集体性记忆的丧失？ 不，这是多年来知识界“精英们”那股“妖魔化中国”思潮的杰作！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了美国的“妖魔化中国”！又是谁纵容了这股“妖-魔化中国”思潮的延续？？？
旁观者清。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战略，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伦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
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是多么的浅浮。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的时候，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的政策，却更不应该忘记载树的人们。
以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巨变为例。毫无疑问，包chan到户、个体私营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增长。但是请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有一定因素外，八十年代的农业丰收最主要的有以下四个因素：第一是种子g命。七十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应感谢受到毛泽东接见过的泥腿-子专家袁long平），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zhong子g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fan育、推广要十几年的时间。第二是化肥g命。7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第三是水利g命。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在建国前三十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组织社员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人工河道、田间路、沟渠网形成，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这些基础建设工程在现在是很难完成的，投资也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积极性发挥到极限的现在，农村已暴露出许许多多尖锐的问题，不知你们是否看过现代的《农村调查》一文。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也应该感谢提供大米的人们。
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达山顶时，人就会精疲力竭，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撤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却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就会被全部消耗，而动能又会被磨擦阻力损耗，这时再大撤把就会走不动。改革开放以来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成了动能。例如，七十年代后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且有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政实力雄厚（何谈经济面临崩溃？），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但到了现在的内外债都达到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当形势需要重新集权时，就会困难重重。九四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却很难实施，就是很好的例证。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集体经营，到个人经营，一分了之，这很容易，但为了实行农业标准化管理、土地规模化经营、农业集中发展、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再要重申土地集中经营，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以前的熏陶，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拨毛，社会公平就会荡然无存，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风、教育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祖宗的，用着祖宗的，住着祖宗的，却一天到晚咒骂自己的十八代祖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建国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幸好历史是人民写的，人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后人终究会公正地评判历史的！！！
①除注明外，本表数据引自《世界经济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
②该数据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长率，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
史》，黑龙江出版社，1985年。
③苏、匈、保、捷、波五国的年增长率是从《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各国国民收入
1960-1981年数据中计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本表数据分别引自或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黑龙江
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⑤该数据比照1978到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率折算，仅供近似使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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