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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广义进化论角度的探究

谢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067

作者从广义进化论的角度（运用软硬结构模型）对中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做出解释。

1、作者根据佛教的输入、游牧民族的入侵、对外贸易对传统经济思想冲击较小，从而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封闭的。

2、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概念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

3、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式以及国内外的环境均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古代中国严重缺乏一种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经济思想体系自然也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乃至完整形成的动力。

4、儒、佛、道合一的思潮的形成及其深刻的影响，使得理性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

5、在中国，以原始氏族传统为根基，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亲睦、互爱互助，排斥“经济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

6、在国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软结构自身的缺陷也暴露无遗。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至司马迁后走向了衰落，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重要的理论品格。

7、方法论的不完善性。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注重宏观统一性，缺乏对微观现象的研究，薄赋敛、抑兼并、本末论无不是这种方法论下的产物。

8、研究精神的不深入性。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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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大学经济学 Economy Article econom 通论

这几点原因，在我们以前的讨论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

《现代英国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上中下三卷）克拉潘，1926、1932、1938年

克拉潘和他同时代的人大都喜欢个案研究，同时跃进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领地”，坚持把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文化都融为一体，用以解释公司、农场、工业及社会群体的行为，并用一切历史知识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与落后。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并没有从经济学那里得到多少思想支持，不过，当时的经济史家都读了一些经济学著作，借用了一些吸引人的术语与相关理论，开始更多注重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同时，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包括克拉潘在内。

克拉潘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考证，应当说这是这一时期经济史学者共有的特征；二是注重统计方法的运用，本书就以考证严密、数据精确著称。

克拉潘重视历史统计的重要性，因为统计数据可以更为准确的反映出历史的真相，从而得出与历史学家靠主观判断所得出的不同的历史。在本书中，作者一共运用了27张图表，并且用统计数字纠正了以往的两个观点，一是以往历史学家对19世纪人口增长的漠视；二是1820-1821年物价下跌，工资的购买力相对上升，但史学家认为这一段时间内工人生活水平下降，这一观点也因此而引起许多争论。

在方法论上，克拉潘认为经济演变是一个进化过程，“概括结论”往往经不起不断进化的经济事实的检验，因而他注重经济史实的陈述，在叙述经济史实和英国的经济政策时，作者不仅引用了有关的许多重要著作和报刊论文，而且广泛利用了英国官方的调查报告、地方志、年表以及各种蓝皮书中的材料；并且致力于统计数字的考证分析，而不是一般的、有系统的阐述自己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是在写一部关于经济意见的历史，而是在写一部关于经济史实的历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12 23:28:01编辑过]

《中世纪社会经济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汤普逊，1928年。

由于边际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先后兴起，经济学的经济史在20世纪初得到初步发展时期，出现了专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如赫克舍尔（Eli F. Hecksher）、克拉潘(John H.Clapham)、托尼(Richard H.Tawney)、米切尔(Wesley C.Mitchell)、厄什(Abbott P.Usher)、丁伯根(Jan Tinbergen)等，但这一时期的多数经济史学者仍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汤普逊就属于其中的一员。

实证主义认为历史学就是要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所以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考证，他们详述事件经过，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成为叙述式的史学。汤普逊自称他所用的方法是“历史叙述法”，寓观点于叙述之中，而反对作出系统的解释，提出鲜明的观点。以第一章“罗马帝国的盛衰”为例，关于罗马帝国的灭亡问题，他一一介绍了以前历史学家的各种解释，但没有论述自己的见解，而是从关税、手工业的世袭制、大土地所有制、赋税负担的加重和有产阶级增加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些历史现象来叙述罗马帝国瓦解的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约瑟夫·熊彼特 1942年

吴承明先生在《历史观与方法论》一文的“经济史学小史”部分不知为何要列出熊彼特的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不是在回顾而是在前瞻资本主义的命运。

熊彼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并认为它不能存在下去，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他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

关于资本主义活不下去，熊彼特认为这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经济进步日趋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取代个人的活动。此时将出现或多或少的静止的状态。本质上属于一个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会萎缩衰退。此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利润以及与利润亦步亦趋的利率都会趋向于零。靠利润和利息为生的资产阶级将趋于消失。这样，一种非常清醒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的出现。

《经济史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约翰·希克斯 1969年

二次大战后，西方发生史学革命，实证主义受到怀疑，历史主义几乎被推翻，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叙述的历史变成分析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经济史学”提倡“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理论统一”，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了“数量经济史”、结构主义、制度学派，也催生了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

这本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来实现逻辑进程和历史进程的统一，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某一历史时段、某一历史时点上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的回顾与对比。书中将市场的发展作为逻辑和历史进程的结合（由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市场经济），在讲述市场的发展过程时，又强调了文化、制度的重要性（这正是他对计量史学的批评之处），这一过程可以表述为：市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中产生，市场的兴起改变了国家政体和法律制度，政体和法律促进了市场的开拓，市场改变了道德文化观念，新的意识形态促进了新的经济形态的成长。

《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L’IDENTITE DE LA FRANCE）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0年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标志着法国新史学派的诞生。费弗尔和布洛赫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其中布洛赫把杜尔克姆的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移植到历史研究中来，而费弗尔德研究则侧重在思想、文化和精神状态方面。1946年，刊物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6年费弗尔去世，进入布罗代尔时期。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是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于1949年出版，该书将历史分为结构、形势和事件三个层次，将时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在研究深度上超过了第一代新史学家的成果，更加精确地揭示了长时段结构因素（地理、气候、动植物和文化）对短时段政治事件的隐蔽的决定作用。这部著作成为“总体历史”和“比较历史”的经典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布罗代尔的第二部名著。

布罗代尔晚年打算写一部法国史，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布罗代尔1985年在完成第一部分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