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分享啦分享啦，摘自《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随笔集》。
在我国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各种欺诈、违约、投机取巧等现象也不断产生。这类现象在国外叫作“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原是研究保险合同时提出的概念。在保险合同的签署中，一方面由于投保人可能怀有谎报风险的动机，从而使保险公司难以针对不同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来收取不同费用，即难以确定其边际费用，而只能根据平均风险收费，结果使许多投保人有利可乘。另一方面由于投保人在投保之后可能会减少防灾努力而增加灾难风险，出现所谓的“不利影响”。制度经济学家和产权经济学家常以“道德风险”概括人们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在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中，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的不完全，代理人所付出的努力小于他得到的收益。
“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追求收益最大化与制度约束软化的矛盾。制度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认可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国的制度约束体系。制度约束的软化主要表现为制度的不健全和实施机制的软化。在一国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就容易出现旧的制度失去了约束作用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真空”的状态，此时就会产生“搭便车”、偷懒、机会主义等“道德风险”问题。面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道德风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这种观点把道德风险与市场经济等同起来，而忽视了道德风险是制度约束软化的产物；另一种观点否认道德风险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好象市场经济越发达，道德风险就越少。这种观点也没有看到道德风险与制度约束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把“道德风险”与道德败坏区别开来。前者是一种实证的描述，而后者是一种价值判断。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也不排斥其偶尔有“搭便车”、“偷懒”的动机和行为。只要我们承认个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那么“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其次，“道德风险”又不同于一般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例如价格的过大变化、经营管理不善等都会造成企业的损失甚至破产。而“道德风险”却是描述经济主体的“偷懒”、“搭便车”、“机会主义”等动机及其行为。“道德风险”是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现象，但是另一方面，过多的“道德风险”又必然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因此，制度的创新应运而生。制度的作用在于，规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关键就在于社会建立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市场经济能否建立的关键也在于社会能否解决因分工协作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研究了交换引起分工和专业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的情况。但是斯密却忽视了与些同时增加的交易费用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从深层次看，“道德风险”并不是一个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而是根源于市场经济与经济人本身。
在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道德风险”现象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道德风险”现象并不多见。这并不表明那个时期人的道德品德就高于今天人的道德品德，而在于那个时期产生“道德风险”的条件要比现在少得多。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主要表现为，（１）信用度低。这表现为违约、债权债务关系的扭曲等。1992年我国共签订经济合同30多亿份，履约率仅为30％左右。信用度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约束软化，从而导致违约成本极低。（２）“搭便车”。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都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目前我国国有经济中的“搭便车”行为最为严重。这主要表现为，经营者的“搭便车”行为，如利用公家的钱去炒股票、房地产、期货，风险、亏损公家承担，个人得好处，又如公家付费私人消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2年全国大中型饭店、宾馆60－70％的收入来自公款宴请；来自国有企业主管部门的“搭便车”行为，如主管部门可凭借手中的权力“搭便车”，这包括对国有企业资产的借用、摊派、报销、占用及赞助等。国有经济中“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国有资产产权界定不清。（３）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这包括各种投机取巧、假、冒行为等。
如何认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有人把这些现象归结为社会风气的不好。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任何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都面临着“道德风险”问题。降低或抑制社会经济生活中“道德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用制度约束来抑制“道德风险”是最有效的方法。第一，加快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法规建设，尤其是要加快国有资产产权制度的改革。第二，要加大制度实施机制的硬度。在我国一些领域“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缺乏制度法规，而是在于制度实施机制的软化。如各种人情使制度约束软化、有法不执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就使违约、违法成本大大降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制度约束硬化的标志就在于个人只有在合法的渠道里才能实施个人收益的最大化。或者说，违约、搭便车、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太高。
在我国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人们只重视正式约束在减少市场无序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非正式约束在减少市场无序方面的作用。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很重视意识形态在减少“道德风险”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当个人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而无法迅速、准确和费用很低地作出理性判断，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程度超出理性边界时，他们便会借助于与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准则、风俗习性等相关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或抄近路。其有效性则取决于人们对价值信念或意识形态的虔城程度。
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的工具。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而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第三，意识形态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这什么意识形态具有这些功能？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因此，任何**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笔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观点对于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道德建设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在我国传统经济体制时期，我们过多地讲政治、讲道德固然是错误的，但在我国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一些人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我们现在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不正常现象（如过多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过多的道德风险、腐败等），都可以用经济的办法解决，一谈道德建设就会被一些人讥为“说教”。这是一种不应该继续存在的“逆反”心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无序现象并不完全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一个深层次的伦理道德转轨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来共同探讨的大课题。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