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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不可能一步到位。譬如当下，普选领导人，还可能选出一位对内重启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对外重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主儿呢。重启放权让利，除了马上减税减费，增工资增收入之外，下手破除垄断国企“主导产权、控制命脉、垄断资源、占领上游、支配关键、掌握要素”的特权，推进利益包容、产权多元、资源共享、市场准入的开放竞争，显然是个突破口。换言之，重启政改，从哪儿改起？还得从紧迫的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改起，而不是泛泛空谈。迫在眉睫的两项改革，一是重启土地私有化，还地于民；二是把原本属于公产的国企股份还给13亿人民。这两项改革的实质，就是让全民当自己财产的主人。物权是政治权力的核心，而从发生学上，“一切财产权与**权力都起源于地权。(斯密语)”为什么还地于民也是政改？因为公众不供养黑社会而供养国家，无非是要它保障自己的地权与财产权！
先说还地于民。马克思有名言曰：“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马克思所说的钥匙能拿来理解什么？理解“亚细亚方式”的根基也即东方式集权的根基。但土地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最大的投资偏好。“有土斯有财”的传统观念，令近代以来土地私有化程度颇高。有数据显示，1900年后的20年，全国土地的97%已私有化，只有不到3%的国有土地。恢复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状态，也即土地100%国有化、准国有化(集体所有土地其实是预备役国有土地)，不过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一连串铲除私有财产的政治运动的产物。
30年来变革的实质，是经济领域去私有化之后的再私有化，去资本化之后的再资本化，去市场化之后的再市场化，去国际化之后的再国际化，对不？但在我们反省纠错地重启市场经济的日程上，从未提及土地资源的重新私有化。也就是说，唯独土地重新私有化的产权改革从未启动，更谈不上触礁搁浅了。为什么？因为国家已经成为唯一的地主，土地已经成为现行政经体制的核心资源与核心利益。土地资源一统天下的垄断，重又成为集权体制的根基。随着土地资源的市场化、资本化、超额剩余价值化，**已成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唯一食租人。要把食利自肥者已吞咽的美食吐出来，离开政治改革，难乎也哉！
再说还公产于民。改革前30年积累的全民所有制财产，既是原本全民私产归了大堆，也是全民被“超剥夺积累”的血汗财富。前苏、东转型时，各国都遵从了起点平等原则，实现了全民持股，“证券私有化”成为重启私有化的起动方式。虽曾有过股权过于分散、有价无市、入市前投机等弊病，但毕竟公平分配了公产。但在中国，全民所有财产却暧昧地成了国有资产，在历经了“承包”、“租赁”、“内部持股”、“管理层收购”等巧取豪夺之后，变成了与民众私产对应的**资产，也变成了只有那几千万有内部人身份者才能受益的少数人的饭碗。打破独享性体制，就应当把国企资产平分给全民。这个平分并不是全民分钱，也就不是权益之计的刺激消费，而是物归原主的还财于民——把原本属于全民的财富还给全民。怎么还？有的是国际经验借鉴，就是遵从起点公平原则，实现全民持股！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语)”为什么说还地于民、还公产于民是政治改革？因为唯有交还出手中的核心资源与核心利益，才能改变**不守本分，不务正业的现状，确保**真正退出市场，不当球员只当裁判，只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平裁判，履行自己的本职。舍此之途，“权力配置要素”转变为“市场配置要素”的经济转型无法完成，权力资本化，垄断寡头与民争利的弊端无法根除，“由人治转向法治，由国家干预转向社会自治，不断限缩公权力，扩张私权利(江平语)”的政治转型更无从谈起。
国富民穷、官贪民怨的根源何在？在于权力为刀俎，市场为鱼肉——宰你没商量的垄断与集权体制仍在。政治改革改什么？改的是"**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政治改革为什么抛锚？抛锚在**掌控市场核心资源、核心利益坚冰难破，官员权力资本化坚冰难破。政治改革为什么难？还是前领导人说的明白：你以为改革是改谁？改的就是自己——放自己手里的权，让自己囊中的利。海星断腕，纽虫断身，蜗牛断足，壁虎断尾一类叫自切自弃，中国古人叫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政治改革之难，难在它不是时尚的排毒、排油、排石之类无痛疗法，而是割瘤、割癌、割肿一类自切自弃自保手术。要开胸剖腹，谁不本能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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